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关于朱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德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党建等方面的思想以及其精神品格、道德风范等，对朱德在侨务工作方面的建树少有论及。侨务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揆诸历史，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始终重视侨务工作，为侨务工作的开展和推进作出了突出贡献。梳理朱德的相关思考与实践，对于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仍有借鉴意义。

　　一、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动员华侨支持革命事业

　　朱德接触华侨事务始于他到国外探寻革命道路之时。1922年 9月，朱德乘坐法国邮船“安吉尔斯”号奔赴欧洲时，看到南洋一带许多背井离乡的中国同胞，忍受极不公平的苛捐杂税，过着贫苦不堪的生活。朱德不禁感慨：“这都是因为华侨没有强盛的祖国做后盾。所以，他们专门欺辱我们中国人！”通过与华侨近距离的接触，朱德对海外华侨的艰辛生活有了初步的感知。

　　在国外期间，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政治眼界变得更为开阔。他认识到华侨也能被动员起来参与革命，为革命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1925年初，朱德主持创办了一份油印周刊《明星》。他亲自撰稿、刻印和邮寄，利用这份报纸向留德学生和华侨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政策，使他们了解中国革命动态。与此同时，朱德还积极组织华侨开展革命运动。同年 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朱德听闻这一消息后，在中共留德组的安排下，与邓演达等组织留德学生、工人和其他华侨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后还组织了游行，散发用中文和德文编成的追述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传单、文件和小册子。同年 5月 30日，上海爆发了英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群众的五卅惨案。随后，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朱德听闻之后，在党组织内部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他立刻组织编印了一期《明星》，积极向海外华侨和留德学生介绍五卅惨案的事实经过，并揭露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恶意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不仅如此，朱德还与孙炳文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联合德国共产党方面，组织中国留德学生和侨民举行抗议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示威集会。后来，朱德从柏林前往苏联，积极去一些工厂、机关、学校参观和演讲，向华侨和苏联民众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并宣介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

　　1926年 7月，朱德回到国内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到 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多处在交通闭塞、通讯不畅的地区，还要应对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围剿”，实难顾及侨务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海外华侨完全中断了联系。1934年2月，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收到来自美国华侨反帝大同盟三藩市执委会的来信，还有从中、西工友中募来的 100美金捐款。美国华侨在信中一方面肯定了红军的英勇战绩：无论国民党军队“单独的或与帝国主义合作的进攻”，“都被我们革命的英勇红军所粉碎”；另一方面表达出对红军的支持：“华侨反帝大同盟在美国现已领导华侨举行一种慰劳红军的捐款运动”，中美工人“为了保卫中华苏维埃和拥护红军胜利，都肯踊跃地解囊相助”，并表示以后仍会继续为红军募捐。这一来信与捐款无疑给中国工农红军以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朱德复信指出：“你们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节省你们的生活费美金一百元，来慰劳我们中国的工农红军，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深致谢意，并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敬礼！”“中国工农红军是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真正的革命武装，为中国被压迫民众，谋社会的及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盼望你们为中国工农红军，作广大的宣传，使世界无产阶级，予我们以不断的援助，更欢迎你们加入红军，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与此同时，朱德还收到了来自《中国论坛》读者联欢会给中国工农红军的捐款和来信。《中国论坛》是由外国友人伊罗生和史沫特莱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于 1932年 1月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刊物。同年 12月，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人士。伊罗生和史沫特莱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两位重要的外籍成员，《中国论坛》也成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机关报。在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中国革命处于艰危的时期，《中国论坛》“在国际宣传和支援中国革命方面，做了不少有益、有效的工作”。对于此次捐款和来信，朱德专门复信表示感谢：你们将“工农红军与苏维埃的伟大胜利，宣布到全世界，使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革命群众都知道中国的红军与苏维埃”，把红军“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亲密的联系起来，使我们在艰苦斗争之中，能够不断地得到他们的援助”，“请你们将我们热烈的谢意，转给这些亲爱的革命弟兄”。

