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锐（1891～1949），女，学名任纬坤，曾化名张芸。出生在新蔡县城关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任芝铭，清末举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任锐幼年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03年，她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05年又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此时，孙中山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给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带来了希望，任锐在迷惘中受到启迪。

　　1911年，任锐加入中国同盟会津京支部。在同盟会的活动中，她结识了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孙炳文。不久，彭家珍、黄复生、孙炳文等人组织革命党人暗杀团，任锐负责保藏和运输炸药。为了防止敌人搜查，她经常装扮成豪门闺秀，携带装有炸药的皮箱来往于京、津之间，并亲身参加攻击天津衙门和刺杀活动。革命党人暗杀活动失败后，任锐返校学习。北京女师校长吴鼎昌对任锐参加反清活动极为敌视，以"嚣张之风不可长"为由，开除了任锐等7名学生，一时引起京城各界人士的愤慨，有关报纸撰文披露吴鼎昌迫害进步学生的罪行，吴鼎昌被迫下台。

　　1912年夏，孙炳文担任《民国日报》总编辑，任锐等3位女同志应邀担任妇女版的编辑工作。她们倡导新思想，抨击旧礼教，对袁世凯阴谋篡权称帝的倒行逆施大张挞伐，在反封建斗争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3年春，任锐同孙炳文在北京结婚。当时，袁世凯篡夺了军政大权，对革命党人残酷镇压，《民国日报》被迫停办。他们处境艰危，经济匮乏，在同学胡金祖的资助下，返回家乡四川南溪。任锐和孙炳文回四川后，以教书为业。恰在当时，护国军混成旅旅长朱德率部进驻南溪。孙炳文经八哥炳章的好友介绍，结识了朱德。他们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因政见一致，遂成莫逆之交。为探索革命真理，寻求救国道路，他们于1922年9月携子女去北京。翌年7月，孙炳文同朱德赴欧洲学习。已是四个孩子妈妈的任锐，热情支持孙炳文的革命行动，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含辛茹苦地抚育着子女。在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三个春秋。

　　1925年9月，孙炳文离德国转道莫斯科回北京。夫妻久别重逢，在天伦之乐中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家庭生活。此时任锐经孙炳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隔不久，孙炳文奉命去广州就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上校秘书，任锐及其子女仍留在北京，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前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的任锐，怀着身孕参加集会和游行。当爱国群众到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时，段祺瑞政府命令卫队向徒手请愿的群众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砍杀追打革命群众。刘和珍等47名爱国群众当场牺牲，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任锐在这场与荷枪实弹的敌人搏斗中，被手持铁棍的卫队打倒，腹部受重伤，血染北京街头。三一八惨案后，任锐去北伐军驻广州后方留守处工作，担任孙炳文的秘书，全力协助孙炳文工作。

　　1927年4月10日，孙炳文受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电邀，与任锐及长子宁世、秘书张斗南等，绕道上海去武汉担任北伐军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职务。4月16日，轮船抵达上海汇山码头，一批法国巡警蜂拥而上，在特务褚民谊的带领下直扑孙炳文客舱。褚民谊指着孙炳文说："总司令部要拿你查办！"于是孙炳文、张斗南、孙宁世一起被捕，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任锐为了找到他们的下落，不顾一切地奔走询问。第二天早晨，她冒雨带3个子女前往探监。看守所岗哨林立，铁栅栏寒光逼人，已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孙炳文，泰然自若地嘱咐任锐说："不要悲伤，要设法通过国民政府营救。"任锐怀着营救的希望，依依不舍地离开亲人，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孙炳文罹难后，任锐掩埋好丈夫的遗体，挥泪离开上海去武汉。她把孙炳文生前存放的北伐军驻广州后方留守处余款1万元转交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并在武汉街头散发传单，揭露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反革命罪行。她为失去一位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失去志同道合的伴侣悲痛万分。但她坚信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无产阶级自有后来人。为告慰先烈在天之灵，亦告诫儿女莫忘深仇大恨，她奋笔写下了深沉悲壮的诗篇：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大革命失败后，她抱病回四川南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南溪发生了"李庄暴动"，她成功地掩护一位女同志脱险。当地豪绅勾结地方驻军，妄图加害任锐，不得已她于农历8月15日携儿女出川，辗转到达安徽省枞阳县，在孙炳文的生前挚友房师亮的帮助下，到浮山公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兼教小学。第二年秋，上海的同志来函转告任锐，党组织将安排一批烈士遗孤去法国学习。为此，任锐去上海晤见了张伯钧。张说："时局紧张，已停止遣送。"当时，摆在任锐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养育子女问题，党组织为解决她的暂时困难，救济她50元钱作临时费用，一贯忠于党的任锐却婉言谢绝了党的资助。恰在这时，远在欧洲留学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任锐母子，在友人的关照下，她被安排到明浚小学任校长。

　　1932年，任锐担任北京北辰中学校长时，该校"第三党"的教师常骂任锐吃第三党的饭做共产党的工作，两厢对骂时有发生。她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秩序，组织进步力量将"第三党"教师杨之鸿等驱逐出校。

　　1934年秋，任锐返豫探亲。这年冬，为了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携六妹任均、女儿维世去上海。经电影界友人关照，六妹和女儿同进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她在文光甫的帮助下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担任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在执行任务时，她机智勇敢，大胆细心，多次从敌特的跟踪下脱险。后因党内出了叛徒，任锐仓促移居，再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6年秋，任锐和六妹任均离沪返豫。翌年春，她担任新蔡县今是中学小学部主任，兼教中学。该校反动教师涂建堂等人经常集合学生训话，谩骂共产党，谩骂抗日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引起师生的极大愤慨。对此，任锐因势利导，组织学生开展了罢课斗争，掀起了学潮运动，赶走了涂建堂等人，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七七事变后，她和六妹任均在郑州参加了"抗敌后援会"，担任慰劳队长。在抗日支前工作中，她满腔热情为抗日前线筹集物资，安抚为抗日受伤的官兵。当时，河南一家报纸称赞说，任芝铭的两位女公子也积极投入抗战活动。后因国民党解散了"抗敌后援会"，她决心西征去延安。是年12月到达山西临汾。途中国民党封锁甚严，她暂考入临汾民大学习。

