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历史担当和理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深切缅怀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功勋卓著的独创性历史贡献，对于进一步学习领悟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更好地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续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毛泽东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破除了教条主义观念的禁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思想前提

　　旧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又深受帝国主义宰割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不是发生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中无现成答案可寻。马克思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因诸多方面原因没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是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神圣化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的“左”倾错误，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付出了惨痛代价。

　　1930年初，针对教条主义者照搬“本本”的错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不顾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和“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等教条主义错误论调，分析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他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强调只有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只有在实际经验中，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掷地有声的论述，率先吹响了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摆脱对马克思主义“本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盲目崇拜甚至迷信的嘹亮号角，有力批判了“唯上”“唯书”、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思想前提。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深谙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为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主题演讲，再次深刻指出党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主观主义，前者照搬现成书本上的知识，后者偏于感性和局部的认识，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他深刻批评了那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和当宗教教条看待的蒙昧无知的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这就更直截了当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之间的界限，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真正从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破除了思想藩篱，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路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实现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也表明：“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僵化的、守旧的、生硬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出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实践的强大功效。

　　经过总结反思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的文化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上率先觉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的正确路径。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应用到具体的斗争中去。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再次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并把是否善于将两者进行结合，是否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完整的、深入的、统一的认识作为衡量党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总结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将基本原理与革命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时，他依然坚持这条正确的路径。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和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十分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中，毛泽东又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原则和方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致力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中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时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而他所意指的批判地利用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可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主张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理解、传播、丰富马克思主义，而且提出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提出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路径可以说是对“两个结合”的先行探索，这两条路径紧密联系，相互贯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三、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从认识论切入，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从思想认识根源上，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彻底清算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错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动员组织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抗日战争，毛泽东于1937年七八月间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演讲。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并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还全面分析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过程，得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

　　如果说《实践论》着重强调的是认识具有相对性、过程性的观点，那么《矛盾论》则重在阐释认识过程运动的内在秩序。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主体在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循环往复进行的，是从特殊性中概括出普遍性，用普遍性指导研究新的特殊性，再用新的特殊性发展普遍性认识的持续不断的过程，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毛泽东进而深刻指出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由此，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实现了从经验性与策略性方面上升到认识论层面的转换，对其构成根本性的冲击。

　　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到，通过《实践论》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真理性的检验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观点，毛泽东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直接经验本身的重要意义，解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内在逻辑，它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根本认识要求，也是革命实践发展的应有之义；通过《矛盾论》中论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实际上强调了既要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理，又要注重分析、结合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特殊性表征，要时刻记得“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从而把握住中国革命运动中所体现出的个性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性之间的有机统一。 《实践论》与《矛盾论》是唯物论与辩证法、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精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四、毛泽东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任务，为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创了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正确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却认识不足，走了弯路。在经历了北伐战争与红军长征的胜利，大革命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又面临全国抗战的严峻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反思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任务。他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得好革命就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就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所作的一系列论文、文件，包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的诸多观点，“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对这一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又从两个维度对全党的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任务和要求：一方面，提出了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武装全党的思想理论和行动指南，这是基础，是前提。“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仅要学习他们的规律性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从而大大提高党的战斗能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另一方面，强调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通过中国鲜活的具体的斗争实践创造出既含有马克思主义共性，又富有中国特性的新的理论内容和语言形式；既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发展，又服务于中国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是关键，是根本。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提出，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94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又提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又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而究竟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理论家，他也给出了答案，即“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

　　由此，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个学风问题提升到了关系党和民族前途命运、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而且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肩负的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使其永葆生机活力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也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带领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思考并作出回应的必答题，推动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书写新答卷，正式开启了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新征途。

　　五、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活的灵魂，极大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直接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表述，但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恩格斯也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中，深刻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所贯穿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以及注重从客观真实的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特性。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由于此时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使革命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势在必行。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对照分析主观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时，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态度，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据此，他向全党提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和实际事物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既“认识世界”，又要“改造世界”的任务。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思想路线上分清是非。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理论水平极大提升。“这次整风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使实事求是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注重从实际出发，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在这期间，毛泽东用中国传统文化语汇“实事求是”一词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的创造与表达，不仅在根本上确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与原则，而且总结出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隆重举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式确立。由此，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住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一次极大的提升。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一步步走向胜利。

　　六、毛泽东身体力行探索出一系列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既是系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任务的首倡者，又是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路人、实践者。他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开拓创新勇气，探索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既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又用这一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实践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性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既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又最终依靠这条革命新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在仿照俄国走“城市中心论”道路，中国革命屡次遭受严重的挫折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开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撰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对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作出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指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以农民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阵地的三位一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进行第一次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条开创出来的革命新路在关键时期帮助党和红军摆脱了危机，开创了革命新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继续创造性运用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依靠农村的广大区域和农民的强大力量，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断发展壮大解放区，完成由农村包围城市再夺取城市，先夺取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再夺取大城市的任务，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创造性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进行“一化三改”，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渡理论，又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何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提上日程的新课题。经过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经济内部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方针和大致设想。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在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并稳妥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问题。在实现工业化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不放松农业、轻工业；在改造农业方面，采取建立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最后到高级合作社的道路；在改造手工业方面，采取从生产合作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过渡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形式；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除没收官僚资本、和平赎买民族资本外，还创造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营代销到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了，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由此看到，毛泽东所提出的过渡理论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过渡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像列宁所认为的需要一个很长时期才能过渡成功，而是仅用了七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历史性跨越。尤其是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政策，“争取到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以新的实践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在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新的历史任务。在这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既独立自主地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又以带有许多中国特点的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分等论断，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这一时期的大规模建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巨大转变，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资源勘探、矿藏采掘、原子能、航空航天等现代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基础教育体系和全国城乡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党的建设大大加强，党员队伍由1956年的1073万发展到1965年底的1895万，民族工作、军队建设都取得重大进展。虽然在建设过程中遭到过严重挫折，但成就仍是巨大的。正如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毛泽东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作出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和实践贡献，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强国根本指导思想不动摇，继承发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根据新的时代需求与实践要求，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时代大势，胸怀“两个大局”，系统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七、历史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历史贡献中，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的历史飞跃的伟大进程中，汲取宝贵经验和智慧力量，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源泉，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我们要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内在要求，也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使命和庄严责任。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要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永葆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要注重做好调查研究，走好群众路线，得出规律性认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径，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用马克思之“矢”射中国式现代化之“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第五，必须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我们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更加自觉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分会副会长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