　　此外，朱德还发表了《致全世界革命群众电》。电文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民族革命的先锋，是为中国工农劳苦民众的社会的及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的真正的革命的武装”，“我们不惜最后一滴血”，“为民族革命战争奋斗到底，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希望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与我们站在同一的战线上，来共同奋斗”，也希望“你们继续着不断的与我们以有力的援助”。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朱德的两封复信以及《致全世界革命群众电》均发表在《红色中华》上。《红色中华》于 1931年 12月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其“读者面比较宽”，据统计，“在 1933年至 1934年，《红色中华》发行量达到四五万份，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公报》”。借助该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朱德的两封复信以及《致全世界革命群众电》发表后，起到了向广大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的效果。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设想到建立，海外侨胞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强对侨务工作的领导，1936年，我们党着手组建了海外工作领导小组，由朱德担任组长。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侨务工作领导机构。在朱德的带领下，海外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向广大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动员他们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二、全面抗战时期，朱德直接领导和推进侨务工作

　　华侨虽长期旅居海外，但有着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海外侨胞心系故土，关心、支持祖国的抗战。同时，他们也是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部分。朱德直接领导和推进侨务工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秋，党中央从延安挑选了 20多名归侨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海外工作团，并由朱德担任主任。在朱德的领导下，这些团员奔赴东南亚一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中国人民的抗日事迹，使得更多华侨支持和参与不同形式的抗日活动。比如，越南归侨共产党员符克参加海外工作团，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越南开展华侨工作，他不仅发动广大华侨自愿捐钱献物，还动员了 42名在越南的琼籍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此后，中央成立了华侨工作委员会，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中央党务研究室海外研究组，均由朱德领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 12月 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海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委”），同时决定将原来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务研究室海外研究组并入海委，仍由朱德担任主任。海委成立后，从中央各部门抽调了 39名归侨干部成立海外工作研究班，准备学成后将这些干部派到海外开展侨务工作。朱德不仅领导研究班的学习工作，还亲自为研究班讲授军事课。朱德要求学员们将对时局动向的研究和基本情况的研究相结合。他经常组织时事座谈会，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国际国内问题。1942年 7月 10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研究班成员于 1944年夏结业。但由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以及时局的变化，研究班成员未能按照原计划去海外开展侨务工作。但这些人员的培养为以后我们党开展侨务工作奠定了人才基础。

　　除了对侨务工作进行直接领导外，朱德还要事躬亲，亲自参与到华侨统战工作当中。

　　第一，朱德积极向广大海外华侨宣介国内的抗战局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被奴役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激发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号召侨胞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1938年 2月，朱德发表《告华侨同胞书》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土及平津京沪等许多城市已被日寇肆意蹂躏，沿海各海岸大都被封锁，广大后方被其轰炸，一切被占领地之同胞无日不被其摧残”，“我中华民族已到存亡绝续关头了，唯有全国团结，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抵抗日寇，挽救危亡”，“驱逐日寇出中国是一个持久的残酷战斗，中华民族解放，要依靠全民族力量的团结，从各方面努力奋斗才能获得。因此深盼我全体海外侨胞团结一致，一面努力援助国内抗战，同时加紧国际宣传，联络并推动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持正义的人民，扩大反日援华运动，用以最后战胜我们的敌人复兴我们的祖国，至敝军物质方面甚感缺乏，倘得海外侨胞惠予援助无比欢迎”。1940年9月，朱德又号召“全国一切抗战的同胞们及海外侨胞”给予八路军新四军“以源源的资助”。

