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31年9月至1933年12月，成仿吾受党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鄂豫皖的两年多时间里，成仿吾积极领导开展文化建设，为推动鄂豫皖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仿吾主要从面向工农群众发展社会教育、加紧发展学校教育、努力探索实践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三个方面推动鄂豫皖根据地文化建设并做出突出贡献。

　　关 键 词：成仿吾；鄂豫皖根据地；文化建设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1年9月至1933年12月，成仿吾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兼中共黄安（今红安）中心县委书记。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多时间里，成仿吾积极领导鄂豫皖苏区开展文化建设，为推动鄂豫皖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巩固做出重要贡献。

　　一、面向工农群众发展社会教育

　　成仿吾曾是“五四”时期著名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并于1928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成仿吾由“文化人”向“革命人”的转变过程中，他逐步接受并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分析问题，把目光投向了文学的大众化，在1928年2月他所发表的《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一文中提出：“要使我们的媒介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①]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第一次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成仿吾以全新姿态投入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开始了与工农群众的直接结合。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成仿吾对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状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成仿吾认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形势是好的，但是教育工作还存在问题：一是普通教育跟不上形势需要，二是广大工农群众的社会文化教育跟不上形势需要。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成仿吾组织鄂豫皖苏区文化委员会多次召开各县文化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1932年5月10日，鄂豫皖苏区文化委员会印发《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以指导鄂豫皖苏区文化建设。该《决议案》提出：“鄂豫皖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得到了经济政治解放之后（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必须要实现文化上的完全解放，我们必须从地主、豪绅、资本家的奴隶文化中解放出来，首先要读书识字，提高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增强我们斗争的力量，来完成建立新社会的伟大使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②]该《决议案》还对当时鄂豫皖苏区只重视学校教育、忽视社会文化教育，以及没有系统地编好教材、缺乏教师等问题提出批评，指出“目前最急迫的是社会教育工作，即文化工作，应由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教育为中心。”[③]该《决议案》是鄂豫皖苏区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成仿吾在鄂豫皖苏区文化建设的实践主要围绕这一《决议案》展开。

　　结合鄂豫皖苏区群众文化水平落后的状况，成仿吾把鄂豫皖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教育工农群众方面，领导开展工农群众的识字运动。1932年1月1日，鄂豫皖文化委员会会同总工会联合发出《识字运动周宣言》，号召工农群众起来与不识字现象做斗争，并决定从1932年1月21日列宁纪念日至28日为识字运动周，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宣传队，动员工友、家属参加识字运动。成仿吾在鄂豫皖苏区文化委员会和总工会创办的《识字运动周》特刊上发表《怎样组织读报社》《工农干部和识字运动》的文章，宣传并指导开展识字运动。在《工农干部和识字运动》一文中，成仿吾指出：“（文字）是培养能力的伟大的工具。工农识了字，就是提高了自己的知识，也就是加强了自己的战斗力。”[④]号召鄂豫皖苏区工农群众掌握文字工具，向新的胜利前进。成仿吾不仅加强对鄂豫皖苏区识字运动的宣传引导，还身体力行，亲自负责审查各县编写的识字课本，动手编写干部培训教材和工余学校、列宁小学的识字课本，推动了识字运动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开展。鄂豫皖苏区各地组织起识字周宣传队，动员所有工农家属参加识字运动，新集、黄安县（今红安县）、麻城县（今麻城市）的宣传队深入到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和工业合作社进行宣传活动，他们教群众演唱《扫除文盲歌》《读书歌》《四季读书歌》，掀起读书识字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春，整个鄂豫皖根据地参加学习的工人2.3万人，农民30万人，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指战员24万人。[⑤]轰轰烈烈的识字运动以及工农演讲所、读报班、俱乐部、新剧运动等各种形式、面向工农群众的社会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鄂豫皖苏区文化落后的状况，提升了民众文化水平，对唤醒民众政治觉悟，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宣传动员，支持参与革命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省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青壮年人文盲，创造大批善于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其中，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社会教育是重要内容之一。成仿吾关于发展鄂豫皖苏区社会教育的思想实践，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完全契合，亦是其关于文化为工农群众服务思想在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斗争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

　　二、加紧发展学校教育

　　成仿吾特别强调对工农群众的社会教育，但他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指出以社会教育为中心，“并不是说可以放松学校教育，相反地，更应加紧工作。因为它是社会教育有力的推动者。”[⑥]在成仿吾等人领导下，鄂豫皖苏区中共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从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采取积极措施发展普通学校教育，推动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开创了新局面。

