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大会主题的核心内容，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的精神指向和行动遵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历经百年发展形成丰富磅礴的精神谱系。延安精神居处其中的重要方位，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延安时期的时代体现，由源及流的衍发过程中两种精神持续嬗迭意涵、彰显特质、释放势能，在逻辑相承的演进轨迹里刻写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成就。新征程上，中国人民迎来攀登“精神高峰”的历史际遇，秉持系统观念的哲学思维、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和观照现实的问题意识去弘扬两种精神是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应有之义，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伟大建党精神；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题，向全党昭示新征程上的精神指向和行动遵循。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陕西瞻仰革命圣地延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1】两种精神皆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结晶。“延安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延安时期的时代体现”【2】，二者脉络相通、机理相衔、意旨相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发展史中一脉相承。摹写由伟大建党精神到延安精神的发展轨迹与赓续脉络，既可对践行和弘扬两种精神有所裨益，又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精神力量。

　　一、伟大建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衍生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一座座巍峨的精神丰碑，构筑壮丽雄奇的精神世界，伟大建党精神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中轴。“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3】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融汇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广阔精神流域中。

　　（一）伟大建党精神形塑延安精神的理论根基。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方能孕育伟大精神，正如伟大建党精神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关联。“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5】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革命性凝结在其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而科学性和理论适用性则蕴藏在其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从不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伟大建党精神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基石，也形塑了延安精神的理论根基。伟大建党精神乃“精神常量”，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其为“源”衍发生成的诸“流”则是“精神变量”，位列谱系中的诸种精神皆在源头精神之上持续积迭时代意理。“精神常量”与“精神变量”的关系体现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论是两种精神的自身建构还是置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体系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始终贯穿始终。

　　理论基础为理论创新供给不竭活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一项重要成就便是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历史经验，并以理论建设为主要抓手完善了党的自身建设，破除了长期束缚和困扰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彻底革命，充实了延安精神的理论底蕴。这既是对“坚持真理”的实然践履，也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伟大建党精神本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史事叙事来体现的历史形式”【6】，与延安精神一同兼具历史性与学理性。同时，两种精神的内涵以理论形式建构，渗透在历史薪传中并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伟大建党精神与延安精神的理论脉络同根同源，两种精神要素相融、逻辑自洽、义理互通。概言之，延安精神在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涵养中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二）伟大建党精神锚定延安精神的价值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源，伟大建党精神为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诸多衍生精神奠定了价值基石。“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7】价值立场是伟大精神的立足之魂，也是区别其自身与其他精神的根本所在。理解某一精神，首先要通晓其价值立场，了解其“因何立足、何以立足”，方可追问凭何“站得住、站得稳”。伟大建党精神从根源上锚定延安精神的价值立场、从本原处标定延安精神的价值禀赋，由“源”及“流”的衍发实则是彰显价值观的精神形塑历程。延安精神的价值立场由多维意蕴构成，充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以及行动逻辑和目标指向。

　　首先，延安精神继承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人民至上性。《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张思德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讲演，开宗明义指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9】这高度凝练了延安精神的人民至上性，党的七大更是把其写入党章。其次，延安精神承袭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主动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问世于革命先驱开天辟地的能动探索与实践后，更离不开历史主动精神的加持。发轫于此历史背景下的伟大建党精神天然具有主动性，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的诸种精神亦也袭之。历史主动精神融汇到延安精神的价值立场中有益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自觉和行为主动，在认识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梳理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为建立政权、建设国家等开拓性历史实践做足精神准备。再次，延安精神延续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与时俱进性。创党实践开启了历史新篇章，此中培植的伟大精神自然具有革新属性。与时俱进性不仅是两种精神的静态属性，更是其发展逻辑的建构基础。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不断创新才能衍发出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诸“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10】延安精神满足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坚持斗争的精神需求，其时代化升华得益于与时俱进性。这一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不断完善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三重特性统一于价值立场中，夯实了两种精神纵向贯通的传承逻辑。

