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有多个群体向祖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晚清政府的驻外使节、资产阶级改良派分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国民党人士，还包括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等群体或个人，海外华侨是其中之一。其中，日本华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形式是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代表为赵必振、廖仲恺、冯自由等革命派骨干人士；一战赴俄华工目睹或参加了十月革命，进而通过旅俄华工联合会现身说法传播马列主义，先进分子杨明斋还参加了党的创立；留法勤工俭学精英以参加欧战华工为基础，直接或间接传播马列主义。海外华侨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相，并与当地留学生发生密切关系。华侨在早期马列主义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某种缺陷和不足，扩大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们在当时国内各界关于马列主义的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建党时期  华侨  传播  马列主义

　　陈独秀曾说过，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做工。这说明华侨分布广泛。他们有的侨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的侨居在这些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和一些独立国家，还有不少人身居马克思、列宁的故乡，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向祖国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往相关研究对此虽有涉及，但失之零散、不够全面系统深入，本文拟进一步对此加以探讨。

　　一、旅居日本革命派华侨传播马克思主义

　　日本是早期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首要渠道之一。中国留日学生是传播的主体，革命派华侨是重要参与者。

　　（一）日本华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是孙中山早年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和指导辛亥革命的大本营，东京是中国同盟会总部和中华革命党党部所在地。在民国成立前的近20年间，孙中山十多次来往日本并在这里长期居住。日本也是中国改良派的重要活动据点，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日本，梁启超较长时间在这里活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日益发展强大。社会主义运动因而悄然兴起，涌现出安部矶雄、片山潜、有贺长雄、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一批社会主义传播者。这些都为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客观条件。

　　清末民初有大批中国留学生云集日本，他们思想活跃，创办了约有80多种宣传各种思想的报刊，其中有一大批革命报刊，并有七八种由华侨创办或参与创办的报刊。日本较早的中文报刊是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报馆焚毁后再办《新民丛报》，侨商冯镜如、冯紫珊为参股和发行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日本创办的影响最大的报刊为1905年11月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民报》大力宣传资产阶级革命，阐扬三民主义，抨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驳斥改良派对革命的攻击，并间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思潮。该报远销南洋欧美各地，在海外留学生和华侨中影响很大。日本华侨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期刊有《开智录》《国民报》《梅州》，等等。这些报刊是传播各种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载体。

　　在日本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某些具有同盟会背景的留日学生。据统计，20世纪初留日学生翻译日本学者的社会主义著作达20多种。留日学生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一文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最早创始人圣西门、佛礼儿（傅立叶）、马克思等，文中还附录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五种著作；1906年初，留日学生、革命派骨干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并对马克思阶级斗争观表示认同。中国留日学生的上述活动为日本华侨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革命派华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日本华侨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由改良派转向革命派的赵必振。赵必振曾支持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反清起义，起义失败遭通缉后逃亡日本，开始接触并认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翻译了多部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1903年2月，赵必振通过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第一次向中国读者比较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剩余价值理论等学说；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该书是一本较早地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海外华侨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声。【参见潘喜颜：《晚清时期赵必振日书中译的重要贡献》，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同盟会骨干、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美国华侨廖仲恺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民报》第7号）、《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报》第９号）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史大纲》全面介绍了社会主义，并将其分为五个时期，其中的第二时期为“麦喀氏、英盖尔（即马克思、恩格斯）等，导其先路，遂成一八四八年之《共产党宣言》”；“及第四时代，于一八六四年，万国劳动者同盟设立于伦敦，主此同盟者为麦喀氏，其宣言书之结尾绝叫曰：‘万国之劳动者团结！’入梦之夜已去，实行之日方来，革命的社会主义，遂如洪水时至，泛滥大陆”。【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页。】译文介绍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的情况。后一篇译文，介绍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实社会主义所最厌恶者”为实行暗杀的无政府主义，“两者之间，真有黑暗与光明之别矣”。【同上书，第26页。】文章还介绍了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分裂等。

　　日本华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同盟会骨干、国民党人冯自由。他长期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曾在香港为同盟会主编《中国日报》，在加拿大主办同盟会的机关报《大汉公报》等报纸。冯自由认为，在中国率先提倡社会主义的是孙中山；首先拿社会主义作为党纲的中国政治团体中，“同盟会就是嚆矢”【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在冯自由看来，同盟会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冯自由撰写了《社会主义与中国》小册子，它是五四时期少有的专门研究“社会主义与中国”的专著。该书共三章，分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之过去及将来；从社会主义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之宣传方法。该书开卷即解释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要铲除不平等的阶级使之平等，“就要使之一切归诸公有”。冯自由在书中回顾了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早期流传的情况，认为“中国最先提倡社会主义的是孙中山，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别名，因此中国政治团体中首先拿社会主义做党纲的是中国同盟会”。书中阐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的多种原因：首先是日本受欧战影响，知识界主张社会主义者日见其多，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也不少；其次，俄国革命成功，德奥匈等国革命受其影响而起，造成布尔什维克影响益大；再次，欧战后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日千里，新潮流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最后，经过五四运动，国民跟着大学生走，对社会主义信仰与昔日相比，“真是天渊相隔了”。冯自由指出，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彰显的是人道正义，中国要进步只有走社会主义这一条道路。在该书中，冯自由对俄国革命持欢迎立场，欢呼俄国是最先创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遂有光芒万丈的色彩”。【转引自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第340、341页。】