　　在朱德等人的号召下，许多华侨纷纷表示愿为祖国抗战贡献自身力量。比如，1938年 6月，新加坡华侨给八路军写信说：“我们最近读朱、彭副指挥的通电，……比野兽还没有理性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他们疯狂到极点了”，八路军“使我们远居海外的侨众，钦佩万分”，因此，我们现在已组织“华侨援助第八路军大会，……决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给予八路军和晋陕冀鲁同胞“作防毒防疫的物质上精神上的援助”。据笔者统计，仅 1941年，《解放日报》就刊登了 22则华侨回国投资建厂以及为祖国抗战捐钱献物的报道。朱德适时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事业表示感谢。1945年 4月，朱德在党的七大上谈到医药急缺问题的解决时专门讲到：“抗战初期，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帮助了一些药物，令人感谢。”此外，朱德还为在抗战时期作出突出贡献的爱国华侨题词以示勉励。1945年 4、5月间，朱德书录诗句“生经百战饮倭头，不净胡尘剑不收。鸭绿江边期啸傲，何须九世报斯仇”，请新华社香港分社饶彰风带到新加坡送给爱国华侨洪骏声。

　　第二，朱德通过书信与海外华侨保持密切联系。朱德与许多海外华侨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不仅对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使海外侨胞能够及时了解国内抗战形势，随时投身到支援祖国抗战的行列之中。比如，八路军的英勇奋战行为获得了许多海外华侨的赞扬和支持。1937年 12月 1日，东南亚的 8个华侨团体各向八路军献旗 1面，托华侨战地服务团团长曾圣提带回转交给八路军。他们还集体附信一封，对八路军全体将士“在西北战场浴血奋斗，舍身为国，或成仁，或取义，使暴敌欲掠夺我每一寸土，必须付出惨痛代价”的“惊天地泣鬼神之英勇精神”，表示极为钦佩。次年 2月，朱德、彭德怀给他们复信，不仅对他们的献旗行为表示感谢，还表示八路军全体将士会“鼓起继续杀敌”的勇气。再比如，1938年 3月，朱德收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的捐款和来信，信中指出：“公率三军，捍卫华北，侨众欣悦。”对此，朱德、彭德怀联名回信，对其“厚意热情，无任感奋”，并表示会“再接再厉，誓报国仇”，将“率领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务求不负同胞之期望，而尽军人之天职”。

　　第三，朱德经常深入到归侨中，关心其生活，并参加其开展的活动。抗战时期，“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据调查，抗战时期来到延安的华侨青年共约六七百人，其中较长时间生活、战斗在延安的有 300人左右。对于归侨青年而言，能否适应延安的生活是对他们的一大考验。朱德对归侨的日常生活非常关心。1938年 10月，朱德利用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机，专门去抗大四大队第十队看望学员。当他得知此队存在华侨青年时，就到窑洞里同他们谈心，问他们到延安来生活习不习惯，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此外，朱德还多次嘱咐食堂的同志给归侨青年加菜。1942年，归侨庄焰的夫人分娩时，朱德还用自己劳动种菜得来的钱买了两只老母鸡派人送去。

　　朱德还经常同归侨青年进行交流，听取他们对有关工作的意见。对于归侨青年提出的中肯的意见，朱德充分肯定并予以采纳。比如，1944年，归侨罗道让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司令部担任伙食管理员。他看到干部和战士粮食不够吃，就动脑筋想办法，向朱德请求养猪，增加肉食。这一意见得到朱德的支持。

　　除此之外，朱德还多次参加归侨的一些集会活动。1941年 3月，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联会”）举行大会，朱德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对抗战以来华侨“拥护祖国抗战之热忱，致以钦佩”，希望“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表示“欢迎华侨同志参加边区经济建设运动，并欢迎侨胞资本家向边区投资，边区政府一定保护他们的利益”。同年 10月，救联会再次举行大会，朱德应邀参加并再次发表重要讲话。朱德在讲话中指出：“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建国事业，向来踊跃参加，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希望“延安华侨与海外华侨建立密切联系，积极对各抗日根据地投资，开办实业，增加抗战力量”。朱德的这些讲话实际上阐明了党在全面抗战时期侨务工作的主要内容。

