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创始人之一，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关键沟通者、理论宣讲者和实践推动者。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积极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出了重要贡献。重温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巩固和扩大革命和爱国统一战线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新时代更好发挥社会各阶层积极作用，团结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意义重大。

　　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坚决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林伯渠是共产党党内最早主张与孙中山合作的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组织者之一。1922年夏，广州政局发生剧变，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当时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对此看法不一。1922年4月底，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党团干部会议，会上谈到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不少党员都倾向于支持陈炯明，但林伯渠坚决主张支持孙中山，认为应尊重历史，赞同国共两党建立合作关系，反对陈炯明假借人民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的“联省自治”。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终同意和孙中山合作。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8月，西湖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生重大改变时，孙中山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西湖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多次与孙中山会见，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林伯渠一直参与其中。1923年6月，党的三大召开，大会批准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方针，同时进一步提出“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党的三大以后，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全体同志于最短时间内加入国民党，并增设“国民运动委员会”，指定林伯渠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由于林伯渠身兼国共两党数职，因此当时江浙沪湘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都同他有关。此外，当时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如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80多人加入国民党，也同林伯渠的积极推动分不开。

　　1923年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廖仲恺积极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同年底，林伯渠来到广州，为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积极磋商、斡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等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国民党党纲、党章，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随后又推举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至此，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发展人民进步力量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中共中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此后，林伯渠亲力亲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奔走于西安、南京、上海与庐山之间。

　　以党外合作实现国共合作。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发展求巩固”。林伯渠赞成这一观点，并提出尽快把我们的力量搞得大些，“扩红应为十万”，得到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赞同。扩大会议后，林伯渠多次联络国民党内的老朋友，以促成国共两党谈判。随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基本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则，由内战转向抗日，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林伯渠对此十分高兴，提出未来国共合作的形式是党外合作，且要重视军队工作的领导权问题。

　　为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7月，林伯渠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上海、庐山，与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呈交国民党。8月，洛川会议召开，讨论了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合作等问题。洛川会议后，林伯渠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集中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顺利实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中心工作是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下旬，陈独秀出狱后，表示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继续工作。9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电告林伯渠，提出“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的原则，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指导意义。林伯渠后来接待过许多曾犯过错误或因其他原因离开中央，但又愿意抗日的人员，团结他们共同抗日。

　　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在西安期间，林伯渠十分重视发动和组织民众。他提出：“现在大多数群众团体与有些左派、甚至非左派分子，其爱护八路军、共产党主张之热烈情绪，真有与爱护自己的分子一样”，建议中央充分估计这种形势。此后，林伯渠领导西安各民众团体参加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和游行，积极营救被逮捕的抗日救亡团体负责人，引导他们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亲切接待来访的进步青年和欧洲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等，帮助他们顺利抵达延安。

　　此外，林伯渠还利用他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在国民党内的影响，主动对一些国民党将领及陕西省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如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及其继任者程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七战区司令官刘湘等。解放战争期间，刘湘旧部潘文华率部队起义，都同他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统战工作有密切关系。

　　同时，林伯渠积极在民主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曾多次接待爱国知名人士李公仆、闻一多等，同他们恳商抗战大计。他还利用去武汉、重庆的机会，做过许多团结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工作，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林伯渠常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它。不然，不管你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无党派，都得当亡国奴。”

　　反对投降主义，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林伯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不同意汪精卫提出的“在朝在野党”意见，认为各党各派都应“捐弃成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并提出将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和投降派区分开来，得到各小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人的赞同，从而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召开，林伯渠与吴玉章等人提出《严惩汉奸傀儡案》，获大会通过；他还积极支持陈嘉庚提出的“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案，与汪精卫等投降派进行了坚决斗争。1939年冬至1944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林伯渠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发展人民进步力量作出了卓越贡献。

