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放眼中华民族争取民族复兴的百余年历程，毛泽东不愧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在中华民族面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黑暗年代，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在艰难探索中开辟出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扭转了中华民族在封建主义桎梏和帝国主义压迫下不断沦落的历史，改变了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的弱势地位，进而终结了西方列强单方面主导兴亡盛衰的世界发展进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开辟的这条道路，是引导民族争独立、人民求解放、社会获进步、文明得复兴、全球共发展、世界向大同的成功之路。而毛泽东作为这条道路的开创者，率先打开了在东方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之门。如果说马克思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列宁使社会主义由理论进入实践，而毛泽东则使社会主义由西方走到了东方，中国历史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也由此进入了一番新境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复杂艰险的内外环境中推进的。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恰与20世纪以来国际局势空前剧烈变化的历史阶段相重合。期间既有决定全人类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有长期的冷战对峙和以此为背景的多场局部战争，也有苏东剧变的冲击和剧变后的全球力量失衡，现在又面临着风雷激荡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都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提出了挑战。中国作为世界重要国家，自身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可避免地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如何正确应对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是对中国共产党战略能力的重大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所指出的：“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正是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都能够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我们党总是能够在看似无路处杀出一条血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这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开创和引领作用。本文仅就毛泽东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始终把握历史主动的成功实践，及其留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一、在时代变迁的惊涛骇浪中把握方向、勇毅前行

　　（一）在中外反动势力共同压迫的至暗时刻找到革命成功的道路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遭受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挫折，面临着外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压迫、内有各反动阶级联合反扑的严峻局面。正确判断当时形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左”倾冒险主义者基于对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义愤，认为革命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照搬外国革命经验，主张立即实行城市暴动以争取全国胜利。右倾机会主义者则只看到敌人力量的强大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误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应等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队伍壮大之后再进行二次革命。中国的前途命运一时笼罩在革命失败后的阴霾迷雾之中。

　　面对晦暗难知的未来，毛泽东客观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在貌似铁桶一般的敌人阵营内部看到了缝隙和弱点。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引起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这就使得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可能，进而为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正是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毛泽东既没有消极坐等未来机遇，也没有急躁地冒险盲动，而是把握历史主动，带领工人阶级先锋队深入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农村，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了全国胜利。

　　（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急流险滩中引领中国革命航船胜利前进

　　从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到1941年苏德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局势波谲云诡、暗昧不明。英、美帝国主义不断玩弄各种以邻为壑的慕尼黑阴谋，妄图把德、日法西斯的侵略矛头引向他国。以牺牲中国、稳住日本为目的的东方慕尼黑密谋时隐时现，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对日妥协倾向也随之起起伏伏，国民党政府日益趋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苏联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地坚持认为帝国主义集团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斗争是始终不变的世界主要矛盾和矛盾斗争焦点，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反苏战争是现实主要危险。为防止英、美、法等国串联德、日进攻苏联，苏方先后与德、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日中立条约》，这也使得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出现了重大反复，甚至一度把英、法看成是挑动战争的主要威胁，把在欧洲爆发的战争等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引发了严重思想混乱。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国际国内政策提出了挑战。

　　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论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没有盲目照搬，而是实事求是地独立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虽然中共在当时也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欧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提法，但坚持把英、美、法与德、意、日法西斯区别开来，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虽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但“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从而为后续进行政策调整保留了空间。1940年法国败降德国后，中共中央又及时指出：日本与英、法之间的矛盾必然急剧上升，“英、美、法已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听命。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意、日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战争是不会很快结束的，“假令英国屈服，亦尚有美国的海上霸权”，“德、意与日本，不破坏英、美的海军，是无法管理英、法、荷、比的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我们“必须利用之”，从而成功预测到日本为争夺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必然与美国发生冲突的结局。据此判断，中共中央坚持对英美集团和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高举团结抗战旗帜，揭露妥协投降阴谋，努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和主动地位。

