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书影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原内部发行的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称为内部版《毛文稿》或内部版）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增补后，以20册的体量公开出版（以下称为公开版《毛文稿》或公开版），向广大读者尤其是研究人员提供了一部更有价值、更为完善的，以全新面貌出现的综合文献集。十年辛劳，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终于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编撰完成并出版这部文献集。现将有关修订、增补内部版《毛文稿》的编辑工作情况介绍如下。

　　一、启动修订、增补内部版《毛文稿》工作

　　内部版《毛文稿》辑录毛泽东在1949年9月至1976年7月间的文稿，曾在1987年至1998年间分九次在内部出版发行，开创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集的一个新系列。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和副主任龚育之、金冲及任主审，汪裕尧、冯蕙任主编，边彦军、唐洲雁等任副主编。这部文献集虽然是内部出版，但因发行量大、发行范围广、文稿内容信息量大，出版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销售总数在120万册左右，深受读者喜爱，被国内外重要研究机构和大学普遍收藏。这部文献集多年前已脱销，并未再版。近些年来，广大读者尤其是研究人员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尽早公开出版这部文献集。

图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纂者在讨论书稿。从左至右：逄先知、冯蕙、熊华源、张素华

　　为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副主任李捷的领导和直接推动下，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在2012年初正式启动对这部文献集的修订、增补工作，并列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2017年工作规划》。这部文献集，由陈晋任主审、熊华源任主编，在唐洲雁、陈扬勇担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期间先后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主编。张素华、周炳钦、卢洁（初期）、杨明伟（中期）任副主编，李珍、曹前发、王颖、吕臻、单劲松、李宛聪、付闪、李振、祝志伟、沈雁昕、魏芬参加编辑工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成立后，在院长曲青山的领导和亲自过问下，接续列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2022年工作规划》《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工作规划（2023—2027年）》。近年来，在院务会的领导下，第二研究部李颖、费虹寰等领导和同志大力支持，修订、增补内部版《毛文稿》的后期工作进入快车道。

　　内部版《毛文稿》原有文稿4256篇，列入修订的内部版文稿为4197篇（内容相同的集纳为一篇）。经过修改、增补和重新分册，并经有关单位和专家的审核，这部公开版《毛文稿》现有20册、5259篇，其中新增文稿1069篇（总占比为20.3％）。

　　修订、增补后的公开版《毛文稿》，全方位、宽领域、多侧面地真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的艰辛探索历程，更为详细地反映了毛泽东在国内国际重大社会实践活动中，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卫诸多领域纷繁复杂问题的思考而形成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成为我们治党治国治军的宝贵财富。这部迄今为止册数最多、体量最大、注释文字数量最多的毛泽东著作集的出版，成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活动的一个重要项目。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习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同志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具有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旗帜鲜明地加强思想引领和理论辨析、坚定不移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更好地正本清源和固本培元，提供了有力的文献资料的支撑。

　　二、修订、增补内部版《毛文稿》的具体工作

　　内部版《毛文稿》的修订、增补工作正式启动后，编辑组立即围绕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一）倾力收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新文稿

　　尽可能将近些年来新收集到的、新发现的一些有思想内容或文献价值并核实无误的文稿增补进来，是做好修订和增补工作的一个首要的前提条件。

　　《公开版》毛文稿增补的内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内部版《毛文稿》由于种种原因该编入而未编入的文稿。内部版《毛文稿》分段编辑、分期出版的周期均较长，从第1册到第13册的编辑、出版历时10年，前期和后期的选稿原则出现前紧后松的状况，以致建国初期的部分该编入的文稿未能编入。

　　二是在内部版《毛文稿》陆续出版期间和之后30多年中，原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从中央档案馆、各省市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等档案部门乃至坊间发现并收集到的有价值的档案资料。

　　三是根据一些领导人年谱、传记、回忆录，甚至是刊物文章提供的线索，在近年才收集到的资料，有的内容十分重要。举例如下：

　　例如，新增的毛泽东1951年7月26日《关于工兵和化学兵种的装备编制问题给徐向前的电报》，是从《徐向前年谱》获得线索后，从中央档案馆查找到毛泽东的审定件的。

　　再如，新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1952年1月20日联名签署的《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武装护航保证海上航运安全的命令》，是根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已有的档案线索，从中央档案馆查找到毛泽东的审定件后增补的。过去，毛泽东和周恩来著作集均未收入，他们的年谱与传记也均未反映。

