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是运用统筹兼顾战略构想解决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在治国理政实践的历史进程中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坚持统筹兼顾，从政治、经济、社会的多维度入手，缔造了经济协调发展、社会繁荣稳定、国内外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支撑，也为党在新时代开展治国理政的科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

　　[关键词]邓小平；统筹兼顾；战略构想与实践

　　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进程中形成了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并丰富和发展了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开展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眼光，也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保证。在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以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化解了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又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提供了战略指引与科学指导。

　　一、邓小平统筹兼顾战略构想及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就中国共产党的统筹兼顾战略构想而言，其核心理念就是党在战略部署上对各项事务做到统一规划、全面照顾，而不能有所偏废。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性，要求全党“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1]P175。

　　（一）以统筹兼顾战略构想推动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其一，统筹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实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目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基于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来的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等一系列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现象提出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若没有丰富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生产力保障，就不可能孕育诞生强有力的精神文明发展的土壤，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文明发展就极易造成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重要价值，力求消除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负面现象。“两手抓”的战略方针，既肯定了物质文明建设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作用，又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价值，为中国共产党及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类问题提供了战略指导。

　　其二，统筹沿海和内陆地区共同发展，贯彻“两个大局”的经济发展理念。“两个大局”经济发展理念是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体现，这一经济理念的主要内容是指导全党如何处理好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对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关系问题上有所论述。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受制于多方面因素影响，长期以来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上，沿海地区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内陆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内陆地区。

　　随着时代主题和现实实践的深刻变化，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相关思想，在统筹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的问题上开展了相应的改革实践。为统筹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邓小平于1988年9月12日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并对“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作了经典的阐述：“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P277-278。在沿海如何帮助内地发展的具体策略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2]P364。此外，不发展的内陆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邓小平认为内陆地区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2]P374。

　　其三，统筹城镇和乡村地区协调发展，构建共同富裕的城乡发展新格局。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其中关键在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1977年，邓小平在会见基恩·富勒为团长的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的过程中提出，“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3]P196。在协调城乡发展关系上，邓小平敏锐观察到了工业发展对农业建设的战略价值，提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的经济发展理念[1]P28。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布局，有利于从理论上指导缩小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

　　以上这一系列论述，体现了邓小平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政治自觉，从而成功避免了中国社会陷入拉美地区城市发达、农村沦为贫民窟的发展陷阱。

　　（二）以统筹兼顾战略构想推动社会发展稳定繁荣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等一系列成就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基于此，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强调国内政治必须保持安定团结，不能只顾埋头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外部环境，尤其强调“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4]P92，揭示了稳定对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是严厉打击各类犯罪行为，统筹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对社会发展造成了法制上的挑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1]P404。1986年，邓小平进一步丰富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战略思想。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犯罪活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的风险，邓小平指出在惩治犯罪问题上，“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2]P154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打击犯罪行为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2]P378，邓小平关于这一问题的系列论述，为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统筹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一些源于西方的社会思潮传入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2]P195。1986年底，面对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又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强调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2]P212。

　　三是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统筹提升党员干部的经济建设能力与党性修养水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部分领导干部对改革开放认识不足、把握不够，将改革开放错误地理解为经济至上，只顾着个人经济建设能力的提升，甚至将腐败看成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导致腐败现象滋生，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邓小平敏锐察觉到这一现象，指出腐败现象的滋生严重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2]P144。邓小平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2]314，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不能有任何偏废。在总结历史实践的过程中，邓小平的认识不断深化，认识到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不力是我们的一个失误，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P379。正是基于此，邓小平强调全党要一方面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抓紧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三）以统筹兼顾战略构想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国内有个稳定的环境，在国际上有个和平的环境。邓小平高度重视外部环境与国内环境两者的互通关系，他反复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P241。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对客观形势的清醒判断和外交方针的正确制定。

　　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判断国际环境的过程中做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引导党内转变了“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的看法[2]P249—P250。他还主张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和平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他认为，“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P86。

　　在邓小平统筹兼顾战略构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世界发展，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广泛开展经济合作，主动缓和与美国、苏联等国的关系，及时调整了对外政策与外交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的大国形象[2]P104，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与支持，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谋篇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统筹处理了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的特殊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风险挑战，邓小平有的放矢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P286，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保证了社会主义的红旗不变色、不变质。

　　在统筹国内外发展新形势的过程中，邓小平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突出问题或根本问题，并且认为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P105。在统筹国际形势估计与国内方针确定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扫除了制约国内经济发展的外部藩篱和内部桎梏。

　　二、邓小平统筹兼顾战略构想与实践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内容丰富，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统一。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照辩证法办事”[6]P200，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科学解决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武装头脑。具体而言，邓小平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与实践主要体现了以下基本原则。

　　（一）以把握主流的方法，牢牢抓住主要矛盾

　　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运用的一项基本原则，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6]P228。邓小平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

