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刘邓大军突破重重险阻，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纪律建设，严明纪律规定，整肃部队纪律，并模范遵守纪律，使部队很快赢得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住脚、扎下根提供了坚强保障。

　　以身作则模范遵守纪律

　　1947年3月，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解放区转为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解放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立即走出华北，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进军大别山，直插敌后，吸引兵力，实施战略进攻。

　　从当时国共两党的战略态势看，这一战略计划是正确且必然的选择，但又存在着惊险性和不确定性。在全国战略大局转折的关键节点，刘伯承、邓小平以极高的党性原则，坚决服从党中央指示和战略部署，克服部队疲劳和物资匮乏的困难，以一往无前的果敢带领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

　　南下出发前，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在山东阳谷县蒋家庄，邓小平执意拒绝了乡亲们特意腾出的一座两层小楼，他说：“我们是来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不是来享福的。”来到农民孔月仙家，看着仅有的3间草房，邓小平、刘伯承住进了低矮狭小的东屋，坚决把亮堂的堂屋留给孔月仙一家。还和随从人员一起动手把西屋收拾出来，挂上军用地图，房中间摆上方桌，铺上黄呢军毯。简简单单一布置，这里就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的总指挥部。

　　进入大别山后，部队爬山渡河、风餐露宿，斗争和生活都极其艰苦，有时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衣服被淋湿也是常有的事。1947年12月底，邓小平指挥部队从商城南曲河右岸长竹园出发，继续与国民党军周旋。天寒地冻、阴雨连绵，警卫员想要拿点稻草烧火给邓小平取取暖，邓小平却连连摆手说，不用烤火，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邓小平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大别山穷，大别山的人民穷，他不忍心动群众的一草一木。

　　从提高部队认识着手整肃纪律

　　部队刚刚进入大别山，立足未稳，困难重重。为赢得百姓支持，提高部队战斗力，化被动为主动，邓小平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认识，着手整顿部队纪律。1947年9月2日，在河南新县宋家畈小姜湾村，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场紧急干部大会。会议以严明部队纪律，加强对广大指战员作风纪律的教育和整顿，以应付日益严峻的形势作为中心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说：“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会上他向大家宣布了最新的“三不准”的纪律要求，即“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同时还作出对掠夺财物者等给予严惩的“约法三章”，要求全军整顿纪律的紧急命令被立即传达到基层。“约法三章”公布不久，一名警卫团的副连长未与店主商量，擅自拿了店里的一捆粉条和一匹花布。邓小平得知后，表示：军纪如山，坚决按照“约法三章”，召开公判大会予以处理，严肃了军纪，在全军和群众中引起极大震动。

　　9月27日至29日，邓小平在光山县砖桥文氏祠主持召开各纵队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这次会议没有涉及战术和部队生存，而是进一步强调整顿纪律等重大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严肃指出了部分指战员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强调“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和巩固的问题，必须把它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去抓”，并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关键所在，鼓励全体指战员克服怕打硬仗的情绪和纪律松弛的现象，牢固地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

　　小姜湾会议和王大湾会议对整肃部队纪律起了有力的指导和推进作用，极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对大别山根据地的重建和巩固、对实现中央战略进攻的伟大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严格维护群众利益

　　从土地革命的兴起到中原突围，大别山区的革命形势几经高涨和挫折，主力部队曾4次撤离。每次撤离后，都遭敌大肆报复，革命力量几乎殆尽，也让老百姓与人民军队之间产生了隔阂。

　　进入大别山后，面对部队生活不适、国民党数十万兵力“追剿”、百姓不信任等严峻形势，1947年8月27日，邓小平在起草给所属部队的指示中指出：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他亲自到各地调研，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群众的生活疾苦，起草和拟定一些纪律制度。邓小平多次告诫全军：要认识群众纪律是关系到创建根据地任务能否完成的根本问题。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点滴做起，关心群众，尊重群众，严格保护人民利益。

　　部队刚刚进入大别山时，由于生活极其困难，出现了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比如有的指战员拿取百姓的物品，或者不按规定没收商贩店铺等。为严肃军纪、维护群众利益，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中央，提出在大别山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根据大别山区的实际情况对内容作了细致修改和调整。比如，将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改为“一针一线”。在“八项注意”的具体条文上，一些战士存在抛撒稻草的情况，增加了“捆稻草”这一条款；针对有的指战员放枪威吓百姓做向导，增加了“不拉夫，不乱打枪”的条款；把“不调戏群众妇女”修改为“尊重妇女习惯”；增加了“挖厕所”，指出“这条不论对女人，对卫生及观瞻上都甚为重要”。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明确要求和严格约束下，野战军各纵队对纪律建设越来越重视，有的还规定了更为具体、更有针对性的群众纪律。比如，第二纵队第六旅制定了“五不准”的纪律要求，还成立了专门的纪律检查组定期到各级进行检查；第六纵队第十六旅规定部队不允许在老乡家里住，只允许在屋外铺稻草睡。这些具体规定和约束措施既切实维护了群众利益，又拉近了群众与部队的距离，逐渐增加了群众对部队的信任感和支持度。

　　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刘伯承致电毛泽东，报告部队主力进入大别山4个月的发展情况：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06月21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