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志资料的作用

　　（一）资料性是方志的基本特征

　　胡乔木指出：“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1]历史学家周谷城也认为：“志之重要，在于资料。”[2]《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界定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书既然是“资料性文献”，方志资料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地方志的特征甚多，包括地方性（区域性）、时代性（现代性、详今性、历史性、阶段性、阶级性等）、广泛性（连续性、继承性、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体系性、专业性、社会性、整体性等）、科学性（可靠性、真实性、史鉴性、思想性、权威性、规律性、著述性、纪实性等）、资料性（实用性、多用性、客观性等）。但基本特征没有几种，资料性就属于基本特征之一。

　　（二）搜集资料是方志编纂的基础

　　编纂志书，框架设计是重要的。篇目制订之后，首要任务就是搜集资料。一部地方志书的编纂，一般都要经过筹备发动、设计篇目、搜集资料、编写长编、撰写志稿、总纂合龙、评议修改、审定出版等程序。搜集资料是修志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资料是志书的基础，是修志的先决条件。方志学家黎锦熙在谈到志书编写时曾说：“修志首务，在使材料充实”，“凡欲纂著一书，必先搜集材料，剧而秉笔，妙手空空，一筹莫展，操瓢之士，谅皆有此经验矣。”[3]但搜集资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章学诚曾经说过修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广征藏书难，调剂众议难，预杜是非难。[4]这五难中的二、三两难都属于资料搜集方面的困难。首轮修志，搜集资料也有几难，如难在历史久远，难在面广量大，难在收藏分散，难在残缺不全，难在追根究底，难在创编始编。第二轮方志资料的搜集可能要比首轮容易一点，因为事情发生的时间比较近，当事人一般还健在，档案保存得比较完整，各地都编有年鉴。但是，二轮修志搜集资料也有艰难之处，除了面广量大等一般困难外，最大的困难是实行市场经济后，原来由政府统一部署各行业进行修志的现象不复存在，一个部门基本管一个行业的格局已经被打破，许多资料必须自行查寻。

　　从编纂地方志的实际来看，相当多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时间是用在了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之上。从修志的过程来说，搜集资料，看起来只是七八个编纂阶段之一，但实际却贯穿于修志全过程。因为在编写志稿、听取意见、评议审阅、反复修改甚至是出版付印阶段，仍不停地在进行资料的补充、审核等工作。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无法逾越，也不能马虎。有些修志人员急于求成，资料尚未真正见底，就动手去写志稿，甚至仓促出书，结果往往事倍功半，有的不得不重起炉灶。因此，“要修志，先搜资”，可以说是一条基本规律。

　　（三）方志资料是发挥方志功用的保障

　　地方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基本功能。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曾明确指出：“新方志应当系统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利于地方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决策。新方志可以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有助于各行各业全体干部、职工提高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新方志可用以向各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实际上就是地方志的基本功能问题。而“存史”，则是“资治”、“教化”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存史”，也就不可能“资治”和“教化”。地方志的功用，是通过地方志中的资料来实现的。首轮新方志的编纂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大明山林区，1958年后几条发源于大明山的河流水量日渐稀少，干旱等自然灾害日趋增多。编纂《上林县志》时找到了有关的考察报告，弄明其根本原因是对森林乱砍滥伐、盲目开荒等所致。县志中遂设“大明山林区”专章加以记述。县里领导看到志稿以后，迅即查处乱砍滥伐事件，并组织护林队保护山林，采取飞机播种等方式造林10多万亩。地方志的资料，起到了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江苏省《武进县志》在编纂“党团志”、“人物志”时，查清了10多位同志的历史，有关部门根据这一情况一一为这些同志进行了平反昭雪。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董亦湘即是其中之一。董亦湘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代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列宁学院学习、任教时，突遭王明宗派集团诬陷、迫害，屈死于苏联狱中。县志办公室经一年多深入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中央有关部门根据这些资料，进行了调查和甄别，最终批准董为革命烈士，陈云同志还专门为董亦湘纪念碑题了词。

　　（四）方志资料是方志质量的基本保证

　　一部志书的优劣，是有一定质量标准的。而众多标准中，最基本的应该是资料标准。如果一部志书中的资料有出入甚至虚假，其他方面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是一部质量合格的志书。新方志要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如果资料不准确，资料标准不合格，就难以做到志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所以，要想编出高质量的志书，必须从搜集高质量的资料着手。

　　二　方志资料的定位

　　方志资料的定位一定要准确。在方志资料的问题上，有两种错误倾向需要注意：一是对方志资料的存史价值重视不够，片面强调不能超过某个篇幅指标；二是把志书当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因此，必须有个恰当定位，方志资料既要翔实齐全，又要详略有度。

