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践行和推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1930年5月，毛泽东带领红四军打下寻乌县城，并在此开展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毛泽东在调查中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弄清弄懂了许多过去不懂或者懂得不多的问题，在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寻乌调查中坚持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问题导向等深入唯实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对于今天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践行和推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1930年5月，毛泽东带领红四军打下寻乌县城，并在此开展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寻乌调查中坚持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问题导向等深入唯实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对于今天如何做好调查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为弥补调查活动偏重农村忽视城市的弊端，反对和纠正“左”倾错误，思考如何进一步制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而开展的调查研究

　　1927年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时，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对中共挥戈相向，下达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要漏过一个”的命令，制造一系列白色恐怖事件，大肆破坏中共组织机构和捕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依据指示，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刚开始就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毛泽东认真分析局势，停止攻打长沙的计划，于9月在三湾村对军队进行改编，重建部队的军事、政治制度，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到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着手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系统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创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奠定了基础。

　　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涉及乡村和城市两个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阐明这条道路，不仅要把乡村搞清楚，而且要把城市搞清楚，在此基础上弄清楚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当时，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主要在乡村转战，对乡村情况相对比较熟悉，对城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为此，毛泽东急迫要在新的理论框架内对城市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还谈到自己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1]，但是总没有机会来做好这个事情，寻乌调查正好提供了这个机会。

　　在思想认识上，尽管八七会议基本纠正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部分同志对中国复杂的国情和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缺少对形势的审视，再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不了解而盲目进行指挥，使党内开始滋生“左”倾情绪。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认清形势，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党的六大以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的转变。中共中央着重纠正了那种只依靠少数人拼命、不顾一切蛮干的“左”倾盲动的指导。然而，当革命形势刚刚好转时，共产国际的四封指示信和当时中共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革命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促使党内“左”倾冒险错误急剧升温，长期占据着党的革命主导思想，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新高潮，盲目要求在全国进行总暴动，攻打中心城市。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受到不同程度损失。

　　“左”倾错误在行动上表现出的机会主义和盲目主义，不作实际调查，也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危害。特别是党内仍没有解决当时急切的富农问题，对中国的工商业状况也还没有全盘的了解，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认识还模糊不清。带着这一系列疑问，为进一步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中国实际，克服党内错误的决策，形成正确科学的革命策略，提高对革命发展的认识，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在繁忙的军政工作中挤出时间，在寻乌做一番大规模调查研究。

　　寻乌调查并不只是一次单纯的社会调查，而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开展初期，为寻找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所作的对中国国情的一次摸底，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思考。同时，通过寻乌调查，他又将获得的资料和经验加以思考和理论化，促使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得以初步形成。

　　二、寻乌调查全面展示了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唯实的调查方法和作风，着重解决了指导革命必须弄清楚的富农问题和城市商业状况，为深化“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古柏等同志以及当地普通群众的帮助下，历经20多天的社会调查，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完成了对寻乌的调查研究。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在遵循寻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选取调查对象、制定调查方式、明确调查方向，将深入唯实的调查方法和作风贯通于全过程。

　　（一）选取调查对象

　　确定调查研究对象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选择的调查研究对象是否合适，直接关系到调查研究的实际成效。毛泽东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他认为，调查对象要选择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2]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调查对象涉及很广，从年龄方面来讲，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调研对象是62岁，最年轻的调研对象是23岁。在这些人当中，尤其是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任商会会长）和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维埃职员）两位老先生，为毛泽东的调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从职业方面来讲，有县、区、乡的干部，有普通农民、工人，有做过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有农村穷秀才，有小学教员，还有当过兵、做过小生意的。此外，毛泽东还深入集市、商店、作坊，找小贩、商人、工人、游民谈话，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研究中充分接触群众，全面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做到了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反映民情，为顺利实现调查目标和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制定调查方式

　　为了更加全面了解寻乌县城和寻乌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坚持以开调查会和具体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3]开调查会前，毛泽东列好详细调查提纲，共列出五个大目：寻乌的政治区划、寻乌的交通、寻乌的商业、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寻乌的土地斗争。在每一个大目下面又列出几个到十几个不等的细目，细目下又林林总总列出几十个具体的问题，在《寻乌调查》中都有非常详细的体现。在开展调查过程中，毛泽东亲自主持调查会，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作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毛泽东自己做主席和记录。“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观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4]“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5]