　　当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闪击苏联后，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举行“特别大演习”，一度摆出北进的姿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军势必北进夹攻苏联。共产国际连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主力迅即向东北出动，以牵制日军北进并配合苏军作战。国民党政府也乘机图谋压迫我军向北收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根据自身对国际形势的审慎分析和对情报的正确解读，研判日军南进与英、美作战的可能性大于北进，对与苏军配合作战的问题采取了既做积极准备、又取稳妥慎重的长期斗争方针，强调“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没有贸然出兵东北。事实证明，由于判断和决策的正确，使我军避免了脱离根据地孤军绝地作战的重大风险。

　　正是由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二战初期国际形势变幻不定、混沌不清的紧要关头把握历史主动、保持战略定力，没有盲从外部的指令，才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机四伏、陷阱密布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三）在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世界格局中赢得中国革命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逐步形成了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预言甚嚣尘上，东西方很多人害怕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会引发新的世界战争，国内的反动势力自恃美国的支持更是以世界大战恐吓人民群众。苏联方面因急于恢复战争创伤也希望中共不要和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以维护苏联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在国民党背弃两党协定的内战威胁下，面对国内外的各方压力，敢不敢以坚决的斗争争取胜利，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次考验。

　　针对新的世界格局，毛泽东全面分析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和美、苏间的斗争态势，提出了争夺“中间地带”的独到见解。他指出：“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中间地带的包括“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只有“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在“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之斗争中取得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这一论断明确否定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很快爆发的预测，同时指出了“中间地带”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对于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意义。论断回答了国内外、党内外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疑虑，指明了中国革命不但不会引发世界大战，而且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正是有了这一思想武装，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建立了新中国。

　　同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朝鲜战争形势逆转、美军入侵我国领土台湾并逼近中国东北边境的严重关头，基于对美国全球扩张态势的判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定美军战线过长，战略重点放在西欧，在东亚的军事投入受到限制，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对华战争，只要我方应对得当，就可以改变不利的周边态势并把战争控制在朝鲜半岛范围之内。据此，我国没有在鸭绿江边被动应付，而是主动出击，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参战，把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打赢抗美援朝这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巩固新生政权，提高新中国国际地位，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反帝战线，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为新中国赢得了安全，赢得了尊严，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四）在冷战阴云的持续笼罩下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处于冷战中的僵持阶段，美、苏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核战争阴云始终萦绕不散。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能否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时期，毛泽东根据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新形势，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指出：“现在有两派资本主义，一派是西方的，就是帝国主义；另一派是亚非的，这就是民族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 美帝国主义在啃不动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就会转而先“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美帝国主义当前仍以“霸中间地带为主”，“向民族主义进攻”，向“那些弱的国家进攻”。这就如同“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因此，“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他大胆判断，“制造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我们不应被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所迷惑，而要实际分析一下应该重视的真正危险和当前的主要任务。他指出：我们不能把包围我们的那些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性质完全估计为侵略性的，只是当我们内部出现了大问题，那时它们会是侵略性的，只要我们内部巩固，它就是防御性质的，是堤坝性质的”，是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钙化组织。根据这一判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动调整工作重点，及时理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重要关系，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与此同时，为确保国家安全先后启动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国家“三线”建设，做到了有备无患。

　　（五）在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中打开中国对外关系新局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日益膨胀，美苏争霸局面由美攻苏守向苏攻美守转变，国际局势在悄然间发生了微妙变化。由于苏联霸权主义的不断发展，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开始弱化、异化，离心倾向逐步抬头。如何在国际形势变化中趋利避害，改变同时对抗美、苏两霸的孤立、被动状态，是毛泽东晚年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鉴于苏联咄咄逼人的争霸行径，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设想，并据此抓住美方急于摆脱战略困境的需要，主动通过“乒乓外交”打破中美之间长期隔绝的壁垒，进而取得了外交上的全面突破，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新局面，开辟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新途径。

