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有过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对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次，党史军史学界已形成比较普遍的共识。然而，对情况异常复杂的第四次反“围剿”，有的史学著作还缺乏全局考察和具体分析，相关问题仍有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空间。本文针对党史军史领域关于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认识偏差，在“大党史”的学术视野下选取史料、铺陈情节，尤其注重分析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在辨析引导中客观评价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尽管作者谦虚地认为文章并无新的见解，但通过细致探讨和健康的学术争鸣，反映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度负责的责任情怀，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本文将对深化党史研究、促进学术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读者，都熟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有过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其中，中央红军和工农政权所在地的各场斗争影响最为重大。

　　对这五次斗争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次，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细腻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已形成普遍的共识。

　　然而，对情况异常复杂、毛泽东被迫一度离开部队时发生的第四次反“围剿”，有的史学著作似乎缺乏全局考察和具体分析，甚至存在误解。在一部很有成就和影响的多卷本著作中，有一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和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其中包括并列的两节：第三节是“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第四节标题用词几乎一模一样，只改了一个字而成为“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我并不了解作者的想法，但这种表达很容易被理解成：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的指导思想都是“左”的，从而引向以后的失败。这可能未必是作者的原意，但多少反映了认识上的含糊和片面性。第四次反“围剿”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二、第四次“围剿”是蒋介石集团的重大战略决策

　　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次反“围剿”？原因在于蒋介石集团对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一再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没有极端残酷的“围剿”，也就不会有反“围剿”。

　　为什么蒋介石此时发动比以往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剿”，并且抱有极大的决心？这需要从当时国内外局势的演变来观察和分析。

　　20世纪3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国政治生活接连发生了几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地区。1932年1月，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猛烈攻击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救亡”的呼声在全国民众中沸腾。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的最大变化。第二，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政府宣称中国已经“统一”，但对蒋介石不满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手握80万重兵，公开揭竿反蒋，得到国民党内一批政客的支持，双方兵力相当，一时难分高下。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这对蒋介石是生死攸关的考验，自然一时顾不上再抽更多力量进行“剿共”。直到9月中旬，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支持蒋介石，阎、冯集团解体，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第三，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众对民族危亡的愤怒迅猛高涨，又由于国民党内部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派严重分裂并导致两广军人同南京政府对立，蒋介石不得不在事变后三个月的1931年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宣布下野。这对蒋介石是极大的打击。可是，在南京政府内部又难以找到代替蒋介石控制各方面势力的人物。1932年3月6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他统率南京政府属下的全部军队。以后很长时间内一些官员通常称他为“蒋委员长”。这样，他又有了可以指挥自己嫡系部队、地方部队和各路杂牌军的“名正言顺”的权力。然而从被迫下野到再度登台，一切需要全盘掂量，他的心情无疑格外复杂。

　　这就是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时的特殊背景。重新掌握南京政府军事大权的蒋介石需要迅速作出选择和决断的大事有两件。一件是当否全力北上抗日。抗日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最能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的，这件大事他不能不有所考虑。另一件是要不要继续以主力南下“剿共”。反共是违反中华民族利益、受到大多数爱国民众痛恨和反对的，而蒋介石内心最看重的恰恰是反共。在他看来，这是关系生死成败的根本，但他也担心日本军国主义者会步步进逼，担心激起民众的强烈怒火和反抗行为。究竟如何决断，蒋介石仍有些两难。这从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前后他的日记中就能清楚看出。

　　1932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所谈者为北方问题，如不先掌握热河，则对日无从交涉也。外交则不能强进，只有待机，中央则与汪合作也。此时党国病入膏肓，对外无论如何危急，只有按步进行；对于战争准备，尤不可急求。惟有尽我心力而已。对于国内政治，亦只有尽力改革，不能急激求成也。”12月间他还在考虑：“昨夜半醒后，思虑倭寇赤匪与华北处置。”反共和抗日两者的轻重安置，已经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正是在这时召开的。

　　进入1933年，蒋介石集中力量反共的决心已经下定。他在1月20日日记中写道：“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明末之寇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及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29日，他在日记中又明白地写道：“余决先剿赤匪而后对日，此次来赣，即所以决定大政方针也。”他指明，这次“围剿”不是发动一次通常的战役，而是实现他心中关乎全局的“大政方针”的关键举措。不难看出第四次“围剿”在他全盘谋划中所居的重要地位。

