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焦裕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新的精神形态的典范。焦裕禄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性质宗旨、道德情操和价值追求。焦裕禄精神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两个结合”，构建同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形态。

　　关键词：两个结合；焦裕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焦裕禄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学时就深受影响，论述最具体、最系统、最深入的革命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1］38-41；要学习他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强调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要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精神的凝练概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彰显了焦裕禄精神的时代价值和鲜明的中国底蕴、中国品格、中国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精神形态的典范。

　　一、焦裕禄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性质宗旨、道德情操和价值追求

　　焦裕禄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人民公仆、干部的好榜样。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他身上展现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道德情操，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他身上彰显的理想信念的崇高性、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工作作风的求实性、为政用权的廉洁性、道德情操的高尚性、党性修养的全面性，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精神力量。焦裕禄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个体榜样，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层、更接地气、更为坚实的影响和力量支撑。

　　公仆情怀。马克思认为，对无产阶级来说，其历史使命就在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理想高于天。伟大的理想造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深厚的为民情怀。《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从成立起，党就把自己完全融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中，把满腔激情完全投入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为人民的事业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焦裕禄在兰考辛勤工作475个日日夜夜，一心想让老百姓过上富足幸福的好日子，“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身体力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哪怕病魔缠身依然与群众站在一起治盐碱、防风沙、除内涝；寒冬天气，他深入基层乡村访贫问苦，一句“我是您的儿子”，让多少老百姓热泪盈眶。他把“县委书记”定格为“人民公仆”，用自己朴实的行动，谱写了共产党人忠实代表人民利益的动人诗篇。焦裕禄身上展现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既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生动诠释，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焦裕禄身上之所以会有对人民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归根到底就在于对革命理想的执着信念。

　　求实作风。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不依赖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物质第一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基本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通过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找出其内部联系性即规律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客观世界，就要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中国化表述即为“实事求是”。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2］5221941年5月19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此后，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不断发展，内涵不断丰富，逐渐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同时，坚持实事求是还是领导干部讲党性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4］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

　　焦裕禄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用。他在工作中反复强调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坚持采用调查研究等正确的工作方法，躬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运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理，问计于民，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走访、蹲点调研了兰考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对所有的风口、沙丘和河渠逐个丈量、编号、绘图，总结出治理“三害”的方法。“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蹲下去才能看清蚂蚁”等都是焦裕禄在兰考调研时的经典名言。焦裕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广大党员树立了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这种尊重群众、尊重客观规律的求实作风，生动体现了他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遵循。”［1］38-39

　　奋斗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奋斗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奋斗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斗争精神，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靠奋斗赢得了革命胜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必将靠奋斗赢得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党锻炼培养了具有艰苦奋斗作风的共产党干部队伍，焦裕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奋斗精神体现在焦裕禄身上就是不认输不认命的自强不息精神，就是抓工作的拼劲。当上级决定派焦裕禄到条件艰苦的兰考工作时，他不仅没有半句怨言，反而心存感激。他说“我是个共产党员，只要党需要，我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力完成”，并立志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焦裕禄说：“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他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5］焦裕禄同志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终身都在拼。即便到了临终之前，他仍然交代要把他葬在沙丘上，生前没有治好沙丘，死后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焦裕禄身上的“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不仅是焦裕禄精神的核心内涵，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道德情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6］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要求党员、干部夯实道德基础、涵养道德操守、追求道德高标准，真正在群众中树立起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共产党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来源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660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包含丰富内涵。一是对党忠诚。这是每名党员都要自觉遵循的道德守则，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二是要立政德。共产党人不仅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而且还要立政德，以德修身、以德服人，以官德教化民德，以上率下、身先士卒，自觉成为团结和带领群众的先锋模范。三是担当精神。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是最深刻的党性修养、最重要的政治品格。四是清正廉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视腐败为天敌，与腐败水火不容。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应有的道德操守。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离不开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情操。

　　焦裕禄是共产党员和县委书记的榜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道德完人。他首先是个人人交口称赞的好人，然后才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作为百姓口中的“好人”，他钻草庵，进牛棚，能帮则帮，扶危济困；作为县委书记，他忠诚履职、亲民爱民，在漫天风雪中访贫问苦，在洪涝发生时抱病察看灾情，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无论用传统道德标准还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评价衡量，焦裕禄都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身上展现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无我”境界，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崇高品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锤炼党性、提升人生境界指明了方向。

　　二、焦裕禄精神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焦裕禄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焦裕禄上过四年小学，此后他挖过煤、当过长工，参加革命后当过民兵，南下后发动群众打土匪、斗恶霸、搞土改，先后在农业战线和工业战线工作。无论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还是在县委书记任上，他始终与老百姓吃在一起、干在一起。老百姓日用而不觉、评价是非曲直的价值元素润物无声地影响着焦裕禄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道德理念和人文精神在焦裕禄精神这个方面得到了传承和升华。

　　“天下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天下大同”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到了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均描绘了“天下大同”的愿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大同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暴力机构，取代国家的将是“全地大同公政府”。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认为，谋求民族独立实则是为了更好地讲世界主义，“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并最终实现大同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就将古代天下为公、社会大同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融合在一起，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7］。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是古代知识分子或圣人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并没有实现的可行性和现实性。“大同”社会的理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融入其中才具备了实践可行性。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8］。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相通契合，“天下为公”思想的深厚历史积淀和广泛社会基础，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环境，也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得到传承和升华，成为焦裕禄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支撑力量和焦裕禄精神的深层底蕴。

