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转化为现实、直接生产力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等多方面因素。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要出又多又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二是要有具体的转化措施和科学的管理体制。

　　改革科技体制

　　邓小平认为体制或制度是根本性的问题，完善体制或制度需要花大量精力和时间。1992年，我国经过了14年的改革开放，在科学技术体制建设方面已卓有成效，但他还是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977年，邓小平提出重建科委（即今天的科技部），由科委统管科技事宜，并解决组织机构问题。他认为要完善科研机构，要加强应用科学研究，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科研部门、企业生产部门与高等院校要紧密结合。在科研机构与项目的确定方面，他认为高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成为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重点大学要逐步加重科研分量，增加科研任务。从科研队伍的数量来说，若干年后学校的科研机构也许同专业研究机构大致相等。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

　　分配体制方面，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邓小平认为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在当时，分配体制调整主要体现在工资和奖金上。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陆续出台，全国开始实行专利制度，这为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经过市场转化成商品、创造现实的财富找到了有效途径，权利人可以依照法律收取专利许可使用费，科技工作者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此外，邓小平指出应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他在1989年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必须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待遇。

　　在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方面，邓小平精辟指出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论资排辈。要创办高科技中心，吸引人才，对尖子人才要提供较优厚的待遇；最好的人才不用才是真正的浪费；要进行机构改革，在行政上不要干扰科学家，让他们集中精力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后勤要实行专人管理制度，让科技人员不再分心。他还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真正实行党政分开，内行领导。对科技人员要实行奖励制度，重点在奖；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应当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在制度上要想办法吸引留学生回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好办法，并要形成制度。在干部建设上，专业知识和能力应成为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

　　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与人才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这些观点足见教育在邓小平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在评述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说：“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表示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反映了他对教育的重视。邓小平认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邓小平大胆采取措施改变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他果断提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并用“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来论证广大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行动上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摘掉“臭老九”的帽子。他进一步深刻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日益重要的地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比重会发生变化，“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这些观点和行动为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与工作热情，焕发出他们身上的巨大能量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此后若干年绝大部分科技工作者满腔热情地工作，为我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验证了“科技变动力，动力创造出物质生产力”的一般规律。

　　邓小平多次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只有给知识分子一个客观准确的定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党和政府应为那些经过挑选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他一再强调，“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从自身的经历、经验出发，阐释人才的重要性：“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要求“放手地用人”、“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他还把人才问题和领导者的水平联系起来，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同时，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他一再强调要利用外国智力，主要是利用外国的科学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但要是合理地利用。

　　突出自力更生和科技创新

　　改革科技体制，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引进技术、利用外国智力，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自我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并使它们产业化，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直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立足点，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虽有引进，但主要的核心技术很大程度上仍要靠自力更生。1975年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在整顿期间提出了加快企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1977年他第三次复出后果断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大量招生，便是为培养自身创新能力、走自力更生和自我研发道路所作的基础性准备。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宝钢时指出，“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要求企业必须善于把引进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科研力量。邓小平指出：“在高科技领域里要投点资，投资不能太少，起码要做到在若干领域里，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不一定比人家更好，但要有。”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毫无疑问，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主要是指我们在引进、参考其他国家技术的基础上，研发创新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而非全靠引进带来的物化商品。邓小平指出，任何项目或工程不能完全照搬过来，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创造。这些讲话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在吸收、借鉴他人的技术时，要立足于自身，要提升自身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引进技术是手段，其目的是为我所用，引导创新。

（摘编自《邓小平研究》2020年第5期  马忠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