　　第四，朱德热情招待来延安访问的华侨。1940年 5月 31日，爱国侨领陈嘉庚到达延安访问，随后开展了为期 8天的考察。在此期间，朱德与陈嘉庚多次接触，并陪同他参观边区的学校、工厂。比如，朱德陪同陈嘉庚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了解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为满足陈嘉庚参观边区工业的要求，朱德还陪同其去离延安数十里外的安塞钢铁厂参观。6月 7日晚，朱德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陈嘉庚等人的晚会并致词。他说：“我们过去已经为团结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极大的成绩，现在更要求全国团结。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个精神传达给海外的数千万侨胞。”同年底，华侨青年郭戈奇来到延安。他到延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现代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朱德，朱德知道后欣然接受。在采访中，朱德不仅向郭戈奇阐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宗旨、武器来源以及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还充分肯定了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所作出的贡献。这些来访延安的华侨通过与朱德的交流，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理解。他们在离开延安后，又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传播出去，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极为有利。

　　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提出侨务工作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思路并积极践行

　　新中国成立后，引导华侨参加新中国建设成为侨务工作的重点。1949年 10月，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由政务院直接领导的华侨事务委员会，何香凝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为副主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首个侨务工作机构。朱德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新中国侨务政策的制定者和侨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早在 1946年 3月，朱德在救联会会员大会上就曾指出：“各位回到祖国参加抗战，艰苦奋斗了八年，现在已取得胜利，全国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是大家都高兴的事情。在和平时期，侨胞应努力参加建国工作，我们欢迎华侨回国或投资开办工厂、银行、商店及参加各种建设。”这虽然是朱德针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而言的，但表达了鼓励华侨参与祖国建设的一贯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广大侨胞认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更好地参与新中国建设，朱德不仅提出了侨务工作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思路，还积极投身于各项涉侨事务。

　　第一，朱德明确提出侨务工作要全心全意为华侨服务。1950年 1月，朱德在华侨联欢会上发言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一向是十分注重华侨工作的。华侨事务委员会虽然建立不久，工作还有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全心全意为华侨服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工作是会有成绩的”。“全心全意为侨服务”，实际上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侨务工作的宗旨。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在侨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第二，朱德明确提出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南亚地区形势十分复杂，在一些国家发生了迫害华侨的事件。比如，1949年 11月，“驻越法国军队对我国在越侨胞横施奸淫焚掠，侨胞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对此，朱德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任人欺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海外侨胞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再不像过去的反动政府那样漠不关心了，我们的方针是对于守法的外国侨民自当保护，而我们也一定尽力保护我国华侨的正当权益。”对于海外华侨的悲惨遭遇，朱德一面代表新中国政府“对受难的侨胞表示关切与慰问”，一面警告迫害华侨的“资本主义和反动派”，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华侨的暴行，转变对华侨的态度”，不然，他们“就应该担负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责任”。这充分表明了新中国保护海外侨胞正当权益的基本态度。

　　第三，朱德提出了华侨大团结的侨务工作理念。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提出，华侨应该做好两个层面的团结：一方面是华侨之间要相互团结，“凡是赞成拥护共同纲领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哪怕是那些曾经盲从国民党反动派的人，只要他们改过自新，诚心诚意拥护共同纲领，也应该团结他们”；另一方面是海外华侨应该积极团结当地民族，“华侨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应该是休戚与共、亲如骨肉的关系，我们应该主动地把这种关系搞好”；“如果我们全体华侨实现了团结，又紧紧地团结了当地民族，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除了应做到上述两个层面的团结外，朱德还倡导海外华侨能与我国国内各阶层人民紧密团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显身手。1956年 9月，朱德在党的八大上作了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指出，我国以较快的速度建成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根本的有利条件就是——“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国外华侨，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发展生产力”。