　　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状况

　　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重中之重自然是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体范围在赣西南和闽西的农业地区，居民有300多万人。这个地区已经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改革，居民多已由各种形式的群众团体组织起来。中央苏区内部基本上肃清了地主武装，中央红军在1930年8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兵力约3万多人，大多是翻身农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时正值“左”倾错误取得统治地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关系一再变动，有些混乱。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周恩来正在上海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一时难以离开，只能由项英先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暂代书记一职。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在1931年3月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瑞金，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这年12月，周恩来到达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摆在中央苏区面前的各种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军事问题。此时，正处在第三次反“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之间，国共双方的军事决策和部署尚未完成，仍处在局部拉锯式的战斗中。红军在这以前进攻过赣南重镇，没有成功。1932年1月，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把中央苏区同周围苏区连成一片。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又来电要求至少选一个重要城市攻打。苏区多数领导人当时对赣州守军兵力估计过低（原来以为只有8000人，实际上有18000人）。红三军团苦战一个月，只能退出。这是一次失败。接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由东路军攻占福建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漳州。毛泽东在5月3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写道：“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这是第四次反“围剿”前夜有胜有负的拉锯式战斗，还谈不上反“围剿”的全局性的胜负。

　　这次战役后，到达中央苏区不久的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往军情日趋紧张的前方，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组成前方军事最高会议，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期间前后方产生不少不同意见。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意见，一再催促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并进攻其他重要城市。由于意见不同，前方的周恩来等人在9月23日致电中央局转中央，提出：“出击必须有把握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他们主张：“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这是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一贯的方针。

　　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宁都会议。会上，留在后方的领导人集中批评毛泽东。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经过简报》写道：他们“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因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宁都会议的决定是极为错误的。不过周恩来、朱德对毛泽东历来十分尊敬，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听取并推行他的基本主张。中央根据地的将士们早已熟悉红军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战略原则和战斗作风，有着强大的战斗力。这是下一步取得胜利必需的条件。

　　这时，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尚未就绪，双方的军事冲突暂时还处于局部性。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强硬要求前方红军全力攻下国民党军重兵坚守并有大量援军前来的南丰城，认为这才符合“进攻路线”。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将红军主力秘密撤至南丰西南隐蔽集结，待机歼敌，为以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埋下了伏笔。宁都会议这场不算小的风波，终究没能根本改变前方领导原定的作战路线和方针。

　　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过程

　　第四次反“围剿”大体开始于1932年底和1933年初之间，主要是在1933年初进行的。这以前，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虽然双方还经历过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战斗，但那还不足以构成一次全局性“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

　　1932年11月24日，周恩来已经敏锐地察觉蒋介石的企图和部署，发出《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指出：“现在，蒋介石已动身来赣。以朱绍良为右翼，率领在湘鄂赣及湖南的八个师；以蒋、蔡为左翼，率领十九路军及毛、刘、卢、赵八个师及戴岳一旅；蒋自任中路，率领陈诚十八军及吴、孙、李、许十个师，并预备从湖北调两个师，从安徽调徐庭瑶第四师来赣。”周恩来把它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

　　紧急训令对敌情的了解和分析是完全正确的。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写道：“赤匪奔突，村邑为墟，腹地既残，藩篱不治，遂致安内攘外，兼顾两难。”公然以国民党中央全会宣言的形式清楚指明：“安内攘外，兼顾两难”，必须不顾“攘外”，而以全力“剿共”。

　　一场规模更大的“围剿”行动就要开始了。

　　蒋介石把这次“围剿”看作实现他“大政方针”的行动，对这次行动的军事部署下了很大决心，抓得很紧。1933年1月，他调集30多个师、50多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三路中，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中路军称为“进剿”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约12个师、16万人，担任“围剿”的主攻任务。在福建的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粤北的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这两路都称为“清剿”军，负责就地“剿办”。蔡廷锴、余汉谋都是粤军，接近桂系，曾反对过蒋介石。因此，第四次“围剿”的主力就是陈诚率领的中路军。这是蒋介石心目中最可靠的嫡系王牌部队。