　　在此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创新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论述，并由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详细阐释。1974年4月 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是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中国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一论述把握霸权主义与反霸斗争这个世界矛盾的时代焦点，首次以国际地位和国际行为为标准重新划分世界，突破了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分世界阵营的传统国际叙事，为中国外交解放思想、广交朋友打开了思路，也为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虽然，这一时期毛泽东一度过高估计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但他的一系列探索为打破世界两极格局、构建新的和平框架发出了时代先声。

　　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过往，启示未来

　　历史经验总能给予当代以启示。回顾毛泽东的实践道路，可以发现，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他总是能够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形势，把握历史主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路架桥、开拓前进。他在探索中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努力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牢牢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区别矛盾主次，把握矛盾转化，得出客观结论，避免主观臆断、僵化不变。在抗日战争中，他摈弃了国际共运中长期存在的把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斗争绝对化、固定化的片面、失实观点，根据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扩张本质和争霸斗争的实际态势来把握世界矛盾的发展演变，探寻不同方面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斗争焦点，从而科学判断局势走向和战争进程，作出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战略决策。他指出，中日矛盾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矛盾，无论日本“南进和北进……其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中国坚持抗战即是以此支持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毛泽东始终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分析复杂问题，避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在如何看待核武器的问题上，他一方面强调原子弹是“纸老虎”，一方面又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这就从根本上点破了核武器的两面性。作出这一判断绝不是轻视核武器的破坏力，而是深刻认识到核武器的巨大威力使其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种极端武器的出现非但没有消除世界上的固有矛盾，反而因受到世界各种矛盾的制约而无法使用，其政治功用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正是由于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核武器，毛泽东透过吓人的假象抓住了核问题的本质。据此，他既下定决心研制中国自己的核武器，以打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核垄断；同时又直言宣告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是不会用的，造得越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未来有可能像二战中的化学武器一样，大家都不用，从而又打破了流行于世界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核恐慌、核迷信。这就为制定我国的核战略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我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核讹诈，是为了防止他国对我国使用核武器。中国自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公开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后来又明确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国的这一核战略经过历史的检验特别是历次战争实践的验证是完全正确的，既通过安全、可靠、灵活、有效的核威慑维护了国家安全，也避免了陷入核军备竞赛的困局，并使我国在国际核裁军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的实践启示我们，只有真正做到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切实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见微知著、去伪存真，充分挖掘各方面有利条件，包括一时不被广泛认知的有利条件，也包括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在重重迷雾中找到胜利之路。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把握历史主动的科学方法和根本前提。

　　（二）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

　　毛泽东始终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始终不渝地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他发现了农民运动的力量“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战争中，他作出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等科学论断，从而创造了以人民战争战胜强敌的战略战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强调，要努力把“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打开了视野和思路。毛泽东的实践启示我们，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拥有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底气和科学方法。这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把握历史主动的力量之源和成功之路。

　　（三）牢固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毛泽东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始终坚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强调“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他在面对任何困难时都不只依赖外部力量，不照搬他人公式，不坐待时局变化，不迷信“天赐良机”，坚持通过自身的努力找到突破难关的前进道路。毛泽东的实践启示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才有依靠自身力量战胜前进中一切困难和挑战的坚定信念和决心。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把握历史主动，从而掌握自身命运的出发原点和前进动力。

　　毛泽东敢于自力更生、勇于肩负天下的胆略和气魄，更来源于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大无畏革命斗争精神。其中既包括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坚毅，也包括“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勇气，还包括“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最终凝结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这也是毛泽东能够坚定把握历史主动的精神源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毛泽东把握历史主动的思想遗产，核心就是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概括，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概括是对毛泽东思想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凝练，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理论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论述，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全面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在当今时代，我们已前所未有地接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目标，世界也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的航船又一次驶入了一片有待于探索的新水域，外部阻力也呈现出增长趋势，正确判断形势，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历史主动，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就是要学习他的斗争精神、战略思想和政治智慧，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新的伟大斗争中破解美西方霸权主义者反华、遏华的新冷战图谋，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

　　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副部长级 )、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