　　又如，新增的毛泽东1965年12月26日在72岁生日这天手书、叶剑英10月1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七律·望远》，是他送给前来祝寿的儿子毛岸青、儿媳邵华的。手书时，他还将原标题《望远》改为《远望》，并在标题右下方加写作者写诗的地点“在大连棒棰岛”。

　　又如，新增的毛泽东《对聂荣臻来信的批语》，是从《聂荣臻年谱》中获知的。《聂荣臻年谱》所摘引的毛泽东对其4月7日信的批语，总共是16个字、4个标点，内容是：“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以此为线索，从中央档案馆查找到毛泽东的手稿。其实，毛泽东这个批语总共有65个字、8个标点，内容是：“总理：此信请在碰头会上读一下。请电话告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勿听谣言，安心养病。过两天即找聂及几位老同志一谈。以上请先告林彪同志。毛泽东4月9日1时”。

　　又如，新增的毛泽东1975年6月23日对负责炮兵武器装备科技发展的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6月21日关于发展我军抗干扰武器装备来信的批语，是从《孔从洲回忆录》获得线索的。此后再从孔从洲同志夫人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最终从解放军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查找到原始档案（中共中央传阅文件）后增补的。

　　（二）制定切实可行的编辑体例，并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

　　修订和增补这部文献集，是一项政治性、科学性都很强的重要编辑系统工程。10年来，编辑组在总结和借鉴内部版《毛文稿》和其他毛泽东著作集的编辑条例、编辑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编辑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充实、完善了适应新情况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辑体例》及补充体例。在实事求是，严把政治关、史实关的基础上，坚持“全面、系统、准确”的选稿原则，对内部版《毛文稿》采取“原则上只增不减”的编选方针，对于新收集的文稿在符合选稿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收编进来。

　　1.对于毛泽东生前发表过的文稿，无论有无手稿均选用首次公开发表的版本，有手稿的还需注明相关情况。举例如下：

　　例如，毛泽东1949年10月3日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刊印根据使用“根据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印”，因无毛泽东落款，故另注明“（有毛泽东手稿）”。他1950年7月19日署名的关于祝贺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电报和所作的批语，刊印根据亦使用“根据1950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刊印”，因有毛泽东落款，故另注明“（有手稿）”。

　　再如，毛泽东1952年12月31日署名的《感谢苏联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移交中国给斯大林的电报》，刊印根据使用“根据1949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刊印”，因既有毛泽东署名又有修改手迹，故另注明“（有修改件）”。他1953年3月9日为悼念斯大林逝世而发表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刊印根据亦使用“根据1953年3月9日《人民日报》刊印”，因有毛泽东修改手迹，故另注明“（有毛泽东修改件）”。

　　又如，毛泽东1955年12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刊印根据使用“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因落款是中央，故另注明“（有毛泽东手稿）”。他1960年3月22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刊印根据使用“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因落款是中央，故另注明“（有毛泽东手稿）”。

　　2.对于毛泽东在世时没有发表过的文稿，有手稿的应选用手稿。对于手稿，凡是落款有“毛泽东”的，刊印根据使用“根据手稿刊印”；凡是落款没有“毛泽东”的，刊印根据则使用“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举例如下：

　　例如，毛泽东1953年3月21日《关于减少军队专职体育运动员问题的批语》、1955年9月1日《关于同意拨付农业合作社训练经费与贷款的批语》，因落款均有“毛泽东”，故刊印根据均使用“根据手稿刊印”。

　　再如，毛泽东1955年11月写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提纲》、1960年4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南协作区常委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因落款均无“毛泽东”，故刊印根据均使用“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3.对于没有毛泽东手稿的，但有经他署名或修改或审定的文稿，则视具体情况，刊印根据分别用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铅印件或审定件刊印。举例如下：