　　蒋介石在1933年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到赣以后，进剿计划略定，调动军队开始，惟粤为桂方牵累，不能如命，是亦无碍大计。”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1933年初亲自到江西后“进剿计划略定，调动军队开始”，足见这次对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也就是所谓第四次“围剿”）是从1933年1月开始行动的。蒋介石也明白，左、右两路粤军虽有一定战斗力，但并不可靠，真正视为依靠的是陈诚的中路军。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周恩来、朱德正在前方，深入了解敌情，发扬以往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明确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

　　1933年1月23日，周恩来和朱德联名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共中央，电文主题是“集中力量消灭抚赣敌人是粉碎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电文说：“在此时机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争生死关键，亦苏维埃中国胜负所系。”这个意见抓住了应该集中力量解决的“关键”，奠定了第四次反“围剿”成功的基础。

　　1月27日，周恩来在作战过程中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现时敌既执行其组织三个‘进剿’军与‘清剿’军坚守城防的进攻部署，我自须夺取先机，立即转移作战地区，调动敌人以破坏其进攻部署，转移抚河西岸即由此。”这是要根据敌方军事部署的变动，夺取先机，以破坏敌方的进攻部署。

　　1月30日，周恩来以“消灭敌人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为主题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十分明确地表示：“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这种坚决反对当时中央提出的重在取得坚城的错误思想、主张消灭敌人主力是取得坚城先决条件的主张，是多么宝贵的战略指导思想和精神财富！

　　这些指导方针明确、中肯、坚决，是第四次反“围剿”能取得巨大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对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指导方针的直接继续和丰富。第四次反“围剿”取得的巨大胜利，正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历来的设想一步一步发展的，是不容忽视的。十分重要的是，第四次反“围剿”不仅在战略思想上总体是正确的，同前三次反“围剿”是一致的（尽管有过严重的争执和曲折），而且在战争实践中取得了歼敌的事实成果。

　　中央红军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地域有很大发展，以广昌、宁都、瑞金为根据地，向四周发展游击作战，并采取重点突破的战术，有着较宽裕的回旋余地。国民党军队在1933年1月初开始第四次“围剿”行动。其主力中路军原分驻赣江两岸的吉安、泰和、安福、吉水等地区，这时移驻宜黄、临川准备发动进攻。然而他们同民众完全脱离，不仅行动迟缓，还很快被红军侦知。红军采取先发制人的主动战术，集中第一、第五军团等主力，全歼黄狮渡守军一个旅，并向临川进攻，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原定部署。

　　2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根据蒋介石“分进合击”的方针，开始向中央苏区实施大规模“围剿”。中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是第五军军长罗卓英，他长期担任陈诚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第一纵队下辖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部队的各级军官很多是黄埔生，武器装备、训练和给养都较好。这是中路军的主力，也是周恩来1月30日电报所说的“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中所指的对象。

　　兵力如此众多，又较精锐的武装集团，怎么能够轻易地被分割消灭？看起来真有些奇怪。据此时正在该军的杨伯涛回忆：“这时，（国民党的）军指挥机构还没来得及成立。辖第十一师驻临川东馆附近，但其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远在安福、吉安一带，还隔一道赣江，需作数百里的长途行军，才能到达宜黄、乐安间的战略展开位置。为了保守秘密，有人建议陈诚应该绕道远后方，经白区安全地带再向属于苏区的黄陂作正面开进。但由于陈诚的一贯轻视红军，在蒋介石面前急功邀宠，中路军总部竟命令该两师取捷径经吉安、永丰到达乐安。在乐安又停留数日，再由乐安进入苏区作侧敌行军。令其第十一师由临川现地出发，经宜黄到黄陂、东陂与该两师会合。”这样，中路军第一纵队三个主力师不但没有很快握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反而形成便于红军各个击破的格局。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群众得到广泛发动，还有着一定的武装。国民党军队虽装备较好，但对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情况却有如两眼漆黑，不知所措。时任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回忆道：“在此期间，我地方游击队在主力红军行动的左右积极活动，使敌人捕捉不到我真正的主力所在，直到伏击战打响，敌人还以为是游击队。”

　　时任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的耿飚回忆说：“黄陂地区山峦叠起，古木参天……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地带，是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就埋伏在两侧的山上。那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又浓又密的毛毛雨罩着峡谷，浸没了山头。”

　　2月26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率部从乐安出发向黄陂前进，对红军十分轻视。行至鲛河高山鞍部，队伍拉得很长。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占领两侧阵地，突然展开猛攻。李明最初还以为是游击队，该师正在蜿蜒数十里的山地隘路行军，无法集结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因此，部队被红军截成数段，团与团、营与营之间的联络俱为隔绝，陷于各个被围的态势。激战五六个小时，李明中弹落马，伤重死去，该师全部被歼。