　　第一，普遍发展乡学，大力创办列宁小学。鄂豫皖苏区的普通教育，主要是初等小学教育和高等小学教育。《决议案》提出：“普遍地发展乡学，使我们苏区里每一个工农劳苦儿童、红军子弟有读书的机会……各县、每乡至少设立一两个乡学，每村至少设立一两个工余学校”。[⑦]根据《决议案》的要求，在各级鄂豫皖苏区苏维埃和中共党组织的大力推动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小学教育发展迅速，几乎村村办起列宁初级小学，每个乡建立两所列宁模范小学。到1932年春，鄂豫皖根据地中心区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90%以上，鄂豫皖苏区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普及小学教育，有些区域开始办初级中学。

　　第二，解决制约学校教育发展的教材、师资等问题。在鄂豫皖学校教育发展中，教师、教材等问题是主要困难和制约因素，对此成仿吾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教材建设和师资培养。

　　针对“缺乏教材和教材不统一的混乱状态”，《决议案》要求：“（鄂豫皖）省文化委员会必须领导各县学校把教材有系统地编好，同时各县应当马上执行供给各种课程的材料。”[⑧]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就教材编写的原则和基本要求做出明确规定，提出解决当前教材短缺的办法。在成仿吾的主持之下，鄂豫皖苏区在频繁的战争条件下，以极短的时间为列宁小学编印了“国语”“算术”“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等系统的国语教材，种类之多、发行量之大、内容之丰富、思想之健康，是鄂豫皖交界区域史上前所未有的。成仿吾不仅负责审查各县的识字课本，而且亲自参与编写课本教材，先后主编了《列宁学校课本》和列宁小学使用的《识字班课本》。

　　针对鄂豫皖苏区教师缺乏的严峻问题，《决议案》强调：“要下十二倍决心把这个问题打破。”要加强对乡学、县学教师的培养和训练，提出：“乡学教师的培养，主要是一般政治教育和学校管理教学的训练，使教师在短期内对于目前政治有一正确的认识，对于暂行学校管理法有一详细的了解和运用，懂得怎样教书，怎样管理，不再走入那封建式教育的道路。”[⑨]从而对教师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的培养提出要求。为了使教师能安心教学，成仿吾提出要关心教师生活、提高教师待遇。当时列宁师范学校的教师待遇比较优厚，年工资为24枚现洋，每月还可以领到与鄂豫皖苏区工作人员相等的津贴。成仿吾抽出时间到列宁市（今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的列宁小学为学生授课，成为学校的兼职教师。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在新集（今河南省新县县城）创办师范学校，以培养苏区所需师资，成仿吾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成仿吾不仅参与厘定学校各门课程的使用教材，还亲自承担了“教育行政略论”的课程讲授。

　　第三，倡导教育教学内容方式的改革。教学方法是决定教学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仿吾在鄂豫皖根据地教育工作实践中非常重视对教育教学内容方式的改革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教育思想理念：加强学校组织管理工作，使学校“真正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机构”[⑩]；提倡实行教育民主，让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管理；强调教育生产化军事化问题，要求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决议案》提出：“教育生产化是我们列宁小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学生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是不应阻止的。我们不但不应阻止，而且还要加紧对于学生参加生产的训练，每天得拿出一两点钟使学生学习养猪养鸡、种瓜种菜等。”[11]当时，列宁师范学校的办学经费，除了主要由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按月拨给外，其余则由师生勤工俭学筹集获得；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学生积极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担任各种文化上政治上的宣传工作。

　　在鄂豫皖苏区时期，成仿吾对党的教育方针、师资建设、教材建设、学校管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与当时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极大推动了鄂豫皖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成仿吾在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也为其无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努力探索实践加强党的宣传工作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宣传工作。1929年，毛泽东将党的宣传工作作为“红军第一重大工作”写进《古田决议》。作为思想文化工作的行家里手，成仿吾在鄂豫皖根据地党的宣传工作中努力探索实践，为加强鄂豫皖根据地建设和巩固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思想舆论基础，积累和丰富了党的宣传工作的宝贵经验。