　　建立“三三制”政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领导边区政府工作，首先是抓好“三三制”政权建设。他认为，搞好“三三制”选举，是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关键。1941年1月，边区开展了普选运动。由于各派认识不一，在选举时出现了或“左”或右的现象。林伯渠指出，“我们总的政策，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照顾到各阶级各党派的利益”。实行“三三制”政策，并不是共产党放弃领导；相反，只有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党的政策，才能真正称作党的领导。不久，边区党委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林伯渠称其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文件”，条文中“贯彻着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经过半年多选举，全边区普遍建立起“三三制”县级政权。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召开，新选出的蒙、回、藏、汉等民族的193名正式参议员和16名候补参议员参加，共商边区大事。

　　建立“三三制”政权不易，巩固“三三制”政权更不易。部分党员存在“我是主人，他们是客”的思想，非党人士也存在做客思想和观望态度，不满有人把他们当作“花瓶”摆设。为改变这一现状，林伯渠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并多次与党外人士座谈，主动征求李鼎铭等党外人士意见。在了解到党外人士意见主要集中在“有职有权”问题上时，立即召开党组会进行研究，并提出四条改进措施。在同党外人士合作中，林伯渠既尊重他们，又坚持党的原则立场。由于他的真诚努力，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在边区“三三制”政权中，和共产党合作良好。

　　为加强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林伯渠还广交社会有识之士，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他倡议组织的“怀安诗社”，聚集了很多民间人才。此外，他还重视培养妇女和青年干部，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和社会阶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抗日救国、建设边区而精诚合作。

　　三、积极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推动建立、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1945年3月28日，林伯渠虚龄六十寿辰，中共中央在给他的祝寿函中写道，“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你所成就的尤为显著。你代表党把目前挽救时局关键的主张，民主的联合政府，首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

　　筹备新政协会议，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给习仲勋、林伯渠发电报，拟请林伯渠赴中央工作，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到沈阳后，在与民主人士的频繁接触中，林伯渠了解到，他们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八项和谈条件，对于召开新政协、成立共和国政府，原则上也表示赞同，但对新政府的产生办法、新政协组织与人事配备、今后各党派存在与否和他们的发展前途，以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等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看法和顾虑，林伯渠对此耐心解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林伯渠指出：党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使其在岗位上有职有权”；“要经过他们中的进步分子，领导落后分子”；做统战工作要注意“反对关门主义，同时不要迁就”。

　　为尽快召开新政协会议，林伯渠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对于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问题，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领导不是包办，而是能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可以用合作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给以前途，使之事业有发展，儿女生活有保障；有朝一日，其工业工厂收归国家所有，亦使之有前途，总之就是合作的前途”。他的发言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推动成立全国学术界、文艺界等人民团体。为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科技文化界人士，林伯渠大力推动成立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群众团体，不仅参加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委会成立大会，还是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发起人之一。1949年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林伯渠指出，“党的、非党的，老解放区的、新解放区的与待解放区的，城市的、乡村的各方面的文学工作者，要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之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之下，结成坚强而广大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教育”，并强调了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还参加了新政治学研究会、新法学研究会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成立大会。这些团体大部分是新政协会议的参加单位。它们的成立直接促成了新政协会议的召开。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代表共600多人参加会议。林伯渠出席了此次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期间，林伯渠同各民主党派进行广泛接触、协商，及时将各方面意见上报党中央，在团结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林伯渠对他们的工作、生活、思想和政治进步等十分关心，多次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为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动全国政权建设，林伯渠提出，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总结的中国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两条经验：“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和国际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人民达到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

　　促进民族大团结，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搞好各民族团结，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50年初，林伯渠积极支持和指导国家民委在北京创办藏族干部研究班，并亲自到研究班作报告。他还多次在中南海接见各民族代表团，鼓励他们搞好民族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

　　2024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5周年。在革命和建设年代，以林伯渠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为实现国共合作、夺取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新时代更好发挥社会各阶层积极作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提供了镜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