　　（三）伟大建党精神淬炼延安精神的实践品格。实践品格是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不断升华的密钥，赋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蓬勃发展。“党的百年奋斗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实践力量的成果转化。”【11】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因为实践是精神意志“降临”到现实世界的重要路径，延安精神的实践伟力同样缘自伟大建党精神。革命性、开辟性的创党活动为伟大建党精神刻以实践性烙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宝贵的实践品格不受时空桎梏，在由“源”及“流”的衍发过程中反复淬砺，为延安精神创造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机遇。从理念世界的精神形态到现实世界的物质形态，实践是延安精神效能转化的必由之路。实践将理论优势上升为精神武器，精神武器又通过实践转铸为物质力量，这是延安精神得以被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从而改造客观世界的“制胜法宝”。

　　精神信仰的伟大彰显于其物质转化力和实践指导力。“我们党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13】抽象的精神、理想、信念和理论并非虚无缥缈。实践是连接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的桥梁，精神力量也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融汇为民族的历史主动基因，并对客观世界产生实质影响。“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4】伟大建党精神及以其为精神原点和逻辑起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延绵、于理论与实践互摄中演进，以指导实践、变革世界为其品位归宿——延安精神概莫能外。从伟大建党精神到延安精神，实践品格在继承中淬琢、在发展中磨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边区人民不断进行实践尝试，施行包括“三三制”在内的民主政治制度，巩固了根据地发展并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初作求索。其间，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有效缓解了当时物质匮乏的压力，为夺取更大的革命胜利奠定物质基础，并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征。”【15】可以说，持续的革命实践探索是延安时期党的工作主旋律和主基调，实践品格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延安精神特征的形成。

　　二、延安精神赓续延展伟大建党精神的意蕴内涵

　　从上海到延安，伟大精神的存续形式随时代推移而更迭变迁，延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汪洋中也逐渐沉淀。“延安精神展现了这一时期延安军民丰硕的精神文明成果”【16】，不同历史阶段的伟大精神呈现样态不尽相同，每个时代的精神都是过往精神积淀的延续，同时这个时代的精神意涵也会被后一个时代的精神所延续。

　　（一）延安精神擎举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鲜明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光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7】由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犹如火炬照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先驱日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救国方案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五四运动点燃革命之火，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伟大建党精神也于此萌生。“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8】也可以认为“看不起中国精神的时代也应当完结了”，因为伟大建党精神树立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思想旗帜，其具有真理性与革命性，一经勃发便引领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并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注入磅礴精神伟力。

　　革命道路既是光明的也是曲折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左”或右的错误思想困扰、束缚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真理”遭遇挫折的同时“坚守理想”也开始动摇。党的事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被迫开始长征。在中国革命的紧要时刻，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找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后，逐渐开始反思政治策略和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相继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就开始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共产党人。”【19】同时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0】和党史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并形成全党的思想共识。此时期也是形成延安精神的关键环节，“伴随着延安整风的进程，延安精神得到了发展、培育、确立与弘扬，而且，延安整风自身就是践行延安精神的光辉范例”【21】。理想信念是党的灵魂所在，这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史事实表明，政治方向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前途命运——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在革命实践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22】实事求是就是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践履。可见，延安精神继承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旗帜，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一步步求索真理。

　　（二）延安精神坚持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责任情怀。责任与宗旨是鉴别政党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置于崇高地位，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奋斗目标。“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立场和延安精神的责任情怀。百余年前的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建党先驱们怀揣崇高理想，肩负起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23】中国共产党将责任与初心使命相联结，以此回应人民的期许。“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4】中国共产党将初心和使命系之人民，将为人民谋解放、为民族谋复兴的家国大义融汇在践行初心使命的党史的奋斗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以抗日救国为已任，正确分析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变化，推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毛泽东阐释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时指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25】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并将之与实际革命目标和长远理想结合起来。尽管时局多艰，中国共产党坚持顾全大局、勇于担当，在根据地实施了多种有效政策，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26】中国共产党在带领根据地人民改善生活水平、增进生活福祉的同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的为民初心在与人民的互动实践中升华，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觉使命。“党在根据地内实行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发展，奠定了坚持长期抗战、克服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27】人心向背是决定延安精神能否赓续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责任情怀的关键因素。