　　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重点论”的方法论在实践中运用的鲜明体现。在经济建设实践的活动过程中，邓小平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与平均主义的思想做斗争，遵循“波浪式”的经济发展规律。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将搞平均主义视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原则。邓小平针对国内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3]P657，要求先富裕发展的地区快速发展，从而带动后发展的地区，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统筹推进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在发展目标选择的轻重缓急上，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个主要矛盾[1]P182。他认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中心, 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P250

　　（二）以统筹全局的视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贯彻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过程中，邓小平要求全党在决策和战略部署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因素和条件，力求听取多方意见，确保发展所涉及各个领域之间能够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不仅始终强调农业的根本作用，还多次强调了工业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战略价值。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对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各方面出现的问题加以解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

　　统筹全局，促进协调发展的方法论原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两种基本模式，但长期以来受制于冷战思维的影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就成为区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标准。对这一问题，邓小平站在经济发展的全局视角上进行了经典阐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P148-149。这一系列论断，极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对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

　　邓小平还从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认识到了社会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的基本现实。长期以来，我国受制于人口结构、区域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非均衡发展的态势。非均衡发展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极易造成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P164，提出了一系列兼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农业和工业、国内和国外等方面“两手抓”的战略方针。这些战略方针在补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短板问题、推动社会结构调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调查研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在，也是邓小平决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P164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要结合中国实际看待问题，做好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统筹多方面收集的数据，尽可能地制定出客观公正、符合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理论构想的关键在于实践，邓小平认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2]P375，党员干部如果不了解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极易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做出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错误决策。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充分估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他敏锐地指出中国的工农业平均速度尽管比较高，但是底子较为薄弱，“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P164。根据我国社会面临的实际情况，邓小平进一步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加以执行，强调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结构的战略价值。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也是了解实际情况、更好统筹开展各项工作的途径之一。邓小平认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5]P219在我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小康社会这一问题上，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了小康社会的要求，统筹各省发展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客观存在的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实现“小康水平”的概念，并将小康水平视作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的社会发展水平。1980年，邓小平在河南、陕西等地开展调研，综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小康社会标准做出了相应调整。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邓小平指出，“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4]P187-188。

　　三、邓小平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与实践的深远影响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7]P25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崭新的历史实践，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构想，邓小平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助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P250所以，现代化建设中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实现现代化。这一战略构想为中国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推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如设立经济特区、推进市场经济等。这些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设想到20世纪末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2]P278。这一东部率先发展、中西部逐步跟上的战略，在后来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中得到了具体体现。邓小平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一思想为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强调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1]P175。这一原则要求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要全面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平衡各方利益，通过统筹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时，注重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又发挥国内优势，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协调发展，这些思想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得以进一步具体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8]P539这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邓小平的统筹兼顾思想不仅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这一思想被后来的领导人继承和发展，继续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精髓的同时提出了“两步走”等一系列战略蓝图，并以此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步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完善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江泽民要求党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要以统筹兼顾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9]P99，处理好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与当前的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与群众的现实要求的关系。在继承邓小平关于统筹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的系列理论基础上，江泽民提出长江三角洲和沿长江的诸多省市在经济开发中“不可能齐头并进，必须抓住重点，统筹兼顾，搞好联合，发挥整体优势”的科学论断[9]P208，既提出要以浦东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同时也提出要发挥沿江各省的优势特点，为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纳入科学发展观方法论体系之中。2004年，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上指出，“要正确把握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10]P216，进一步阐释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稳定发展的重要价值。在经济发展上，胡锦涛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理念，在发展的过程中“既充分认识自身优势、明确自身定位，又统筹兼顾区域整体利益、加强区域内协调沟通”[10]P574。在理论指导上，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根本方法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述分析，提出了统筹包括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在内的十大关系，并以此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对邓小平统筹兼顾的战略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

　　（三）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经验借鉴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肯定邓小平统筹兼顾战略构想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面临的新情况，运用其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构想。

　　坚持了系统观念的哲学基础。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看待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沿海与内地、农村与城市几对关系的处理上，还是改革、发展、稳定方针的形成以及处理国内外政策的过程中，都体现了邓小平缜密的系统思维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灵活运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用系统观念看待问题，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11]P17。在系统观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四方”的战略布局，推动构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邓小平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进行了时代化的发展。

　　扩展了“两手抓”的视域范围。邓小平统筹兼顾战略思想的重要实践就是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实质和目的在于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但要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创造优良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实现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统筹发展，树立协调发展的战略眼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发展新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7]P483，丰富了“两手抓”理论的内涵和视域范围。

　　坚持了综合平衡、整体推进的战略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7]P67邓小平精准把握了时代发展的主题，敏锐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2]P127之判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要统筹各方力量，实现整体推进的新局面。在整体推进的过程中，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7]P252。邓小平统筹兼顾的战略构想与具体实践是对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和产生的各类利益关系进行全面分析的产物，这一构想与实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筹兼顾的构想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