　　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2月20日从乐安以东出发，向黄陂前进，“获悉红军第五军团昨夜由东边出发，走了80多里路刚刚到达这里”。他们已听到第五十二师的枪炮声，但情况不明。于是决定在现地占领阵地，企图同第五十二师取得联系。28日凌晨发现第五十二师已被红军紧紧包围。激战后，第五十九师也溃不成军，基本被歼，师长陈时骥被俘。

　　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回忆说：“我们对敌军的指挥调动可以了如指掌。而敌人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由于群众封锁消息，敌人对我军的行动毫无所知。”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分两路南进，对红军的行动毫无察觉，摆成一字长龙前进。“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两师之敌发起突然猛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截成数段。经两天激战，将该两师之敌全歼。”“俘敌官兵一万六千余，缴枪一万五千余。”

　　现在轮到粉碎国民党军中路军主力第十一师了。第十一师是陈诚部中的骨干。当时流行把陈诚的部队称为“土木系”。其中的“土”字就是由第十一师番号中的“十”和“一”合成而来（以后以第十一师为骨干扩编为第十八军，“木”字就是由“十”和“八”合成而来）。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相继失利时，第十一师已行进到黄陂方面，只救援收集到第五十九师一些残部。第十一师师长萧乾认为该师在1932年解赣州之围时，曾给红军沉重打击，因而骄傲自满，对红军有轻敌心理，继续孤军奋进。

　　3月20日，第十一师抵达宜黄东陂以南的草台冈。这一带地形复杂，高山重叠。据时任第十一师旅长的黄维回忆，第十一师对当面红军情况，原来毫无所知，只是盲目前进而已。这天下午三四点钟到达草台冈附近，受到红军有力阻击。他们从被俘红军士兵处了解到，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已集中到这地区附近来，准备要打第十一师。他还说：“次日将近拂晓以前，红军首先由霹雳山方面发动猛攻，而草台冈东西两面红军也展开了攻击，于是形成了南端以霹雳山为中心顶点的马蹄形的包围攻击，势极猛烈。对于第十一师的各个阵地支撑点（据点）都同时用其突击部队一波接一波，前仆后继，不顾牺牲地向之反复突击。如是全面激烈战斗到将近中午，在第三十二旅的阵地方面，首先是第六十六团在霹雳山的阵地被红军突破了。虽然该旅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顽强战斗，但是红军所突破之处，逐渐扩张，以致不可收拾，使第十一师逐渐全线崩溃溃退，但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接近黄昏，才完全结束。”

　　黄维还生动地讲到陈诚在得知第十一师溃散时的情况：“当他由电话中接到第十一师溃散的报告后，当时就脸色苍白，手拿着电话发抖，并问他身边的樊崧甫说：‘第十一师失败了怎么办？’樊回答说：‘再不要逞英雄了，要立即电报蒋介石，老实说，没有把握，请求增派大军来江西，仗不是你包打得了的。’正在这顷刻之间，陈诚急得吐了几口血（樊是当时第七十九师师长，是陈诚任见习官、排长时的连长，两人私人关系很密切。以上情形是樊传说出来的）。”

　　参加消灭第十一师战役的红军师长李聚奎在回忆录中写道：“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高约五六百米，山坡陡峭，易守难攻。”“黄柏岭战斗，我军虽然伤亡较大，但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大部和九师一部，敌师长肖乾和他们的参谋长，还有三十二旅旅长均被我们击伤，击毙了三个团长，打死敌人两千多人，俘虏敌人一千七百多，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我军在黄柏岭的大捷宣布了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彻底失败。”

　　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在极短的几天内溃散，让蒋介石策划已久的第四次“围剿”化为泡影，再也无法打下去了。

　　为什么在短时间内能取得这样的重大胜利？除了红军的高度政治觉悟、英勇无畏、作战灵活外，自然也同作战具体指挥有关。周恩来后来讲到第四次反“围剿”的体会时说，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了，前线机动（变遭遇为伏击），工作上兢兢业业得来的。时任红十二军军长的张宗逊回忆道：“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领导下，仍然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乘敌军‘围剿’部署尚未完成，诱敌深入就范。尔后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