　　“民为邦本”与亲民爱民的群众观点。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政治道德观念和政治价值取向。《尚书》主张“敬德保民”；孔子提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论述深刻阐释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但古代的“民”带有深刻的阶级性和不平等性，“民”与“君”更多地还是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出现的，“君”难以做到真正重民、爱民、恤民，“民”也不可能完全拥护“君”，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态度、工作方法和思想认识路线。“民为邦本”观念升华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焦裕禄亲民爱民的文化营养。

　　“舍生取义”与“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精神。古代政治家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倡导牺牲自我之利为天下作贡献。大禹为治理洪水“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郑国贤相子产为政“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书·贾谊传》有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思想养育了许多“舍生取义”的圣贤。苏武被匈奴囚禁后宁死不屈，“卧啮雪，与毡毛并咽之”，决不投降；霍去病为抗击匈奴，时刻告诫自己“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戚继光“十年不上望乡台”，扫平为祸多年的倭患；林则徐以诗明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邓世昌立志杀敌报国，牺牲前称自己“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这些先贤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和民众学习的榜样。但“舍生取义”要求个人完全舍弃自身利益为封建王朝奉献所有，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民为邦本”“舍生取义”等理念在与党的根本宗旨深度融合中真正得到转化和升华。可以说，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孕育的圣贤的现代表现，且更为崇高。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宇宙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周易·乾卦·象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君子要像天一样，顽强拼搏，积极进取，攻坚克难，奋斗不止。自强不息浸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品格和历史实践，塑造了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百折不挠的坚韧品格、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的创新理念。上古神话中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面对兵败国危身辱的困境，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越人上下一心，奋发图强，终于攻灭吴国，一雪前耻；司马迁身受腐刑，“身残处秽，动而见尤”，以坚强的意志忍辱负重、发愤著史，创作出不朽的《史记》；苏武出使匈奴，遭到扣押，面对威逼利诱，拒不投降，被发配到荒无人烟之地，仍手持代表大汉国威的节杖，前后历经19年磨难，终于返回故土。“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不怨天，不尤人”“君子谋道不谋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经典名言，无不彰显着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9］。党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启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党确立了“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路线，自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焦裕禄面对兰考的困难局面，决不退缩，以“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豪迈气概，团结和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共产党人的品格，传承发扬了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焦裕禄精神深刻体现了迎难而上、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实事求是”与“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班固的《汉书》，提到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意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导致很多先秦古书失传，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为避免儒学混乱不清，刘德提倡儒学要回到孔孟理论的思想原点，深挖圣王时代的治理之道，找到儒学的本来面目。在班固看来，刘德的这种思想、行为，就是“实事求是”。即一件事的是与非，不能凭个人好恶，而应当是什么就说什么，以实证来求索真相。唐初，经学家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指出“实事求是”的本意，是说刘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南宋朱熹指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即只有穷尽事物的道理，深究至每个角落，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格物致知”。明代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行合一”学说，与“实事求是”思想一脉相承。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派”兴起，学者们高度推崇“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力求通过严谨考证来恢复四书五经的原始含义。清末曾国藩对“实事求是”极为推崇，认为做学问要有“献王实事求是之旨”，所谓“事”就是“物”，“是”就是“理”，“实事求是”就是朱熹所说的“即物穷理”。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态度影响深远。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曾改为“求实书院”。青年毛泽东非常钦佩曾国藩，提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中指出：“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0］据统计，毛泽东一生共讲过128次“实事求是”，1943年亲自为中共中央党校手书校训“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中国式表达，其之所以受到推崇就是因为扎根于传统文化的血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出的硕果。焦裕禄身上体现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实践。

　　“廉者，政之本也”与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操守。《晏子春秋·内篇》曰：“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贪者，政之腐也，民之贼也。”晏子首次把“廉”的含义引申到政治领域，倡导以“廉”治国，明确提出“廉政”的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为政者要“清正廉洁”的价值取向。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将“廉”视为维系国家运行的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四维不张，国乃将亡”。宋代廉吏包拯权势不能淫、富贵不能屈；明代海瑞一身正气，当面直言，弹劾百官；清代于成龙甘守清贫，一生为民。他们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成为千古传唱的楷模。焦裕禄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他严于律己，严管家属子女，并出台《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不准搞特殊化。焦裕禄“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操守，是在躬身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中形成的廉洁奉公品质，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理念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结合后的现代转化。

　　焦裕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产生的精神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在焦裕禄精神中的传承和升华不是语言表述上的一一对应，而是时代变迁下的精神形态的重塑。变化的是语言，传承的是意旨，升华的是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融合中实现了现代转型。

　　三、坚持“两个结合”，构建同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12］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要坚持“两个结合”，以焦裕禄精神为典范，构建起同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全新文化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

　　一是坚持“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取得了巨大成功。在长期探索奋斗中所孕育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和包括焦裕禄精神在内的各种革命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光芒，是我们党面向未来百折不挠、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我们要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让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展现出更为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二是坚持“两个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积淀，有精华，也有糟粕，有可以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精髓，也有不合时宜的历史沉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弘扬积极因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以焦裕禄精神这样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语言、概念、形态表达出来，提炼包含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中传承下去，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三是坚持“两个结合”，着力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全新文化形态。文化是精神的根，精神是文化的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同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是经由“两个结合”形成的全新的文化形态。我们要用好“两个结合”这一法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铸有机统一、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这一全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全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和思想情感，成为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行稳致远进而有为的强大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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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27.

　　［5］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N］.人民日报，1966-02-07（1-2）.

　　［6］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三次、五次全会上重要讲话选编［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01-11（02）.

　　［7］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97.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9］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6.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7.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70-171.

　　［12］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83.

　　［13］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01）.

　　作者简介：张守四，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副主任，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河南地方党史、中原红色文化研究。

来源：《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