　　（三）延安精神承继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风骨。“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勾勒出中国共产党人高洁傲岸的革命风骨，在精神谱系的源流拓展中发挥了标定意志品质的作用。百余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在从事革命事业伊始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豁达的心境和壮烈的情怀慷慨就义。李大钊在谈及黄爱、庞人铨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的牺牲时说道：“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28】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深知“奋勇上前”是通向革命事业的必由之路，有斗争也就必然有牺牲。习近平总书记曾总结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29】牺牲于革命事业并不少见，能否自觉为理想目标献身则是衡量真正革命者的标准，“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30】。舍生忘死的高尚品质与顽强斗争的坚定意志融汇于伟大建党精神，流淌至延安精神。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篇尾直陈，“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31】,概括了包括延安时期在内的多段历史时空中革命先驱取义成仁的壮烈诗篇。

　　遥望彼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考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紧逼不断挤压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空间，革命形势岌岌可危。党通过召开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逐步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32】延安军民以无私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抗争精神开展对敌斗争、反摩擦斗争、大生产运动，于无数个以身许国的动人事迹中浇灌延安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千千万万革命先辈和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忘我奋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惜牺牲了宝贵生命，谱写了我们党坚持艰苦奋斗的壮丽篇章。”【33】伟大事业伴随着奋斗与牺牲，不惧怕牺牲、不回避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千难万险、发展壮大的意志保障，也凝结成为延安精神的要旨。

　　（四）延安精神涵养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基底。延安精神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观和人民观，涵养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基底。思想和行动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向党中央看齐是为“对党忠诚”，而通过锤炼党性来提高、深化服务人民的觉悟和能力即为“不负人民”，这些要旨伴随伟大建党精神嬗发，升华于延安精神。“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3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便无法保证其对党中央的绝对拥护和绝对忠诚，为此“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35】以思想共识驱策行动一致，延安整风运动聚合了全党的政治忠诚。树立忠诚观方可全面贯彻党的人民观，二者逻辑恰合、机理相连，统合于饱含政治慧力的延安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的长盛不衰提供精神保障。

　　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创造、积累的“第一主体”，精神生产活动要依托人民群众的实践参与方可完善话语体系建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便是“不负人民”政治底色的真实刻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民主政权建设、军民关系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社会建设深度摹画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36】。不止工作干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于《论联合政府》中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7】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一众国民参政员飞赴延安访问，其间，黄炎培被毛泽东邀请到他住的窑洞作客。黄炎培抛出一个问题，即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以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并问中国共产党能否破解周期律。对此，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8】对党忠诚与不负人民的精神内涵统合于延安精神持续演进的效能转化中。同时延安精神也持续涵养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基底，并为后者的意蕴赓续提供现实参照。

　　三、新征程上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弘扬进路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郑重宣告：“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步入新征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39】中华民族迎来攀登“精神高峰”的历史际遇，展望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弘扬进路具有特殊现实意义。

　　（一）以系统观念的哲学思维审视两种精神。系统观念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思维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40】伟大精神的生产、锻造与筑造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增强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紧密关联，因此从哲思层面探赜弘扬路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体而言，需以系统思维审视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的传承，并在此视域下将两种精神置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精神等场域中去系统性、整体性耙梳发展脉络，为其弘扬提供理论支撑。

　　系统性体现在三对关系中：一是延安精神内涵中各要素与延安精神的关系。延安精神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是多种要素以系统性存续形式表现综合意涵的精神结晶。其生成乃是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在内的各精神要素有机耦合的结果。毛泽东就曾讨论过延安精神内涵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41】可见，延安精神各部分要素存在系统性关联。二是延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多维多元的“综合精神系统”，其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囊括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的所有伟大精神结晶。如果将其视为巨系统，那么延安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便是其中的子系统。子系统是巨系统的构成单元，这两种精神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系统要件”，其内涵、要旨、发展脉络等元素与巨系统本身息息相关。三是延安精神与精神谱系内部其他精神间的关系。百年党史的不同时期分别孕育了多种伟大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系统之“源”持续衍发的一系列精神成果兼具“综合精神系统”的共性和自身的特性，且具有内在耦合关系。系统观念助力从哲学层面审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流变，为两种精神的弘扬与践履提供了新视角。