　　五、结 语

　　现在回过头来再探讨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应该怎样评论。

　　讨论这个问题，必须以当时的事实为出发点。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度被迫下野，一二八事变后又重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国难极端深重的状况下，他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前后不顾国人指责，继续把“围剿”中国共产党置于“挽救民族危机”之前，并且设立委员长南昌行营，经常亲驻江西，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把它作为关乎全局的“大政方针”、他心目中的头等大事。以前，国民党的“围剿”军大多是调用地方军阀的部队，第四次“围剿”的主力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部队，并且把它放在第一线，寄以极大的希望。1933年1月5日，他致电陈诚：“昨未见来杭，中（正）定本日回京，望即来京一晤，以中须即日离京也。”一周后，他又致电正在江西抚州的陈诚：“昨电谅达。希积极负责进剿，如兵力不足，第十师及独立三十二旅亦可参加。此时须集中有力部队于一路，断绝其窜回老巢之路，故须先进占要点，使其来攻，相机而聚歼之。本日汇十万元谅到。”他直接给陈诚的函电、指示、商议非常多，可见他对陈诚信任之深、期望之殷，以为这一次“围剿”在陈诚具体主持下将取得巨大的成功。

　　周恩来、朱德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迅速围歼对方主力。当时，陈诚中路军的主力共三个师。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以大兵团伏击战的方式，利用恶劣天气和险恶地形，在敌军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几天内全歼这三个师，不仅速度极快，而且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国民党第十八军训练科科长周上凡在《陈诚部在第四次“围剿”中被歼记》一文中写道：“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号称3万之众，仅逃来宜黄20余人，有如丧家之犬、惊弓之鸟模样，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蒋介石、陈诚视为可靠的精锐部队如此迅速地被歼，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3月3日，蒋介石致陈诚“万急”电并转各路官兵：“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冈、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6日，他又给陈诚“手谕”，写道：“此次错失，悽惨异常，实为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蒋介石以“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来自责，实属罕见，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四次反“围剿”给予一向目中无人的蒋介石的打击是何等不同寻常。把这句话反复玩味一下，不难恰当地判断第四次反“围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应处的地位。

　　对陈诚这位爱将，蒋介石也不得不给予严厉处分。他于4月8日颁布手令：“该总指挥骄矜自擅，不遵意图，着即降一级，并大过一次，以明功罪，而昭赏罚，此令。”

　　当然，不能说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没有任何失误。如这次战役后期东方军的入闽作战是不适当的，但这终究是局部性的问题，并不影响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体评价。

　　再来看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对第四次反“围剿”怎样看。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毛泽东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时距第四次反“围剿”只有三年多时间。

　　他对第四次反“围剿”及其背景作了一段简明而中肯的论述：“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这是一句历史结论。蒋介石花了那么大力量组织起来的第四次“围剿”，尽管也经过一些起伏波折，最终还是被打破了，而且失败得十分惨。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最后是胜利了、成功了。这是对第四次反“围剿”应有的基本历史评价。应该牢记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不能把他这种重要论断淡化以至忘却了。

　　毛泽东曾多次谈到第四次反“围剿”，多持肯定态度。他在总结反“围剿”经验时，第一条是“必须打胜”，要求“确有把握而后动手”。他在列数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后，接着写道：“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这段话充分肯定了第四次反“围剿”中的作战指挥，但也指出胜利后向福建进攻时“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

　　在谈到速决战要充分估计各方面情况时，毛泽东写道：“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在谈到歼灭战时，他写道：“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不难注意到，当毛泽东谈到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时，总是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成果和经验并举。对第五次反“围剿”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它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从这种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同第五次反“围剿”作了严格区别。

　　红军高级将领中类似的评论很多。萧劲光认为：“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然而，周恩来、朱德同志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毅然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同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分割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情况确实同前四次根本不同。那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大权独揽，全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推翻前四次反“围剿”时的正确路线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敌人拼消耗。再加上临时中央在政治、经济、群众工作等方面一系列“左”的严重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简单地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同第五次反“围剿”的根本不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篇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论文其实并没有什么新见解，不过是重述前人已有的见解，并同学术界一些稍有差异的提法尝试进行些探讨。学术进步有赖于在正确前提下的多家争鸣，如果这篇文章有不正确之处，同样希望得到熟悉这个问题的学者批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