　　（三）明确调查方向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多次以问题切入。毛泽东认为，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为了更好地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亟须重视对城市的了解。“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商业状况也完全是个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6]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状况”[7]。所以，寻乌调查使毛泽东弄清了指导革命迫切需要弄清楚的富农问题和城市商业状况。

　　1.富农问题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将富农分为两类：一种是叫“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眼中不叫小地主而叫他富农，即所谓的“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8]另一种是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实际就是富农。对于这种富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是靠剥削他人而是靠亲自劳动所得。但是毛泽东认为，“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9]。对于这种富农，贫农喊着“平田”“彻底废债”的口号，毛泽东也认为要平其田、废其债、分其谷。毛泽东采取了限制富农的政策，一开始是“抽多补少”，但是因为有些富农小地主不肯把肥田拿出去，拿出去的只是些坏田，这必然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影响斗争情绪。在调查中，毛泽东发现应该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加上“抽肥补瘦”，为制定正确的富农问题政策和确定“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土地分配原则提供了可靠依据。

　　2.城市商业状况

　　寻乌调查不仅调查了农村，还着重调查了寻乌县城的商业状况。“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10]

　　毛泽东全面调查了寻乌的商业、手工业，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寻乌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经营商品来源、种类、销售和竞争以及彼此盛衰荣枯的情况，剖解了寻乌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并用阶级分析方法从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上得出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城市贫民地位极其低下，属于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阶层。就是占5%的商人，除几个和豪绅地主勾结、参与政治外，绝大多数是中小工商业者，也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和封建高利贷的压榨下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威胁之中。寻乌的商店和手工业店铺，多数不雇人或雇少数几个店员(徒工)，都是中小工商业者。经济状况决定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毛泽东认为，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必须争取和保护。这些调查进一步弄清了城市商业状况，证明当时制定的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也明确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为深化“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寻乌调查体现的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等深入唯实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对新时代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对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对认识中国国情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已经过去了90多年，但其蕴含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却历久弥新，对新时代全面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态度是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灵魂和核心。毛泽东在寻乌开展调查研究时，始终遵循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原则，真实记录了寻乌地区的现状。他本人事事亲力亲为，穿街过巷，深入田间地头，主持召开调查会，对寻乌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全面了解和掌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客观总结。《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著作分别从实践和理论的高度批判了当时党内唯共产国际是从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开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承认“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11]客观说明调查研究的不足，同样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2]《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也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党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实事求是贯穿到调查研究的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为做好各项工作、担当作为打下扎实基础。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要避免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中作秀式调研、扎堆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等现象，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于调查研究始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进而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切实解决好现实问题。

　　（二）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中始终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按照事先拟好的调查大纲，深入群众，开展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了农民、工人、商人、教师、士兵、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3]这种诚恳的态度也拉近了毛泽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有了这份真诚，一方面群众会讲真话、实话、心里话，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能够更充分地了解群众需求，感受群众疾苦，汲取群众智慧，更好指导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切实解决广大百姓关心关切的利益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4]《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也指出，“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就是要求我们在调研中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真正关心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中心推动调查研究走深走实。一方面要在思想上深入领会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进一步提升工作作风。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始终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价值取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工作首位，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在调查研究上践行群众路线，要心中有人民、办事靠人民，把群众路线这一基本工作方法落实到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坚决抵制和反对“脱离群众、飘在空中”“好看不好用”“干部叫好，群众不买账”的“盆景”和“花架子”，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不断形成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意见和决策。

　　（三）坚持问题导向

　　毛泽东寻乌调查的问题导向非常明确，即了解富农问题、城市商业状况和农村土地关系问题。这次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而是应问题而生、应决策所需，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标。“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15]在寻乌调查后，对待富农问题、城市工商业问题等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更是实践的起点、创新的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事实证明，在坚持攻坚克难、扑下身子搞好调查研究过程中，只有把问题找准、把思路厘清、把办法找到，推进工作才能事半功倍，战胜困难才能更有底气。《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也提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做好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以直面和解决问题为工作导向，把化解矛盾和难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而科学统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紧要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独立自主和开拓创新精神，切实把问题解决好。在深入调研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把调查研究的成果落到实处，在转化运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上下功夫，真正使调研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这也是做好调查研究的关键所在。

（作者：霍荔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第二研究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