　　（二）以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彰显两种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出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发展方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42】作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以何种状态或心境对待思想与文化，决定了能否建构起主体视角下精神文明发展的持久通路。故此，应以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彰显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力争主动发声和积极诠释。对两种精神充满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并对其指导下的实践转化效能也充满自信，避免阐释时“无语”、宣扬时“失语”。中国式现代化包涵“文化现代化”或“精神现代化”，“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43】“精神现代化”包括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目标。中华民族的复兴包含精神的复兴，复兴的前提是对持有的精神成果高度自信，复兴的要义是对希冀达致的精神文明发展目标充满进取心和自强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弘扬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最终目标”。【44】

　　以自信的面貌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成就，既是在赓续中传承伟大精神的重要理路，也是彰显其广袤内涵的逻辑旨归。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中积累的精神结晶，还是世界文化之林的宝贵财富。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内蕴丰富的美好意涵和积极因子，具有超越种族、地域、文化和意识形态壁垒的实践影响力与理论穿透力。以自强的心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诠释好中国精神的世界性涵义。自信并非夜郎自大、坐井观天，而是充分认识到己有精神成就达到的高度，重视两种精神在促进文化对话中的载体作用。自强则需主动将两种精神推向世界，于中国故事中阐发中国精神、于中国精神中深描中国故事。

　　（三）以观照现实的问题意识培育两种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精神凝练，也是源于历史实践的理论升华，其根本任务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问。因此，把握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的理论适用性与问题导向性方可凸显精神培育的内生动力机制。问题意识能够提高两种精神与现实世界的互嵌、互动程度，延展其生命力。如若缺少问题观照，精神阐释必然“言之无物”，而与现实世界剥离的精神生产也难以避免陷入“空洞”境地。“我们发扬延安精神，是为了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45】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培育和践行的应然指引。两种精神饱经历史和现实考验，富有实践伟力，能够在引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和改变客观世界的征程中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供给不竭价值源泉。“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构成其强大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46】观照现实、回应当下正是精神永续的答案所在。这两种精神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随着时代变迁迸发出新活力，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熠熠生辉的精神支点。

　　培育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应以“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47】为着力点和出发点，在与问题意识的互摄中实现进阶式发展。两种精神已然融汇于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之中并转铸为民族性的精神武器，有力增强了中国人民面对挑战的力量与勇气，为解决困难的斗争实践持续注入精神动力。新征程上，需继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不惧险阻的斗争精神和奋斗精神武装头脑，向“两个一百年”目标前进；牢记初心使命，防止精神懈怠，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概言之，培育两种精神的逻辑实则机理相通，运用整合视角和问题意识涵养两种精神的弘扬与发展乃关键之举。

　　注释：

　　[1]《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8日。

　　[2]《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让延安精神在新征程上更加熠熠生辉》，《人民日报》2023年1月8日。

　　[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9页。

　　[4]同上，第98页。

　　[5]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21页。

　　[6]贾彦：《伟大建党精神与上海》，《上海党史与党建》2022年第5期。

　　[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4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1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111页。

　　[11]齐卫平：《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伟大建党精神》，《上海党史与党建》2022年第2期。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40页。

　　[13]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12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15]罗凤琳：《略论改革开放精神及其对延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理论导刊》2008年第11期。

　　[16]蒋瑛、孙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精神文化的现代成长》，《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1期。

　　[1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页。

　　[18]同上，第1516页。

　　[19]《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第176—17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2页。

　　[21]李成学：《延安整风对延安精神内涵的发展、培育、确立与弘扬》，《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1期。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2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482页。

　　[24]同上，第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26]《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8日。

　　[27]《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2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2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42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9—1060页。

　　[31]同上，第1098页。

　　[32]《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8日。

　　[33]《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3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0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5页。

　　[3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43页。

　　[3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1095页。

　　[3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1页。

　　[39]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求是》2022年第22期。

　　[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17页。

　　[41]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4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35页。

　　[43]同上，第119页。

　　[44]忻平、姜楠：《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海党史与党建》2021年第4期。

　　[45]《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1页。

　　[46]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36页。

　　[47]《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让延安精神在新征程上更加熠熠生辉》，《人民日报》2023年1月8日。

　　（作者：杨世照，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高福进，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