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拱之（1905～1973），女，出生在信阳城里的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里，父亲危尚忠靠教书为生，具有反清思想，同情革命。父亲以《论语》中"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之句，为其取名"拱之"。危拱之幼年常听父亲讲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同盟会起义反清故事，她对秋瑾烈士的事迹尤为敬仰。

　　危拱之7岁被送到私塾启蒙，两年后入信阳教会办的小学读书。那时按照封建礼教，女孩子必须裹脚，母亲每天早上要用长长的裹脚带子把她的脚紧紧缠裹起来，走起路来一摇三晃，疼痛难忍。于是她便在上学途中解开裹脚布，后被族人发现，被斥为不守礼教，威胁她如果不缠脚，就要被逐出家族。哥哥迫于压力吓唬她："不缠脚要被拉到祠堂里剁掉双脚！"危拱之我行我素，置之不理，为自己争得了一双"解放脚"。

　　11岁时，危拱之考入汝阳道立女子高等小学读书。1922年危拱之考入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翌年，校长聘了一个不学无术的亲戚来学校教地理，危拱之联合同学要求校长解聘这个误人子弟的教师。校长认为危拱之等学生捣乱滋事，将危拱之等人开除学籍。学生们不服，联合其他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校长的霸道行径，致使该校一度陷于瘫痪。

　　1924年夏，危拱之考上开封河南私立第一女子中学。该校在河南"为女界开风气"，鼓励女子学知识求真理，主张男女平等。在这里，危拱之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她通过老师、同学接触到了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1925年危拱之和同学积极投身五卅运动，组织罢课游行，抵制日货。其间，危拱之在郑州一个工人俱乐部聆听了王若飞的演讲，对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影响很大。

　　1926年冬，危拱之等10多名男女青年在其表弟、共青团员周以连的带领下，来到武昌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中央军校）。不久，经周以连介绍，危拱之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武汉分校（黄埔六期）招生考试的题目是"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军"，危拱之写道："现实生活存在层层阶级压迫，农人种田而不得果腹，工人织布却不能暖身，青年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望不到前途，妇女没有人身自由。我要参加革命军，拿起枪杆子，将天下不平的事情尽情打平！"军校考官对危拱之的答卷非常满意。不久，她收到了武汉分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是黄埔军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学员。

　　危拱之和学员们一起学习军事知识、革命理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民众演出文艺节目，宣传革命思想。1927年4月，她转为中共党员。

　　同年5月17日，驻守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的收买，乘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第二次北伐武汉空虚之机，率部叛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李立三等建议，抽调叶挺所辖第二十四师迎击夏斗寅。接着，武汉国民政府将中央军校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以侯连瀛为师长、恽代英为党代表，由叶挺统一指挥开赴前线平叛。经过多次激战，6月15日平叛军队占领荆沙，24日收复宜昌，至此，平叛取得完全胜利。在讨伐叛军的战斗中，以危拱之、赵一曼、游曦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中央军校女生队，随中央独立师西征。这支200余人的女生队担负作战、宣传和救护等重任，战功卓著，被誉为革命妇女武装的先锋。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央军校解散，危拱之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医院工作，随军南下广州。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危拱之、熊天春等人，在共产党员贺诚指挥下，首先处决了张发奎派来监视医院的反动军官，然后投入战场救护工作。在街头临时包扎所内，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地救护伤员。12月16日，起义部队在花县整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危拱之被分配到师政治部办公厅当宣传员。在红四师坚持东江地区游击战争的艰苦日子里，危拱之和战友们充满革命热情，积极发动广大农民协同部队作战，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其间，她还先后担任东江特委党校团支部书记、海丰工农苏维埃政府文书、苏维埃政府卫生局直属医院救护员，并和陈同生等人一起创办了《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丰富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鼓舞军民的斗志。危拱之以优良学识将报纸办得十分出色，为此受到师长叶镛和党代表袁国平的称赞。

