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邓小平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进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着力解决深层次体制问题、依靠实践解决现实问题，既做到纲举目张，又坚持统筹兼顾，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

　　“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领导者政治素质和担当精神的重要体现。早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时期，邓小平就指出：“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系统纠正“左”的错误，使人民在动乱年代看到了希望，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做了准备。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鉴于当时在科教领域存在着大量问题，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他很快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共商问题的解决之道。他风趣地说：“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在与会者建议尽快改变用推荐的办法招生时，他当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座谈会最后一天，他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科教发展的评价、调动积极性、体制和机构、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后勤工作、学风等6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总结性意见，为推动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历史遗留的，解决起来难度很大，还有一些问题是在实践过程中新产生的，躲不开、绕不过。对于这些棘手难题，邓小平不回避、不遮掩、不拖延，而是坦然承认“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认为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关注具有根本性、长期性、普遍性、战略性的问题，强调“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有些什么问题，要真正抓到要害上，抓到点子上”。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制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

　　邓小平向来重视制度的作用，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分析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来破解难题，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着眼，才能把问题找准找实，真正解决问题。因此，邓小平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意识到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着弊端，需要进行系统改革。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同年11月26日，他在接见外宾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在实践中，邓小平支持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各种类型的责任制。这些举措，有助于形成市场主体，细化市场分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

　　农村改革的成功初步显现了市场取向改革的威力，也为改革重心转向城市、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条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僵化观念，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这就进一步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深化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管理体制、贸易体制、金融体制、粮食购销体制、对外开放体制等具体领域的体制改革也渐次展开。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也进行了部署。改革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创新的跟进。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他的支持下，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跨越。

　　“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

　　邓小平始终重视“靠实践”的作用，强调要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

　　干部年龄老化是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的突出问题。邓小平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把培养选拔接班人与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一方面，强调“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鼓励老同志解放思想，大胆选拔年轻人进领导班子，在锻炼中识别和发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推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建立退休制度。在他的指导下，党的十二大采取了设立中顾委的办法，实现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邓小平正确处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问题，生动体现了他“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的解决思路。1984年，在雇工问题引发激烈争论的时候，他在中顾委会议上明确表态：“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重申了“不能动”的观点，强调“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正是他对私营经济采取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新政策，才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开始成为实践，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政策体系。对于“一国两制”，邓小平评价说：“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一国两制”成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方针和最佳制度安排。

　　坚持问题导向，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勇于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

来源： 《学习时报》（2024年08月09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