　　第一，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在成仿吾等人领导下，鄂豫皖苏区紧密围绕这些中心工作组织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引领社会舆论方向。如在1932年4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印发的《红五月宣传队工作大纲》中提出，要围绕宣传豪绅地主、国民党军阀帝国主义的罪恶，宣传国民党出卖民众帮帝国主义屠杀和奸淫抢劫的事实；宣传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宣传红军的胜利和白军的失败等。为了推动宣传工作开展，鄂豫皖苏区成立多种文化团体、建立多种文化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宣传动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对革命、建设的认识问题、态度问题、情感问题，为鄂豫皖根据地建立、巩固、生存、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2]

　　第二，深入群众中做好宣传动员。人民群众是革命事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中，成仿吾进一步认识到宣传对象的明确性直接影响宣传的效果。成仿吾在批评过去文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有计划地宣传和鼓动群众参加，读报班和工农学校的教授方面没有适合群众要求，尤其是没有利用各种方法去引起群众的兴趣。”[13]因此，成仿吾在领导鄂豫皖苏区党的宣传工作中非常注重联系群众利益、贴近群众生活、回应群众关切。同时，注重用老百姓的话与身边的事，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土地革命的意义等，从而调动起广大群众革命、建设的积极性。成仿吾在鄂豫皖苏区领导开展得轰轰烈烈的识字、扫除青壮年人文盲运动，就是希望改变他们“睁眼瞎”的现状，让他们明白事理，提高政治觉悟。在紧张忙碌的领导鄂豫皖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同时，成仿吾亲力亲为，积极投入文学艺术创作中来，以群众熟悉的语言、喜爱的形式，编写歌谣、创作剧本，去宣传群众、鼓舞群众。先后编写了《识字运动歌》《少先队队歌》《童子团歌》等革命歌谣，参与并最后修订了大型戏剧剧本《七夕泪》等。

　　第三，以丰富方法方式提升宣传效果。在领导鄂豫皖根据地党的宣传工作中，成仿吾十分注重宣传的方式方法，将中共党组织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念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宣传，以提升宣传效果，“来改变广大群众的思想，来团结广大工农群众”[14]。

　　鉴于鄂豫皖苏区群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成仿吾提倡组织宣传队，向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进行口头宣传，或开会讲演。在成仿吾积极推动和支持下，鄂豫皖苏区各区、乡、村普遍建立宣传队，开展政治演讲、教唱歌曲、表演节目等形式的宣传活动，将中共党组织的政策方针、红军的英勇作战事迹传播到鄂豫皖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工农演讲所和读报班是在成仿吾的倡议下成立的。工农演讲所的日常事务由当地苏维埃文化委员会承担，并就如何发动群众参加演讲、如何改变呆板的演讲方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演讲的方式上，成仿吾提出：“我们演讲不但要很通俗，还要很适当地运用演讲的方式，遇到比较难解的问题，要多用故事的方式或谈话的方式，使大家感受兴趣。”[15]

　　报刊的创办发行是宣传动员群众的主要手段之一，有着丰富办报经验的成仿吾到鄂豫皖苏区后，接替负责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报《列宁报》的办刊工作，同时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机关报《鄂豫皖红旗》和《红旗副刊》的主编。成仿吾不仅负责编辑报纸，还亲自动手撰写稿件、写评论。《鄂豫皖红旗》于1932年4月创刊，成仿吾是创办人，报纸立足鄂豫皖苏区斗争实际，主要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围剿”中取得的胜利，以及鄂豫皖苏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展情况等消息。在成仿吾和鄂豫皖各级中共党组织共同努力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各类报纸刊物不断增多。据统计，到1932年春，鄂豫皖苏区的各类报刊有近50种。这些报刊在红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传播文化知识、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是成仿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的一段重要经历。这一时期，成仿吾殚精竭虑领导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和有益探索，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为“28年红旗不倒”的大别山精神的锻造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也丰富积累了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这些精神财富必将为我们在新时代踏上新征程，迎接新挑战提供有益借鉴、增添精神力量。（作者系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①] 成仿吾:《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7年，第6页。

　　[②]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8页。

　　[③]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0—231页。

　　[④] 成仿吾：《工农干部和识字运动》，《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⑤]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5页。

　　[⑥]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1页。

　　[⑦]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3页。

　　[⑧]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3页。

　　[⑨]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3页。

　　[⑩]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4页。

　　[11]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4页。

　　[12] 冯兵、尚爽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根据地宣传动员工作的实践与经验》《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0卷第4期，2022年8月。

　　[13]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

　　[14] 《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1页。

　　[15] 《怎样组织工农讲演所》，《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