　　1928年4月，海陆丰地区革命斗争失败，危拱之和李明秋等人乘船撤退到香港九龙。经恽代英安排，辗转来到上海，和党中央机关接上关系。此时，中共河南省委在遭到严重破坏后，又在开封建立了新的省委机关，亟待中央加派干部。7月，危拱之受党中央指派赶到开封。同月，中共河南省委妇女科成立，危拱之任科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她同省委书记张景曾以夫妇名义为掩护，努力恢复、开展河南党的活动。8月，省委妇女科拟定《河南妇女工作大纲》，提出了全省妇女工作的原则、方针和任务，并提请省委和中央对妇女工作的注意和重视。10月，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危拱之当选为省委委员、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10月至12月底，因叛徒疯狂破坏和敌人残酷镇压，全省许多地方党、团组织和省委机关相继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尽量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危拱之机智勇敢地协助省委负责人到一些地区巡视、指导工作。1929年2月，她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组织决定派她赴莫斯科学习。

　　1929年6月，危拱之到达苏联，进入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她先在俄文十三班，继入政治第一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她深感学习条件来之不易，刻苦钻研，从不放松，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29年前后，留苏中国学生围绕国内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新同学多数不信服王明鼓吹的教条主义理论，而根据自己在国内参加实际斗争的经验，反驳他的夸夸其谈。在这场争论中，危拱之也冷静发表了个人意见。从10月开始，苏共的"清党"运动波及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王明等人借机搞小宗派斗争，打击大批反驳过他的人。危拱之也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错误处分。不久，她被派到莫斯科近郊一家印刷厂劳动。

　　1931年2月，危拱之奉命回国，抵达上海。4月，党组织派她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闽西苏区彭（湃）杨（殷）军政学校任教员。同年夏，在闽粤赣军区参谋长肖劲光过问下，恢复了危拱之的党籍。1931年冬，危拱之被派到中央红军大学工作，任校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在校长刘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钊、伍修权等人很快创办了红军八一剧团，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剧团移植演出了苏联舞蹈《水兵舞》、《红色机器舞》、《丰收舞》，编排演出了反映革命根据地斗争生活的话剧《我，红军》、《杀上庐山》、《粉碎敌人的乌龟壳》、《智擒地主婆》、《为谁牺牲》等节目，中央苏区军民争相观看，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革命激情，丰富了苏区军民的文化生活。危拱之还经常率剧团赴前线慰问红军部队，她成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1932年夏，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张欣任社长，危拱之任副社长。中央局要求，工农剧社除了搞好自身的节目外，更重要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全苏区的文艺工作，各革命根据地都要建立工农剧社的分支机构，工农剧社总社负责为各根据地的分社训练文艺干部，帮助编剧、排练节目。危拱之满怀喜悦投入到苏区的革命文艺事业中，她的优美舞姿和嘹亮歌声，鼓舞着苏区军民去战斗。

　　正当危拱之为开创苏区文艺运动施展才华的时候，她又一次遭受更为严重的政治打击。1932年前后，在王明把持下，排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教条主义者在党和红军内部开展"肃反"，莫名其妙地怀疑红军大学一名出色的军事教官是托派分子，命令危拱之秘密监视，随时揭发其"反动言行"，危拱之非常愤慨，予以抵制。1932年秋，她因此遭到审查。政治保卫局认为她"在反右倾的斗争中表现不积极"，又翻她在莫斯科"反党"的老账。12月中旬，她被明文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伍修权、吴亮平等人很了解危拱之的为人，诚挚地安慰她，劝她放眼未来，相信事情一定会澄清。危拱之没有消沉，继续留在红军大学从事文艺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建议红军大学全体干部学员随军行动，得到上级批准。危拱之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危拱之被分配担任总务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宣传等工作。

　　中央红军一共有32名女兵参加长征，其中一部分是首长夫人，偶尔还可以骑骑马或者骡子，危拱之是完全用一双"解放脚"丈量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即便在过草地时，她生病发烧，双脚淌着脓水，仍坚持拄着木棍追赶队伍。蔡畅后来回忆道："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危拱之是唯一一名被开除党籍而参加长征的女红军。

　　不仅如此，危拱之在长征途中还担负着为部队筹措给养，烧洗脚水、准备食物、照顾伤病员和年纪大的领导（如董必武、徐特立等）的任务。每天要提前到达宿营地为其他人安排住宿的房子或搭建帐篷；有时候跋山涉水，她还主动搀扶伤病员和老同志；此外，危拱之还担负着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向白区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还要为红军战士鼓劲加油。

　　危拱之在长征中经受了生死考验，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红一军团政治部领导特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汇报了危拱之的情况，请求恢复危拱之的党籍。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决定：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论是马夫、炊事员，都可以入党。毛泽东针对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问题，指出：他们如果真是坏人，又怎么肯跟着我们过雪山草地而不逃跑呢？1935年底，朱瑞、谭政为危拱之恢复了党籍。