　　第四，朱德积极投身各项涉侨事务。为使华侨更好地致力和投身于新中国建设，朱德多次听取中央和地方工作人员的侨务汇报，并进行指导。比如，1959年 2月，朱德到广东省台山县视察工作，在听取台山县负责人汇报侨务工作后指出，“在国外的华侨有二千多万人，你们台山县也有一百万人在国外。他们在国外已有好几代人，都是热爱祖国的，很多人都想回来。我国越富强，华侨在国外的地位就越高。你们要加强对华侨的宣传，努力做好侨务工作”。1960年 2月，朱德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了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关于 1960年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问题的报告。同年 12月，朱德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了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工作情况的报告。朱德对侨务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指导意见，为中央和地方侨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比如，广东就根据朱德的意见创办了华侨投资公司。

　　同时，朱德还直接号召华侨为新中国建设出资出力。1950年 1月，朱德在华侨联欢会上讲到，“海外华侨多少年来，希望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出现，并愿意贡献他们的力量”，“侨胞们，踊跃地参加祖国的建设大业，这是你们的光荣任务”。这一号召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积极响应。比如，据统计，广州市东山区在 1963年有归侨 1021人，其中，新中国成立后归国的有 770人，占到75.4%。这些归侨无疑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

　　海外华侨大多都有眷属在国内，朱德十分关心侨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侨眷总人口超过 2000万。海外亲人的汇款是侨眷的生活来源之一。据对 1950年广东省粤中区的调查显示，该区侨汇大约有 3000万美元，这和该区当时的农业收入总值大体相当，其中，97.73%的侨汇是由海外华侨寄给亲属的赡家费。侨汇的畅通与否，影响着侨眷的生活质量。对此，朱德指出：“侨汇是关系几千万侨眷生活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设法疏畅侨汇，并给以各种便利。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但还要继续改进。”1950年，新中国政府颁布了《侨汇业管理暂行条例》，提出了“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侨汇政策。这一政策的有效施行，对于保障侨眷的日常生活，以及恢复国民经济，都是有利的。

　　不仅如此，朱德还到我国侨胞众多的广东、福建等省份关心和了解侨属和归侨的真实生活。1963年 1月，朱德视察了海南省兴隆华侨农场，当看到兴隆华侨农场的职工居住条件较差时，嘱咐农场负责人，“要注意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1964年 1月，朱德到福建视察工作，发现侨属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些困难。他在随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致电中指出：“福建省侨居国外的有二百多万人，国内做好侨属工作，这不仅是一个争取侨汇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的问题。当前在对侨属的物资供应方面还有些不足，主要是高档用品和食品不足，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帮助解决。”

　　此外，华侨教育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对此也非常关心。朱德倡导通过发展华侨教育，增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而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同时，华侨通过学习增强自身技能，也能够为祖国发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朱德指出：“国外华侨远离祖国，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很难得到像在国内一样的充分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我们有责任协助华侨把文化教育事业办好，比如有计划地培养侨校师资，提供各种文化食粮等。至于对归国求学侨生，应该尽量设法便利他们就学；对于贫困学生，政府可以设一定名额的助学金，使他们毕业后回到侨居地有谋生的技能，同时也替国家培养了一批建设人才。”在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导和推动下，华侨教育事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1951年，教育部决定由燕京大学承担部分侨教任务，在广州南方大学设立了华侨学院。1956年，厦门大学设立了华侨函授部，北京、厦门、广州、汕头、武汉、昆明、南宁等地也开办了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许多爱国华侨也捐资兴办了许多中小学校。

　　四、结语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统一战线都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侨务工作始终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息息相关，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朱德关于侨务工作的思考和实践，折射出我们党领导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不平凡历程。1952年 5月 13日，缅甸华侨回国观光团向朱德献旗、献词，献词中称：“您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祖国斗争中的无数英勇事迹，广泛地在侨胞中间传诵着。海外侨胞们深切地了解：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祖国的和平建设，我们为捍卫祖国边疆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就有了有力的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我们海外侨胞爱祖国的信心和勇气的泉源。”献词既是对朱德和人民军队的礼赞，也反映了一向重视侨务工作的朱德在侨胞中的威望和影响。

　　（作者：汪效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耿东旭，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