　　（一）方志资料必须翔实齐全

　　首轮修志曾经对各种志书的篇幅有过规定。实践的结果，有的照规定做了，有的则没有照规定做。一般来说，较早的一批志书篇幅较小，中后期出的志书篇幅较大，区别就在于方志资料的多寡。主张“方志贵精”者编出来或指导编出来的志书篇幅较小，主张“资料贵详”者编出来或指导编出来的志书篇幅较大。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要求，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的资料性文献，则方志资料必须翔实齐全。

　　1．应该统合古今

　　对于一般方志（没有“古”的内容的续志另当别论），它应该是条原则。首轮有些志书为求“简洁”，“古”的资料在志书中偏少。如有一部志书记渡口，只说“民国时期，全县有渡口45处”。但这些渡口叫什么名字？主要渡口是哪几个？哪几个是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写清楚。这不能叫“简洁”，而是简单化。

　　2．注意较多地保存宏观性的资料

　　方志资料是分层次的，其中应该有各个层次的资料。但志书往往注意搜集具体的资料而容易忽视宏观的资料，采用分志并列体的志书更容易出现此种情况。究其原因，层次较低的、具体的资料容易搜集，而层次较高的、完整的资料较难搜集。由于没有现成的资料，因此需要搜集者进行必要的归纳和汇总后才能得到。但对于一部志书来说，人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宏观资料，因为只有宏观资料才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整体发展水平。

　　3．应该有基本的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不能只有下限年一年的数据。首轮志书编纂，有的是简单地引用年鉴的相关数据，资料缺漏实在太多，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不能没有齐全的基本统计数据。“基本统计数据”就是志书所记述的对象本身（不是下辖单位）的一些重要数据，比如面积、人口、耕地、国内生产总值（GDP）、三次产业的产值、工商各税、财政收支、基础设施、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等，这些重要资料都应齐全。

　　4．重要的问题应该详记

　　以首轮修志来说，一个地方地主剥削农民的情况应该是个重要的事情，有的志书写了几千字；有的志书却只写了100多字，内容就显得单薄。

　　5．具有特色的人、事、物宜浓墨重彩

　　为防止出现“千志一面”，志书编纂一般都强调多写有地方特色的事物。记乡镇，是县志的一大特色，有的县志用了数万文字的篇幅去记；有的县志却只写了三四千字（平均每个乡镇只有一二百字），这就没有突出作为“县”自身的特色。

　　6．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理清楚

　　如果记述不清楚，对于地方志来说是严重缺失。如有部志书这样写道：“本县烧制砖瓦历史悠久。建国初期，砖瓦业生产从个体转向合作社集体经营。”这就语焉不详，“历史悠久”到底久到何时？有些什么砖瓦厂？如果这些资料缺失，志书就等于没有“纵写历史”。

　　（二）方志资料应该详略有度

　　第二轮新方志的编纂，资料“丢三落四”的情况已经有了明显改观。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志书越编越详，篇幅越编越长；志书中的各种文献性附录越编越多，有的篇章甚至跟正文不相上下；记述部门工作如数家珍，越来越细，唯恐漏了、少了本单位的政绩；记了本级的事情还要记辖属单位甚至是最基层单位的事情，有的还要把与己无关的事情拿来记上。等等。如果这样去编，志书的部头肯定会越来越大，而且毫无实用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五彩缤纷，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地方志记述的内容应该与时俱进，这些内容势必要写入二轮志书。志书应该收录有用的资料，特别是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各种资料。

　　第一，记述要有层次感，要明确自己的记述对象。章学诚指出，修一部志书，先要进行“辨体”。何为“辨体”？就是要搞清楚一部志书的记述对象，哪些是应该记的，哪些是不应该记的。比如，一个省的首脑机关在某个城市的某个区，作为这个区的志书，省级首脑机关的组成情况，书记、省长的介绍等，是用不着去记的，所以也不必去搜集资料。反过来，这个省的省志，也用不着对这个区的情况去作详细记载。如果省志去详记区的情况或区志去详记省的情况，都属于详略失度，志书的篇幅也必然大幅膨胀。第二，志书中附录性的资料要认真挑选，不宜过多。二轮修志中可以入志的资料很多，如重要的文献资料原件、各种调查报告、经济活动中签订的重要协议、有关的著作论文、各种各样的排行榜等。但收录得太多、太滥，志书就会变成文件汇编、论著汇编、调查报告汇集。因此，正确的态度，一是要有这样的资料，二是入志时要进行严格挑选。这种资料如果很丰富，可以另编资料汇编。第三，搜集资料要“按图索骥”。“图”，指的就是志书的篇目。第四，统计资料要有取舍。一些重要事情，统计资料必须有历年数据；一般事情，可以用有代表性的统计数据或下限年的数据。什么事情都用若干年数据，就会造成“不系统齐全”；而都用历年数据，则志书的篇幅必然失控。

　　注释：

　　[1]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2]周谷城给《湖南地方志》的题词。

　　[3]黎锦熙：《方志今议》。

　　[4]参见（清）章学诚：《文史通议》。

　　（编校：刘云锋　审核：张晶萍　排版：刘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