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即方志，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一种著作”，即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涉及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物产资源、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方志、家谱、国史，俗称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三大支柱”。故以方志入小说，上可达对国家运命的文学隐喻，下可作当下小说情节展开的基石，是文学创作极为重要的元素。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作为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特殊类型，主要指创作中涉及地方志内容或元素的乡村小说。如雪漠的《大漠祭》、阿来的《机村史诗》系列小说、铁凝的《笨花》、李锐的《太平风物》、野莽的《庸国》、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孙惠芬的《上塘书》、郭文斌的《农历》、贺享雍的《乡村志》十卷系列小说、付秀莹的《陌上》、徐则臣的《北上》、王跃文的《家山》，等等。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已然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亮丽景观。

　　文学景观：对话和承继

　　一百多年来，乡村小说的乡村想象经历了从启蒙乡村、田园乡村、革命乡村、寻根乡村再到地方志乡村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艺术镜像。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既是面向中国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同时也是对现代创作方法的创造性转化。以地方志入小说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许多作家试图在乡村小说世纪转型的格局中建构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历史感。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作家对文化身份的焦虑转化为经验性的文化自觉，他们的本土意识逐渐形成，并且表现得越来越强烈。诸多作家选择在乡土世界内部寻求突破，地方志书写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以中国本土化的“形式”书写“中国经验”，逐渐成为许多作家不约而同的艺术追求。如李锐的“吕梁山”、贾平凹的“秦岭”、贺享雍的“贺家湾”、王跃文的“沙湾”、付秀莹的“芳村”、朱山坡的“蛋镇”、梁鸿的“梁庄”等，这些小说中的“地标”共同构成了中国乡村小说的地图，艺术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显然，地方志书写的乡村叙事是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一种有效方式。它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当代文学的难题，即如何在描写中国本土生活现实的同时兼具现代性和世界性因素。

　　这种文学样式在新世纪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即以文学创作积极参与抢救文化遗产行动的实践。当下，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乡村社会逐渐变得“现代”起来。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传统的乡村形式也逐渐式微，这给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带来了迫切感。许多作家自觉担当起这一文化使命，以文学记录现实，以小说重述历史，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逐渐成为一道新世纪的文学景观。

　　形态创新：借鉴和化用

　　新世纪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具有丰富的艺术形态。按照地方志书写借鉴的资源来看，主要分为形式借鉴和内容借鉴两种类型。

　　一类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主要借鉴地方志的艺术形式。按照地方志的形式类型，新世纪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借鉴地方志总体例。在文学创作中，模仿地方志的叙事形式，如孙惠芬的《上塘书》借助地方志的形式，百科全书式地展示了当今农村遭遇的现代性之“变”。小说借鉴地方志的内容分类方式，从地理、政治、交通、通信、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等9个方面，介绍了上塘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变化。小说以外来者的视角叙述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孙惠芬在谈《上塘书》的特殊性时说道：“不在于它如何打破常规，把村庄当成人物，将人物嵌入村庄这个主角之下的叙事方式；也不在于它如何借用了地理、政治、交通、通信这些地方语汇，打破以故事为主轴的结构，而在于它弥漫于语言缝隙的安详和平和，在于它将现实置入历史之中的叙事电影旁白一样的冷静和客观。”这种安详平和、冷静客观的艺术效果，其实源于小说对地方志体例形式的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很多女性作家喜欢以个人生活经验作为创作题材，一种私人化的创作潮流逐渐成为主潮。林白、陈染等作家创作了许多具有先锋意味的女性主义小说。而孙惠芬的小说超越了摹写个人生存经验的创作模式，将笔触伸向了自我之外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二是借鉴地方志中的专志，如人物志、物产志、风俗志、方俗志、风物志，等等。如人物志小说有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梁鸿的《神圣家族》等，风物志小说有李锐的《太平风物》等。

　　另一类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主要借鉴地方志的内容类型。这种地方志小说形态更为普遍。按照借鉴地方志内容的情况，新世纪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又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以地方志为事实依据而整体借用，力图复现历史原本图景，如《庸国》《笨花》《老生》《山本》等。贾平凹的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实现了从商洛到秦岭的空间转换，《山本》以“百科全书式”的地方志特征艺术地呈现了历史之变与地方之常，以及丰富意蕴与琐碎文本之间的张力。二是以地方志为背景参考而部分化用，尝试想象当代中国的可能性，如《乡村志》《家山》等。三是以地方志为叙事假托而完全虚构，寻求小说形式革新、赋予乡村小说以寓言性。

　　艺术拓进：活化和发展

　　地方志书写给当代小说理论和艺术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是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研究观念、方法的活化和发展。

　　首先，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倡导了“风学”创作理念（周保欣）。这里的“风学”源自《诗经》的“风学”传统，指在一地的自然与历史中省察世道、体味人心的创作方法。孔子对国风的编定、评价就具有地域文学批评的因素，其删诗也没有打乱“风诗”的国别。《楚辞》更是以楚地直接命名，是楚人之声和楚人之歌。方志是史地之学，司马光称之为“博物之书”，章学诚说它是“一方之全史”。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无论是写人、状物还是叙事，都紧紧围绕着“人—地”关系来写。在地域空间中塑造人物性格，强调环境对人的思想感情、价值选择以及地域性格的影响。同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置于地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网络中进行书写，接续了中国传统的舆地学传统。王跃文说，他在创作《家山》时，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方志，钻研户籍田亩制度、捐税征收方式等，多次重返乡间田野做实地勘察，目的在于回到日常生活本身，呈现一部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和时代变迁史，用沙湾这个乡村去展示时代的风云际会和民族的生生不息，小说中的地方经验隐喻中国故事，风景拼图折射时代变迁。

　　其次，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创新了“物学”叙事策略。21世纪以来，诸多作家的写作视点向古代经籍转移并向地方生活经验下沉，使中国古典文学的“物学”传统返回文学，庄子“齐生死，等万物”的道家思想、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里的“物学”主要指在乡村小说的地方志书写中，将“物、物性”作为“叙述的主体”，文学既是“人学”也是“物学”，同时结合散点透视的叙事视点、地方性知识的叙事内容与方志性的叙事结构编织小说文本。“50后”（如莫言、铁凝）、“60后”（如关仁山、阿来）和“70后”（如徐则臣、付秀莹、梁鸿、田耳、肖江虹）等作家的地方志书写，表现了不同代际作家的叙事轨迹和精神延展。新世纪乡村小说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彰显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

　　当然，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也应积极解决知识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问题。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是基于经验和田野观察，重新发掘其鲜活特质，突破了以往宏大叙事话语的局限，这是中国乡村小说的独特诗学经验。同时，也应该注意地方志的知识性与小说创作的文学性的平衡，警惕这种书写范式对乡村小说的文学性造成伤害。中国文学既要学习借鉴欧美优秀文学作品的有益因素，又要回到自身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在对文学史志传统的承继下，开掘出中国文学创作的新维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研究”（21BZW1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