　　1936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抗日人民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同年夏，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苏区采访，他在保安观看了危拱之领导的抗日人民剧社的演出后，大加赞赏，并采访了危拱之，还为她拍了照片。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7月，负责做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叶剑英要危拱之率剧社到安塞为东北军部队演出节目，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危拱之带领剧社在这一地区演出20多天，收到很好的效果。叶剑英对剧社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党的统战政策活灵活现地搬上了舞台，感化了这么多东北军官兵，这比办训练班都解决问题啊！"

　　叶剑英和危拱之在广州起义时认识，在同一时期留学苏联中山大学，长征出发时，在叶剑英的关照下，危拱之得以随军出发。在安塞，叶剑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经历曲折，表示不便与叶剑英结合。叶剑英说：我爱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于是二人结婚了。西安事变爆发后，危拱之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内务成员，随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驰往古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在西安设立公开的联络处，危拱之名义上为联络处会计，实际负责我党从西安到上海之间的政治交通工作，同时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1937年4月，党中央派毛泽民、危拱之、钱之光、钱希均组成特别小组，赴上海秘密接运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募集的一笔资金，要求他们将这笔资金兑换成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购买药品及其他革命根据地急需的物资。这时，危拱之已有5个月的身孕。到上海后，她因劳累过度而呕吐、眩晕。她被送到医院治疗，经检查发现腹部长了肿瘤。医院要为她做切除肿瘤的手术，危拱之提出连胎儿一起做掉，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肩负的任务又很繁重，加上她和叶剑英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危拱之再次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由于工作的需要，叶剑英与危拱之天各一方，叶剑英多年失去音讯的前妻从报纸上看到叶剑英在西安的有关消息后，写信与叶剑英联系。危拱之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痛苦，叶剑英的这位前妻与危拱之是武汉军校的同学、广州起义的战友，后又被国民党投进监狱，命运坎坷，如今她与叶剑英取得了联系。危拱之最后痛苦地决定离开叶剑英。

　　危拱之手术出院后，和其他同志一起，将兑换的法币分批秘密运送西安，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兑换、运送资金的任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危拱之回到了延安，任红军家属学校校长。

　　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危拱之回河南工作，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亲手组建了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开封孩子剧团，奔赴中原大地宣传抗日救亡，动员人民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国务院原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当时就是这个孩子剧团的小演员之一。

　　开封沦陷后，危拱之根据省委指示回到信阳，与信阳县长、进步人士李德纯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年10月信阳沦陷后，河南省委领导的武装与李德纯领导的信阳县政府武装合编为信阳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在四望山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久，该部编入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活跃在豫鄂边区抗日战场上。

　　1939年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河南省委成立豫西、豫南、豫皖苏等省委。4月，危拱之奉命离开部队，回到豫南省委机关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参加省委领导工作。8月，她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9月，中原局决定撤销豫西、豫南两省委，恢复河南省委，刘子久任省委书记，危拱之任省委组织部长。11月11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组织1800多人的地方民团进攻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危拱之和省委书记刘子久、留守处主任王国华等人率留守处武装500多人英勇抵抗两天一夜。12日晚，鉴于敌众我寡，留守处又失去对外联系，省委决定率机关干部和留守处武装突围。13日上午，留守处干部武装胜利突围到桐柏县龙窝。竹沟突围后，大部人马南下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危拱之、刘子久等人则继续留在河南境内坚持地下斗争。在此后一段险恶日子里，她乔装为小学教员，频繁奔波于豫中、豫东、洛阳、豫西南等地，就事变以后的困难局面，向各地党组织传达省委的指示，继续领导对敌斗争。