　　例如，毛泽东1949年10月20日《给斯大林的信》、1960年3月21日《对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问题的批语》，因均无毛泽东手稿，故刊印根据均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再如，毛泽东1952年3月4日《关于感谢苏联专家对鞍钢建设的援助给高岗的复电》、1958年10月30日《对王鹤寿关于钢铁方面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因均无毛泽东手稿，故刊印根据均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又如，毛泽东1953年5月17日《关于抓紧停战谈判会外宣传斗争问题给李克农的电报》、1964年9月《关于国家计委机构设置的谈话》，因均无毛泽东手稿，故刊印根据均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审定件刊印”。

　　（三）严谨精细、精益求精地做好修订、增补工作

　　十年中，编辑组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一是，对标题、正文、史实、引文乃至典故的校勘；二是，对人名、地名、时间和数据的考证，错字、衍字、漏字、标点的订正，对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的规范和注释；三是，根据理解正文的需要，作应有的注释。

　　1.关于标题问题。标题是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同正文内容应有必然的联系，应反映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文稿的主要思想。对于内部版《毛文稿》中或从其他毛泽东著作集中编入这部文献集中的文稿的原有标题（尤其是人们所熟知的标题），坚持一般不作改动，可改可不改的则不改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公开版对内部版的多数标题均未改动。

　　而对于原来没有标题的新增补文稿和经考证原标题有差错、欠准确以及不统一的，则重拟新标题或对原标题进行订正或修改。

　　例如，将内部版毛泽东1950年《为空军建军题词》的标题，订正为《为〈人民空军〉创刊号题词》，时间也由“1950年”订正为“1950年4月15日”。

　　再如，经考证后，对内部版毛泽东1951年3月18日《中央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的标题作了修改：一是，将“政治部主任”订正为“副主任”，并在正文中也作了同样的订正；二是，根据核查后的准确史实，将“通报”订正为“指示”，并将内部版标题改为《中央关于通报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指示》。

　　又如，将内部版毛泽东1953年9月20日《为炮兵部队题词》的标题，订正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育〉杂志题词》，并将时间订正为“1951年4月”。

　　又如，经反复核查当时《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将内部版毛泽东1952年8月18日《为康藏公路开工题词》的标题，订正为《为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提前通车题词》。

　　又如，内部版毛泽东1955年2月6日《对错发〈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岛的部队〉的新闻的批语》，经核查原文，“错发”应为“擅发”，故将标题订正为《对擅发〈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岛的部队〉新闻的批语》。“错发”“擅发”一字之差，语意迥异。

　　又如，将有差错的内部版毛泽东1961年9月16日《在庐山书赠中央常委的诗句》的标题，订正为《在庐山书赠庐山党委等的诗句》；同时将正文中的“常委”，订正为“党委”。差错产生的原因是：在编辑中，将毛泽东手书落款的繁体“黨”字错辨为“常”字，故错解为他手书李白的4句诗是赠送给正在庐山开会的“中共中央常委”的。对文稿作出订正的另一重要根据是：这篇手稿原件原保存在庐山管理局，1977年春才由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上交中央办公厅，原稿现藏中央档案馆。

　　又如，将有差错的内部版毛泽东1963年2月《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和修改》的标题，订正为《对〈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稿的批语和修改》。标题出现差错的原因，是将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修改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标题《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误判为是送他审阅时的文章标题。

　　此外，编辑中还规范统一了标题中的机构称谓，尽可能使用最简洁的简称。例如，“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志愿军司令部”等，尽量改为“军委”“总政”“总后”“志司”等。

　　2.关于正文问题。为保证文稿的高质量，编辑组逐段、逐句、逐字地对正文进行核校，订正错字、漏字和衍字。同时还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对于正文中的史实差错，通过注释方式加以订正。

　　例如，内部版编入的毛泽东1957年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题词，在编辑中获悉浙江省有关部门有过考证后，又经查证确系复制毛泽东1953年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为国牺牲，永垂不朽”的题词。虽然《人民日报》1957年1月16日曾以《洞头岛烈士墓建成毛主席为墓碑题字》为题报道过，但并非是专门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的题词，故公开版作了删除处理。

　　又如，内部版毛泽东1957年1月5日《对〈评艾森豪威尔主义〉一文的批语》，本批语原档案无年份。陆定一1982年6月12日在鉴定这份档案时，将年份确定为“1957年”。经反复比较查对，这份档案的年份应为“1947年”。订正理由是：一是，这个批语的书写风格（尤其是“定一”二字）同1957年前后的有明显区别，却同1946年、1947年间的书写风格完全一致。二是，1947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陆定一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发表前曾经毛泽东多次修改，且在该文过程稿档案中就有这个批语。因此，判定这个批语是写于“1947年”，不在这部文献集的收录范围，故公开版将其删除。

