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特别是语文革新运动史上的倡行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复旦大学首任校长。翻译完《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工作，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有诸多重要交往，他们此时期在上海的联系牵涉到中共创建史中的诸多重要内容，不少历史细节的面貌日渐清晰。

　　共同致力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

　　1920年8月17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汇报在华工作时称：“《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维经斯基提到的这版《共产党宣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的首版。

　　陈望道在浙江义乌翻译《共产党宣言》主要依据日文版，同时参考英文版，其中英文版就来自陈独秀，是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交给陈独秀的。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从义乌回上海后，先住在李汉俊家。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原拟在《星期评论》连载，但当时《星期评论》因遭反动当局查禁停刊，陈望道因此又托俞秀松将译稿转交陈独秀。

　　俞秀松在1920年6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陈独秀家里去。”陈独秀深谙《共产党宣言》的价值，其与李汉俊校阅陈望道译本后希望这个中文全译本能够早日面世。

　　根据参加出版工作的郑佩刚回忆，1920年夏的一天晚上，陈独秀家中曾召开了一次会议，“议案很多，重点是宣传工作，……当晚议决先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委托我全权负责。”维经斯基还交给陈独秀两千块钱转给郑佩刚，郑便在上海辣菲德路（现复兴中路）成裕里租到一幢新建的石库门房子建立印刷所，取名“又新印刷所”。这个由陈独秀领导推动成立的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推进《新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刊物

　　陈独秀于1920年2月从北京返回上海，于3月下旬入住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此后把《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回上海，以新青年社为《新青年》的出版部。此时的《新青年》从同人刊物复归一人刊物，在编辑人手很短缺的情况下，已完成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较早进入《新青年》编辑部工作。沈雁冰回忆：陈独秀到上海后，便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在渔阳里2号谈话，商议筹备《新青年》在上海的出版事宜。

　　1920年11月初，陈炯明电请陈独秀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待陈炯明答应有关教育独立等条件后，陈独秀准备赴粤就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临行前将《新青年》编务交由陈望道负责。此时陈望道搬到了《新青年》编辑部所在的陈独秀家。为方便陈望道开展工作，陈独秀还在12月中旬致函《新青年》原北京同人李大钊、胡适、周树人、周作人等9人，称“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同月16日给胡适和高一涵的信中又有介绍陈望道的编辑主张。陈独秀赴粤期间，陈望道并未担任《新青年》“主编”一职，只是主持编务工作。这期间，在华的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于1921年4月21日《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提到了《新青年》，仍称其主编是陈独秀。

　　陈望道独立主持编务的《新青年》，是第8卷第5、6号和第9卷的1、2、3号，共5期。陈望道主持的这5期《新青年》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对社会主义的学理性探讨，同时又较重视文学哲学，以兼容并包的胸怀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的关键时期，为使《新青年》发挥党的机关理论刊物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独秀赴广东前后，北京政府以“鼓吹过激主义”为由禁止邮局寄递《新青年》。临行前，陈独秀曾提到“望道境遇又不佳”，他将编辑工作交给陈望道不久，法租界巡捕便在华界当局要求下查抄新青年社大量书刊，包括将出版的第8卷第6号的《新青年》。陈望道主持编务的新青年社不得不对外声称“本社现已迁移广州城内”，但实际上只是将发行部迁往广州，《新青年》的编辑印刷工作仍留在上海秘密进行，后又不得不告知订户定期来渔阳里2号索取刊物。外部环境不利的同时，胡适等《新青年》原北京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向持有异议，除周树人、周作人等少数人支持陈望道外，“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不给《新青年》写稿，所以写稿的责任便落在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身上”。面对困难，陈望道说“事业仍是要进行的”。他圆满地完成了陈独秀交给的工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针。

　　除了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陈望道对党的早期组织的相关工作也有参与。他回忆称，在译完《共产党宣言》返沪后，曾参加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也回忆称陈望道和陈独秀都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望道回忆称他和陈独秀都是其中成员。忆起此时的陈独秀，陈望道不乏赞誉之词，认为他“很有勇气，胆大，能吃苦，没有架子，也能身体力行”，同时也称“有苏俄人来接头”。此即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后，约请共产主义者座谈一事，而陈望道和陈独秀也一起出席过。陈望道和陈独秀为党的正式建立所做的一些工作贯穿于他们此间的交往。

　　“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1921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由中央直管的上海地方组织，即上海地方委员会。上海地委的工作重心在于党的建设与组织发展，书记由陈望道担任。

　　上海地委一经成立，便协同多方力量，做了一件有利于扩大党组织影响的工作。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代表利金就在华工作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汇报：“1月底，中国农历新年那一天，成千上万中国普通百姓被吸引到上海‘新世界’来了。上海小组利用这种情况以及寄贺年卡的习俗开展了一日宣传运动，他们印发了总共8万份的两种传单：一种是新年贺卡，一面印有老一套的贺词，一面印有告工人书；另一种是唤发民族感情，号召为建立统一的中国而与苏俄携手战斗的呼吁书。为散发传单动员了中国和朝鲜的青年团团员，散发活动进行得很顺利。”

　　利金所说的贺词背面的“告工人书”由时任上海地委书记的陈望道起草，核心内容是用朴素的语言宣扬共产主义，名为《太平歌》。陈望道还积极带头发动党、团员参与散发“贺年帖”，而这项活动其实是由陈独秀提议开展的。在日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陈独秀也提到了和陈望道参与组织的此事。陈望道回忆称：“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这次活动有助于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陈独秀的提议与陈望道的带头动员都不可或缺。

　　同样也是在1921年底、1922年初，美国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太平洋会议）。此时的陈望道已任复旦大学文学教授，1922年《复旦年刊》刊登的“文科级史”记载：“是冬太平洋会议开幕，山东问题直接交涉之声，由海外传来，群情愤激，上海特发起国民大会，公推筹备员九人，我校同学竟占去其六，而我级同人又占其四……”为进一步揭露并批驳太平洋会议的“分赃”阴谋，陈望道负责的上海地委还向群众散发了相当多的宣传材料，其中就有5000份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文章《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

　　1922年1月15日，为纪念德国共产党创始人、著名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殉难3周年，陈望道和陈独秀均出席了上海地委以“德社会学者纪念会”名义发起并在宁波会馆召开的纪念会，也都做了演说。在陈望道担任书记约半年的时间里，上海地委还配合开展了不少有关群众动员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上海的中共党员也从10余人增长到50人，党组织得到了发展。

　　总的来看，无论是克服困难出版《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让《新青年》亮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还是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逐步“着陆”、推动“一大”后上海地委的早期工作，陈望道和陈独秀都长期奔走在革命的“第一线”，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民族未来的使命使得他们走在一起。他们对于建立一个光明中国的追求是相通的。

（来源：2023年11月8日《党史信息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