　　1940年4月，危拱之和中共豫西南地委书记郭以清等人一起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召开，危拱之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科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破坏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此时，中共中央社会部破获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封密电，该密电涉及中共在河南各地的党组织及干部名单，中央决定紧急撤退河南地下党县、区委以上干部，由省委书记王志杰、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直接负责组织撤退工作，至1941年底，河南地下党区委以上干部分别撤退到豫鄂边、豫皖苏根据地和陕北。撤退到陕北的河南地下党干部100多人，与河南省委机关一起在关中分区马栏镇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3年3月，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河南省委机关和撤退到陕北的河南干部奉命分别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二部参加审干。7月15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康生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康生在报告中公开点名甘肃党组织是"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是指国民党的一项反共政策：派遣特务，伪装进步，混入共产党内部，达到破坏共产党的目的）。康生在报告中还点了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的名，诬称其为"敌探兼国民党特务"。会后，迅速在延安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河南党组织被打为"红旗党"，省委负责同志遭到逼供审查。7月22日夜，危拱之在精神受到严重刺激之下，以自杀表示对自己被诬陷的抗议，所幸被及时发现获救。不久，党中央及时发现并迅速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失误，对被"抢救"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1945年2月，党组织对危拱之作出了"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正确结论。刘少奇代表中央与危拱之进行谈话，对她受到的委屈表示安慰，肯定了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和贡献，鼓励她振奋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不久，危拱之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调集大批军队和干部开赴东北，危拱之毅然服从组织的决定随军出发。经过两个月时间的长途跋涉，1945年11月危拱之到达刚刚被我军解放的热河重镇赤峰。党组织任命权星垣为赤峰市委书记，危拱之为副书记。市委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发动群众，恢复市政建设，为大批部队和干部进军东北打基础。

　　伪满统治结束之初，赤峰市内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日伪散兵游勇和地主武装、潜伏特务狼狈为奸，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遥相呼应，造谣惑众，疯狂破坏捣乱，企图颠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我正规部队痛击蒋介石军队进犯的同时，赤峰市委带领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清匪反霸斗争。危拱之亲自指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带领公安战士破获并扑灭了暗藏敌人的数起暴动，使市内生产秩序迅速恢复，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安定，有力地支援了内地部队源源进入东北。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热北地区再度遭到敌人的猖狂进攻。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军三十旅同国民党十三军的一个机械化团在赤峰外围的孤山子展开激战。危拱之庄严地发出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都要为千千万万的父老兄弟翻身解放而战！"她具体布置了支援前线的人力和物力，又将自己的警卫员送入参战部队。然后，她深入到距敌仅有一华里左右的阵地，指挥市属警卫部队展开迷惑敌人的战斗。敌军的炮弹在我战壕边沿接连爆炸，危拱之几乎被掀起的沙土掩埋，警卫战士将她救起，她镇定而风趣地对大家说："看，敌人用礼炮来欢迎我们了！"

　　战斗胜利后，我军主动实行战略转移，危拱之最后一批撤离。10月下旬的一天，撤退队伍突然遭遇大批敌机的低空袭击，危拱之指挥大家就地疏散，敌机俯冲而来，警卫员正要上前掩护，只见她挺身站立马车上，扬鞭催马朝前方开阔地带奔驰，敌机被吸引过去，群众安然无恙，她机智地跳车脱险。敌机去后，大队人马安全转移到热河最北部的林西县城。同年年底，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任命危拱之为妇女部长。她这时带着严重的肺病坚持工作，不坐机关，深入到斗争激烈的地、县。中央分局的领导程子华、黄火青，以及军区首长李运昌等人纷纷说服她留下，危拱之执著地回答说："我是干革命的，到最苦、最危险的前方去战斗才更有意义。"遂到乌丹二十二地委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乌丹地处前方，当地土匪勾结国民党部队残酷屠杀解放区人民。有个叫广德公的村子，甚至发生敌特分子将我农会干部用麻袋装起丢入锅内煮死的事件。危拱之带着警卫连住进该村，经过反复较量，彻底消灭了30多人的国民党特工队。

　　1947年6月，赤峰市在我军夏季战略反攻中再次获得解放，危拱之任市委书记。面对战争造成的遍地灾难，她号召群众以主人公的姿态同心协力建设新赤峰。她以身作则，带领市委机关的干部在城区内外的废墟上开荒，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她还领导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规定厂方每年给每个工人发放棉衣一套、单衣两套、鞋袜数双，保证生病领到医药费，使全市工人工资普遍比解放前提高了两倍以上，世世代代当牛做马的人民群众破天荒地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他们衷心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同时也深深爱戴夜以继日为他们谋幸福的危拱之书记。

