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都来源于调查研究。他曾说，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本文记述的几则调查研究事例中体现的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关心群众生活的人民情怀和紧抓主要矛盾的战略思维，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意义。

　　“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1961年4月7日至22日，为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邓小平带着几位工作人员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针对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他的调查研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分别召开县级、公社级和生产队级干部座谈会，二是派工作人员住到农民家里了解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三是深入实地进行现场察看。他召开的座谈会有：4月7日、8日、17日、20日4次县委负责人座谈汇报会；4月12日3个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4月15日生产队干部座谈会；4月21日县、社手工业座谈会。为了了解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他派卓琳到上辇村农民孙旺家住了一个星期，派其他工作人员分别到上辇村和北小营村实地调研。他还亲自到白庙村公共食堂、城关公社拖拉机站、生产落后的芦正卷生产队、工业搞得比较好的牛栏山公社、顺义县城关和牛栏山公社的集市等地深入现场实地调研。

　　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就公社规模、基本核算单位、超产购留比例、食堂等问题有了明确的意见，他认为当前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赶快把基本核算单位定下来，小队和小队，社员和社员，都不要拉平，要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多产多卖多留多吃。

　　在办食堂问题上，通过调查研究，他的认识由开始时的努力把它办好，转变到后来的尊重社员群众的意见。他在牛栏山公社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为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也为他随后支持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提供了实践依据。

　　“要照顾原则，不要照顾面子”

　　在1961年调查研究年中，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六十条”上，他把“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交给邓小平去负责。

　　邓小平认为，只有结合调查研究，工业条例才能搞出来。1961年7月13日至24日，邓小平赴东北调查研究鞍钢生产问题，同时就制定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进行调研。关于鞍钢生产问题，他在14日至19日持续6天听取东北局汇报后指出：保鞍钢是个战略问题，保鞍钢三分之二生产能力是个界限。关于工业企业工作条例问题，他提出要搞试点，从定任务、定员、定原材料消耗定额、定协作关系等入手，规定责任制，建立起正常的管理秩序和正常的协作关系。

　　在调研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原来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那是照顾不住的。”“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在考察尚处于会战阶段的大庆油田时，他特别关心石油工人的生活，亲自到工人们因陋就简盖的“干打垒”住房详细了解情况。他提出办供销合作社送货上门、开展多种经营、成立专业队种地、办牧场养猪、栽树榨油等细致入微的具体办法。

　　通过调查研究，他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对推动当时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4月1日，邓小平还真切地回忆说：“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方去的关键抉择。邓小平1978年9月13日至20日在北方四省一市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北方谈话”，呼应了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崭新命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9月13日，邓小平访朝归来，但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按事先安排开始了在东北地区的调查研究。在8天的时间里，邓小平从辽宁到黑龙江、吉林，再到辽宁、河北、天津，针对我国工业建设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先后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调查研究，发表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强调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号召全党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极大地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工作，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新论断，他认为全党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讲话给在场的人以很强烈的震撼。9月17日，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一改往日的庄重严肃，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在这次调研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问题。9月17日下午，他在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师以上干部时明确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他说：“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这实际上提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抓纲治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主题。

　　“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保持着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在设计现代化建设蓝图过程中一如既往、始终坚持，并且带有用数字来“算账”的鲜明特色。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50美元，提高到20世纪末的1000美元，翻两番。这个目标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材料作出的科学判断。但到底可行不可行，他要到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算算账”，调查一下实际可能性。

　　1980年六七月间，邓小平专门到几个省做了一次调查研究。7月22日，他在赴郑州的途中说：“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000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描绘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蓝图。

　　这个“小康水平”是个啥样子？具体标准是什么？能不能实现？带着这个问题，1983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沪地区再次进行调查研究。

　　1983年2月6日，邓小平抵达苏州。第二天下午就在下榻的宾馆开门见山地向江苏省负责同志了解：“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

　　江苏的同志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近年来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实现“翻两番”。

　　邓小平急切地想知道，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江苏的同志向邓小平具体汇报了6条：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

　　邓小平为苏州人民取得的成绩兴奋不已。之后，邓小平又到杭州、上海等地调研。这次江、浙、沪三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坚定了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了调研时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会状况和6条标准，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之后，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70年的发展蓝图。1986年9月，他在会见一位外宾时幽默地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摆脱贫困，实现一个小康的社会。所谓小康社会，就是不富裕，但是日子好过。至于下一个世纪，那不是我的事了，我采取不介入态度，总不可能活到100岁嘛。但是，我们现在有权制定一个战略目标。到下个世纪，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个时候，才能说我们这个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这才真正是为实现我们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做了准备，创造了条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部署。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这可以说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调查研究，他谆谆教诲各级干部：“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