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为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坚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原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坚持加强廉政建设、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制定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政策，确立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走向胜利的时期，是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在延安局部执政期间，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强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善于从群众中汲取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以实际行动阐释了什么是正确的群众观，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作出独特性重要贡献。

　　一、一切为群众谋利益：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群众工作的价值取向

　　利益是结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是政治行为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一）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目标。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谈到儒家旧道德之勇时指出，那种“勇”只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高度。1944年9月8日，在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全面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他深刻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二）毛泽东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提倡处理好“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关系。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的体现。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鲜明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强调：“我们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三）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提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党的一切奋斗和牺牲，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他认为，“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自由主义的表现。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农民所交的公粮也大幅减少，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1943年降至不足9%。

　　二、始终同群众打成一片：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原则

　　相信群众、依靠人民，是我们党在不同年代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毛泽东认为，只要我们坚定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始终同群众打成一片，最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那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能战胜。

　　（一）毛泽东善于广泛宣传群众，注重“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要求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团结抗战这一方针。他在1937年5月发表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细数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其中一条就是：“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指出：“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二）毛泽东善于深入动员群众，注重“使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发动群众还是束缚群众，这是两条对立的路线。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要开展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他认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怎么去动员群众呢？毛泽东认为，“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手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各业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入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民会，青年绝大多数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妇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全边区抗战的动员更深入更普遍。

　　（三）毛泽东善于全面组织群众，认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在毛泽东看来，党员干部的作用应该辩证地看待，既要承认他们领导群众的重要性，也要看到他们实质上是群众自己选择的领导工具。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把群众组织起来，就是要“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1938年4月9日，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强调：“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各类群众团体达25个之多，这些组织有效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组织和管理民众，有力推动边区各项建设。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3年6月，他在《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过程及各个环节，提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等群众工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毛泽东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认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毛泽东形象地把人民群众比喻为土地、根基、源泉，要求共产党人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与那里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 1938年10月，他在《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中指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面对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1945年1月27日，他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引用《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故事，说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像愚公挖掉太行山、王屋山那样，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而且，中国共产党“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他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的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二）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提倡“要给人民群众‘当学生’”。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重要途径和方法。1941年3月，毛泽东在给《农村调查》写的序中强调，共产党人不仅仅要“昂首望天”，还要“眼睛向下”，要给人民群众“当学生”，同时“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否则一辈子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1942年3月8日，毛泽东特意给《解放日报》写下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他还积极倡导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精神，“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借用谚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阐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带头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三）毛泽东始终尊重群众的自觉自愿，提倡“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首次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负担，指出“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1944年10月30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四、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保障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延安时期，我们党把反腐与党纪教育结合起来，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与依法治理结合起来，把边区政府建设成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政府。

　　（一）毛泽东注重廉政建设，认为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认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正是有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对违法违纪行为的严肃处理，才破除了一些党员干部心存侥幸的心理，党员干部都严格遵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守住了陕甘宁边区这一片净土。

　　（二）毛泽东注重倾听群众呼声，认为制定规章制度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起草、拟定和颁布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涵盖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政治上为保障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权利，实行“三三制”和精兵简政，颁布实施《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在经济上颁布实施《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在文化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是建设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制度性文件。在此基础上，坚持执纪从严，仅1937年至1938年，陕甘宁边区司法部门就严格审判了180起贪污腐败案件。

　　（三）毛泽东始终重视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认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他批评道：“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他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指出，“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延安作风逐渐形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凝聚党心民心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开展群众工作的科学思想方法和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作者：王黎锋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李莎为第一研究处四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