　　第二，对于正文中的漏字，以直接加字订正的方式进行订正。理由是，档案原件中本身就有漏掉的这个字或词组或句子。

　　例如，内部版在毛泽东1949年11月23日《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抬头中的“贺习刘”之后，漏掉“邓”字，现已直接订正为“贺、习，刘、邓”。

　　再如，内部版在毛泽东1950年9月27日《在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总结上的批语》抬头中的“刘、周阅后”一句，漏一个“董”（董，指董必武）字，现已直接订正为“刘、周、董阅后”。

　　又如，内部版在毛泽东1953年3月10日《给达赖喇嘛的信》中的“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一句之后，漏掉“详细情形，相信他们回到拉萨后必会向你报告”一句，公开版现已直接增补。

　　第三，对于正文中现时已不使用的词组，只有在追根究底查实古汉语字典、词典，弄清文字的历史演变情况和字义、词义后，再决定词组的处理问题。

　　毛泽东旧学根底深厚，在文稿的白话文中有时也夹杂文言，有时他所写、所讲、所引的就是古诗词。因此，要切记在编辑中可能产生因误判而产生差错，做到多思多虑、“下笔千斤重”。对读者可能产生误解的文言，宜通过简注说明。

　　例如，对于“尚祈指政”的“政”、“我也尝尝”的“尝”、“飞鸟之景”的“景”，均在核实查清后分别加注说明：在古代汉语书面语中“政”通“正”、“尝”通“常”、“景”通“影”。

　　再如，对于“曾警秋肃临天下”的“警”、“无耐”的“耐”、“两叶”的“叶”，亦在核实查清后分别加注说明：在古代汉语书面语中“警”通“驚”（“驚”今简化为“惊”）、“耐”通“奈”、“叶”通“页”。

　　这样通过作注，既使生疑的读者了解了古代汉语同现代汉语字义之间的区别，也有效地避免了陷入将正确文字当作错字订正的误区，因而闹出笑话。

　　当然在编辑中，还应特别注意对于异体字、繁体字等的规范。另外，因《毛文稿》编入的是历史文献，当时标点符号的用法同当今的有所不同，因而对于可加可不加、可改可不改或可这样使用亦可那样使用的标点符号，一般不再改动。

　　3.关于注释问题。根据有利于理解正文的需要和每篇文稿的不同情况，明确规定何者应注释、何者不注释，并订正了史实、时间和文字等差错，力戒孤证。举例如下：

　　第一，人物职务注释涉及面广泛，头绪繁多，十分复杂，应明确规定人物主要职务或其他职务的注释原则。

　　例如，规定中共领导人第一、二、三、四把手的注释原则。因为这部文献集是毛泽东本人的文稿，故其所任主要职务一律不作注，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任职只在每册第一次出现时作注，并注明“本册中，×××的主要职务未发生变化时不再作注”。林彪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已是第二把手，参照以上惯例，亦只在这次会议后第一次出现时作注，之后不再对其作注，而不再像内部版那样重复作注。

　　再如，中共领导人在中央委员会内的职务，规定一般只注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职务，且只注更高一级职务。这样，1956年9月中共八大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只注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而不注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中共八大后，只注其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不注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1955年4月，邓小平履新后，既注其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实职，又注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更高职务；中共八大后，则只注其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不注其职级在之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又如，对中共领导人在中央军委副主席任上主持军委工作的注释的规定。彭德怀、林彪、贺龙和叶剑英在各自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期间，均主持过军委日常工作。对其注释行文作了以下规定：凡涉及军队工作、军事工作的，除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外，应视具体情况加括号或不加括号注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凡未涉及军队工作、军事工作的，则不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只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又如，对同一人注释任属于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机构职务时，规定统一在二者间使用“兼”字。新中国成立之初，薄一波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下属机构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因此在注其所任职务时，就将“兼”字置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即注释为：“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第二，注意准确把握注释特点，应依据权威并经周密考证的材料进行注释，发现和订正内部版注文的错讹，力戒孤证，并加以规范。

