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今天，我们应继续弘扬老一辈所创立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

　　一、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努力发挥其根本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而在这一体系的构成内容中，处于最深层次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首先必须把握它的哲学；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更是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导作用。应该说，当年开创了我们党的事业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从一开始便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而毛泽东便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对哲学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主张将“改造哲学”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在实现了思想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是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还在建党筹备时期，他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并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领袖。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把握，并努力运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探索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使它的根本指导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我们党建立初期，面临着如何团结带领中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受党的委派，在各地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考察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农民运动状况，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著，正确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等重大问题。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转入建立红色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时期；毛泽东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道路。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围绕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著，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等疑问。与此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军事斗争实践，把唯物辩证法与军事谋略贯通起来，制定了“十六字诀”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导反“围剿”斗争一次次取得胜利。在后来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论著中，专门对此作了总结。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遭遇失败，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拨正航向，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到达陕北之后，我们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动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新格局。毛泽东就此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论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深刻阐释了新的重大决策，引领全党及时完成了战略转变。同时，他还着眼于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继续运用于军事战略的研究，写出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论著，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提高全党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批驳反共势力散布的谬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探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全面阐述了我们党的观点和主张。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投入了很大精力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自己学，还通过多种方式带动大家一起学，并亲自为抗大学员讲授哲学课。在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专著，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教育和引导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树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形势，写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论著，对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最终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战略部署，对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新的条件下，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并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虽然这一时期的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著，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等，都体现了他学习、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成果。

　　为进一步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大力倡导在全党和全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对哲学重视不够、知之不多的现象，他谆谆告诫大家：“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他明确要求，“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毛泽东的推动和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宣传在各个层面上广泛展开，对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在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毛泽东还从应有的高度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积极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涉及方方面面，而首要的一条便是它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它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历史局限，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贯彻到包括历史观在内的一切领域，是一种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主观服从客观、从实际出发认识和解决问题，反对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他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他深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危害，指出：“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而“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为此，毛泽东特别指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针对这一问题，他还大力倡导调查研究，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客观存在对人的观念、意识的决定作用，但同时又承认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肯定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对于这方面的原理，毛泽东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他强调：“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他还结合战争指导的实际，具体阐述了尊重客观实际与发挥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他写道：“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为更好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毛泽东借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传统命题“实事求是”，对其内涵作了全新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综合起来说，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在承认主观服从客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认识和把握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具有全新内涵的哲学命题，成为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精髓”。我们党进而将这一认识成果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要求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本身究竟如何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揭示。毛泽东深入研究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这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认识成果。他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其中，“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为事物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即使存在“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也“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而与之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亦即矛盾规律，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围绕这一规律，他具体考察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从多个方面深化和拓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对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作了探讨；在他看来，“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

　　如果说唯物辩证法是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示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便是从历史观的层面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的一般规律。对于这方面原理，毛泽东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发。他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而“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他认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针对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还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深入探讨了阶级、国家、社会革命，以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重视外部世界客观规律的揭示，而且还十分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揭示了人们认识和实践的规律。对于这方面原理，毛泽东同样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突出强调了实践的意义，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详细考察了认识的辩证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他具体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而“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他还阐释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指出“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此外还应看到，在考察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深刻分析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阐明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他还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原理贯通起来，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过程与人的认识的辩证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三、继承老一辈优良传统，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以及整个事业发展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一种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之后的进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将这一传统很好地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提出：“现在，我们依然要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他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继续弘扬老一辈创立的优良传统，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并将其运用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实践中去。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常常存在一种疑问，即认为它毕竟产生于19世纪，如今已是100多年过去，还能否适用于当代实践？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应该看到，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自己的哲学时，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整个哲学史上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克服了以往哲学发展的历史局限，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使哲学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科学的性质，成为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新的哲学不像其他一些哲学那样只是凭着哲学家本人的主观意愿而随意构建的非科学的观念体系，也不是仅仅停留在人类意识或经验领域的某些具体环节，而是将自己定位在严格意义的世界观层次，从这一高度揭示了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等各个领域中最一般的规律。可以说，这一层次的规律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始终存在，并不会因为过了100多年就发生改变。而这样一来，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有了普遍的真理性。历史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一系列重要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觉遵循这些规律，我们就能够取得成功；而背离这些规律，就必然会在实践中碰壁。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在新的阶段上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发挥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指导作用。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种封闭和僵化的体系，而是需要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和发展的活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对于它自身来说也同样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取得的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够取得的认识成果，他们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我们开辟了通往真理的正确道路。我们应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

　　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1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则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正在总结和反思中进行新的探索。我们党带领人民在严峻的历史关头作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正确选择，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继而又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要求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作出回答；同时也为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取得新的成果。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不断展开，使之在新的实践中始终保持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贾高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局长、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