　　危拱之总是先人民之忧而忧，和人民群众共渡危难。警卫人员见她身体极度虚弱，搞点必要的照顾，每次都遭到她的制止。赤峰市委把仅存的粮食和御寒物资全部支援进驻东北的部队后，危拱之带头节衣缩食，规定的小灶她不吃，坚持在机关食堂吃红高粱米饭就咸菜条。总务人员听说她胃疼、腹泻，设法买来4盒奶粉，危拱之命令全部送给伤病员，并亲手喂到伤病员口中。市委干部转移到林西县城时，正是寒冬腊月，上级为每人配发了皮袄、毡靴和毡裹腿，危拱之返回乌丹后立即给了别的同志，而她自己骑马到各地布置工作时，竟在半路上冻僵了腿，摔倒在雪地里。1947年秋，由于日寇投降时破坏了他们的细菌工厂，病菌扩散，北满一带闹起鼠疫，疫情波及赤峰一带，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有时每日死亡数十人。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市里决定党政军机关全部撤离，封锁疫情泛滥区。危拱之执意留下来全力投入灭疫战斗，并亲自动手为危重病人打针，群众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危拱之此时已重病在身，剧烈咳嗽，大口吐血，甚至昏迷，但她仍然坚持工作，讲话稿和汇报工作的书面材料全都亲自动手撰写，不要别人代劳。为了节省经济开支，她很少服用药品，咯血严重时，就顺手敲取杏仁冲水喝下。

　　不久，中央土地改革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危拱之深入农村全力投入土地改革运动。根据上级的布置，她首先从市内各区选拔100余名青年积极分子，在市委党校开办土改工作团训练班，从阶级教育入手，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控诉封建地主以伪满经济合作社压榨人民的种种罪行，血泪的控诉激发了大家对剥削制度的满腔仇恨。然后，她又组织团员们认真学习和讨论《中国土地法大纲》，帮助大家提高政策水平。随着学习的深入，工作团内发展优秀青年入党，并规定了具体的八项纪律。危拱之严肃指出：凡违反政策和纪律，任何搞强迫命令、私自侵吞群众斗争果实的行为，都要受到人民法庭和党纪的严厉制裁。她带领土改工作团到东北局在宁城的土改试点参观学习，然后开赴建平、北票县农村发动群众，具体指导土改工作。为了方便工作，她还兼任建平县工委书记。

　　危拱之很注意土改工作团和当地干部的工作关系，严格掌握土改政策。当时建平等地发生多起坏分子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她深入调查研究，教育工作团员克服急性病，慎重处理，团结教育了农民群众，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农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他们斗倒了恶霸地主，平分了土地，挖出了地主埋在地下的粮食、大烟土和金银珠宝，包括日伪军、国民党军留下的枪支弹药。危拱之还从群众来信中察觉建平县大南荒等地的反动会道门组织"中庸道"散布的种种谣言。她和工作团的王若林等同志采取分化瓦解的斗争策略，争取个别受蒙蔽群众提高觉悟，在一个鹅毛大雪的夜晚，连窝端掉了"中庸道"，依法严惩了反动道首。

　　由于危拱之的辛勤努力，建平等县的土改工作取得了出色成绩。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主办的《群众日报》以头版位置予以介绍。在土改胜利的基础上，危拱之立即开展建党、建政和建军工作，分得土地的人民纷纷报名参战、参军，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危拱之主持召开了建平县欢送新兵上前线的群众大会。她这时所患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在讲话时吐血不止，建平人民纷纷上前请求她休息。他们流着眼泪说；"为了我们的翻身解放，危书记硬是耗尽了她自己的心血！"

　　1948年春天，危拱之和土改工作团惜别建平等县，返回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辽沈战役结束后，她又随军到达沈阳。她的病情日趋恶化，又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但仍然坚持工作。

　　1949年初，组织上将她从沈阳护送到北京治病，党中央对她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组织部直接为她创造了治病的条件。3月，危拱之抱病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秋季，应战友王国华的邀请，回家乡信阳休养。一年后，中南局组织部长钱瑛将她接到武昌、长沙治病，最后又回北京休养。"文化大革命"时期，危拱之的正常疗养条件受到严重破坏，于1973年2月8日在北京医院长辞人间，终年68岁。

　　危拱之的一生，是共产主义者历尽坎坷昂扬奋进的一生。她的革命事迹，引起许多老同志的无限怀念。伍修权、帅孟奇等数十位老同志撰写回忆文章，叙述危拱之的生平事迹。这些文章已经汇集成册，由康克清亲笔题写《怀念危拱之》书名，正式出版。国家主席李先念亲笔为此书题词："学习危拱之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