　　例如，对于毛泽东1950年8月23日给陈叔同、陈泽同的信中二人的注释。由于二人名不见经传，在注释时颇费一番周折也没有查到相关信息。经过在互联网上查找，终于搜索到湖南茶陵县人民政府官网中有相关信息。据此信息，通过扩大查找范围，终于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茶陵》一书中，查找到二人的准确信息，订正并充实了史实，作如下注释：“陈叔同，1927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冬，和妹妹陈泽同在茶陵参加工农革命军，并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妇女部部长。同年12月上井冈山，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做文书，妹妹陈泽同做些勤杂工作。1928年6月被派遣回茶陵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同党组织失去联系。”

　　再如，内部版将毛泽东1953年1月13日《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的批语》中“向明这个报告”的注释，错注为：“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1952年11月17日以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写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根据读者的质疑并经考证，这是因为此件档案附件放错位置所致。现已订正为：“指向明1953年1月9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等并报毛泽东、中央等的报告。”

　　又如，内部版毛泽东1960年5月9日《会见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时的谈话》的注释，查实有两处差错：一是，将注释中的李承晚注为：“1961年在军事政变中下台，逃往美国。”经查阅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辞海》第7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国际时事辞典》等，现已订正为：“1960年4月27日，即李承晚当选第四任总统一个多月后，在韩国人民大规模示威游行中下台，5月逃往美国。”二是，注释中的“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签订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和“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条约名称均不尽准确。经查阅詹姆斯著《日本史》、冯玮著《日本通史》、吴杰编《日本史辞典》后，现已分别订正为《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又如，内部版毛泽东1962年5月12日《代拟的给陈宗娥的信》中将陈宗娥身份错注为“在毛泽东家作过保姆”。2016年11月4日，陈宗娥大女儿陈敦丽看到内部版第10册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的这个注释后，随即写信给原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出了所注史实的错误。后经多方考证证明内部版注释史实确实有误后，当月20日《毛泽东年谱》编辑组负责人回信给予注释有误的明确答复。现已订正为：“陈宗娥是江青1929年至1930年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时的同学。这时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

　　第三，明确规定准确注释正文中涉及马恩列斯著作所引原文和引文出处的原则。这就是：只宜引用当时出版的他们著作的原文，并注明该著作的出处；而不宜引用作者当时不可能阅读到的，之后经过修订的新版本的引文和出处。

　　例如，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经过查实，公开版《毛文稿》注释了毛泽东当时能够看到的列宁著作版本的原文和出处，即注释：这句话的“原文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是不会有的。’（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解放出版社1947年版，第21页。）”为了使读者了解更多的信息并不致误解，公开版还注明：“以后，这句文字译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注①。）”

　　再如，1965年，毛泽东曾认真阅看了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并作了批注。这部哲学著作引用了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的一段文字，即：“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是：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经过核查，这段文字同李达和他的同事们在当时能够看到的列宁著作版本的原文有出入，公开版《毛文稿》即注释：“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8页。作者的引文有个别文字出入。”

　　第四，注意订正注释中的马恩列斯的著作书名的差错，并注意吸收学术界尤其党史界的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例如，对王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的提法，在注释中均以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著作中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提法加以规范。即：一是，对王明的“左”倾错误，不再定性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或“王明‘左’倾路线”，而定性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二是，对于王明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犯的错误，不再定性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或“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定性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或“王明的右倾错误”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所犯错误的提法，亦相应做了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编辑工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后期编辑工作中，为了及时解决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编辑组经常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教训，优化《编辑体例》。比如明确规定文稿仅有一篇批语的题注的表述原则、明确规定集纳文稿的题注的表述原则等等，并将其及时体现在文稿编辑中。

图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部分编纂者合影。从左至右：杨明伟（编纂中期副主编）、唐洲雁（选稿初期主编）、主编熊华源、副主编周炳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修订、增补工作，经过10年艰苦努力已经顺利完成，并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同期盼已久的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次的修订工作，由于受到编辑人员思想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以及编辑工作难以完全杜绝的疏漏，修订、增补工作可能存在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专家、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责任编辑 杨琳）

　　（本文由熊华源执笔）

（原载《百年潮》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