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是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这一提法，既突出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互动转型中所发挥的独特的、历史性的贡献，也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世纪伟人的世界影响。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掌舵人”。他曾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条件归结为以下两点：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为了给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坚持以宏阔国际的国际视野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体现在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中。

　　一是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把反对霸权主义、保卫和平视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早在1980年初，邓小平就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反对一切干涉他国内政、企图控制世界事务的大国行为和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的着眼点是为团结最广大的国际力量，而邓小平在反复强调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的同时，也多次公开承诺中国永不称霸，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邓小平的反对霸权主义立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普遍利益与公平正义的需求，显现了中国对于世界事务的大国责任，带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特色。

　　二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对于国际事务的一个重点关心领域。邓小平曾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所作为”主要是指中国要对世界格局的走向做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大事，这些大事超越了纯粹的国家利益层面，是对国际社会作出的直接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构建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手中。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国家建设的道路，亟需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反映这种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因此，建立新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主张建立这种新秩序，是一种鲜明的国际主义作为。邓小平曾向到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建议中印两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并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个准则来指导国际关系。这也是邓小平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贡献的中国智慧。

　　三是各国共产党要立足于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为恢复与社会主义兄弟党的关系，邓小平在实践中积极思考党际交往原则。邓小平认为党际交往中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邓小平多次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模式可能存在多样性的思考和认识，突破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模式只能定于一尊的思想障碍，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四是把中国发展好、建设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分。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才能更多地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邓小平曾说，中国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除“球籍”。他还说，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中国国情的一次重大认知。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大国，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就是为人类作出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还会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邓小平一再表明：我们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里，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

　　邓小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一方面使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对外形象和风格更为世人所瞩目和赞赏，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国际环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敏锐而科学地判断了时代主题，清醒而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所处的时代方位，着眼于世界可能和平的趋势和中国必须发展的要求，为中国制定出符合新时期发展的外交政策，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世界的和平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共赢”。

《学习时报》（2024年09月13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