　　1937年，任锐的长子宁世、女儿维世先后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的亲切关怀。宁世被安排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维世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邓颖超同志缅怀忠烈，给任锐写信说："愿把维世视为亲生女儿。"任锐欣然领受邓大姐的深情厚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38年2月，任锐在临汾民大学习时，收到了在山西洪洞抗日前线的朱德总司令的来函，介绍任锐到延安抗大学习。她到达延安时，女儿维世已在那里学习。母女同窗，一时被传为佳话。因为她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老同志，大家都很尊敬她。维世喊妈妈，其他学员都亲切地喊"妈妈同志"。延水河滨、宝塔山下，人人都知道有个年龄虽大，斗志弥坚的"妈妈同志"，连毛泽东主席给任锐的信中也以"妈妈同志"相称。周恩来副主席在赠给她的一张邓颖超的照片上写着："代送给任锐同志妈妈。"是年5月，任锐经李士扬、吕英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秋，任芝铭亲送六女儿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全家抗日战士欢聚一堂。11月18日，毛泽东主席亲笔函邀任锐，信中说：

　　任同志：

　　信收到了，请你同维世星期日上午十二时来谈，并吃便饭。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1939年秋，任锐母女同时毕业。周恩来副主席去苏联治疗臂伤时，携维世去苏联学习。任锐化名张芸被分配到四川璧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院里有500多个孩子，都是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抢救出来的孤儿。任锐怀着深厚的感情，视孤儿如亲生儿女，从学习到生活无不关怀备至。但因任锐反对国民党院方负责人贪污、克扣孤儿粮款，遭到国民党CC派的排挤而去职，随后她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受到同志们的称赞。

　　1941年秋，任锐调回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她对工作满腔热情，严肃认真。凡是送去的公文加印，她都逐字逐句审阅，字斟句酌。对文理不通、错字错句处，都热诚地当面指出来。这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参议长谢觉哉宴请延安诸老，席间林伯渠倡议组织诗社，命名为"怀安诗社"。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纷纷赋诗。任锐、刘仁、陶承等也参加了诗社工作，该社所出诗集称"延安雅集"。诗的题材有抗日战争、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这些诗词抒志言怀、豪情激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1942年，解放区出现了最困难的局面。延安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边练兵，一边生产。一次女队去30里外背柴，年长体弱的"妈妈同志"再三要求随队劳动。回来的路上，这个要替她背柴，那个要给她捆成小捆，队长跑过来说："妈妈同志，还是先让我背一会儿吧!"任锐笑着说："这回可不能服从你了，服从了，我不就白来一趟吗？"风趣的回答逗乐了女队战士。被封锁的根据地，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组织上为了照顾她，每月发给津贴费，但她却省吃俭用，用结余的钱给体弱有病的孩子用。同志们看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都关切地劝她注意保重，她却深情地说："要照顾好下一代，孩子们比我更需要。"她衣着朴素，补了又补，只要能过得去就不换新装。有一次发给她一套新制服，她婉言退回去说："前线的同志比我更需要，我艰苦点没什么。"任锐对革命耿耿丹心，对同志关怀备至，不愧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妈妈。

　　任锐在革命的征途上，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心目中，家庭这个概念是广阔的。抗日战争期间，她先送长子孙宁世去东北前线，又送三子孙名世去牡丹江炮兵部队。1945年秋，孙名世从东北前线回延安探望母亲。假期到了，任锐要送子重返前线。母子离别于延水河畔，河水滔滔，母子情长。千言万语化作一句临别赠言："莫将血恨付秋风。"送子归来，"妈妈同志"的心怎么也不能平静，阶级仇、民族恨一起涌上心头，她奋笔写下了《送儿上前线》的抒情诗：

　　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

　　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

　　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名世不负母教，不负党的厚望，在辽沈战役中英勇顽强，冲锋在前，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6年任锐女儿孙维世从苏联学习回国。母女分别八年，相逢倍感亲切。她给女儿讲述延安大生产运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教育女儿说，你在国外时间长，不了解国内情况，应该在土改工作中受到锻炼。母女离别八年，相处六天，维世就去山区参加土改了。

　　任锐在延安有许多"儿女"，有点好东西自己舍不得用，总要留给那些革命队伍的"儿女"们。维世从苏联回来，给母亲一条毛巾被，她舍不得自己用，剪成许多小块给小鬼们做洗脸巾。年轻的战士生活在"妈妈同志"身边，尽情地享受着崇高的母爱。所以，在她的窑洞里常常"儿女"满座，谈笑风生。维世回延安的几天里，"妈妈同志"的"儿女"们，看到窑洞里来了一个陌生的人倒不自然起来。维世开玩笑说："我一回来，你的'儿女'们倒不好意思来了，看来我有些多余了。"妈妈快慰地说："我那么多'儿女'，哪里就多你一个？"说得母女会意地大笑起来。在任锐身边工作的男女青年，无不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欢乐。

　　1949年春，饱经忧患、历尽艰难的"妈妈同志"，因长期劳累，身染重病。她在临终前握着女儿维世的手说：记住我的话，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为党工作，我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妈妈同志"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党的工作。4月21日，任锐因医治无效在天津去世，享年58岁。她的遗体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上的题词为"任锐同志之墓，一九四九年八月立，周恩来敬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