　　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报刊发表文章宣传介绍者比较流行，像冯自由著书立说系统研究宣传者并不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冯自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阐释虽然精彩，但他后来并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而是成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最终被孙中山开除国民党党籍，这又作何解释？笔者以为，从思想根源上考察，冯自由是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并没有像孙中山、廖仲恺等进步的国民党人随着时代发展而转变进步，当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他仍在时代岔路口徘徊不前，因而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者的认识、信仰和追求，反而激烈反对与真正信奉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合作，成为叶公好龙者。不过即便如此，他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

　　二、亲历十月革命的俄国华工现身说法传播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其中旅俄华侨功不可没。

　　（一）备受歧视压榨的旅俄华工积极投身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在俄国广袤大地上，从西部对德作战前线到北部和中东部筑路工地、矿山油田，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有华工艰辛劳作的身影，到处都浸透着华工的血汗泪水，他们身处“民族监狱”，十分悲惨。募工贩子和俄国当局违反华工只在后方服务的合同，将八万多华工“驱赴前敌”，充当炮灰。其中在俄德前线阵亡的华工达7000多人；至于“嗷嗷待哺，毙于饥寒”者不计其数。

　　1917年4月，为了救助悲惨的旅俄华工，留俄学生、后侨居俄国的刘泽荣在圣彼得堡发起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侨团，毅然担负起救济处于绝境的旅俄华工的重任。

　　当一战激烈进行、俄国政府忙于应付战争之际，其后院燃起革命烈火——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处于俄国社会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包括旅俄华工获得解放。十月革命期间，众多华工自觉拿起武器同俄国工人一道参加了各地武装起义。圣彼得堡的许多华工参加了工人赤卫队，有些人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一批批华工参加了莫斯科工人赤卫队、明斯科巴赫工人赤卫队以及其他各地赤卫队，并纷纷改编为红军。有些人经过战火考验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锻炼成为党和红军的中下层干部，甚至有不少人英勇献身。旅俄华工的这些经历为他们向祖国传播列宁主义创造了主客观条件。

　　（二）以旅俄华工联合会为载体传播列宁主义

　　1918年12月，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中华旅俄联合会”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并修改了章程，随即在各地纷纷建立分会，会员很快发展到约6万人。该组织一经成立，即向祖国同胞发出呼吁书指出，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12月15日，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报道了“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的消息说：“会议决定脱离职业联合会的圈子并赋予该组织以进行广泛宣传的革命组织的性质。会议决定向中国人民呼吁，希望他们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北方卖国政府的英勇斗争，并同所有亚洲无产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系，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还强调旅俄华工“处于世界革命先锋队的行列之中，他们应该明白，中国革命的命运同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可见，旅俄华工联合会是在俄共（布）关怀下改组成为支持拥护十月革命的官方性质的群众团体，同时又成为关心祖国命运、向祖国传播列宁主义的爱国侨团。

　　旅俄华工联合会积极宣传十月革命，传播列宁主义。该组织先后创办了《华工》《旅俄华工大同报》（简称《大同报》）。前者为周报，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大同报》由刘泽荣、孙言川任编辑，在圣彼得堡用石印出版，其开设《俄国新闻》栏目，报道俄国革命的重要消息，曾登过颂扬列宁的诗歌、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等。旅俄地方华工组织也出版宣传十月革命的报刊，如1920年5月阿穆尔省华工编辑出版了《共产主义之星》旬刊，仅半年多时间即发行多达5.8万份；此间该省还散发了华工先进分子各种各样的宣言和传单2.3万份，出版中文小册子5000份。再如赤塔华工工会创办的《华工醒时报》，是向中国工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刊物。

　　不仅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1919年1月初，部分华工代表从远东秘密回到我国东北宣传革命。据资料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其中“在沙河子煤矿出现了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进行布尔会什克主义的宣传”。【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第284页。】但这三名华工在黑龙江沙河子煤矿宣传时被驻扎在该矿的日本军警抓获，此事引起中国政府的恐慌，北洋政府国务院密电东北各地军政当局“严切侦防，以遏乱萌”。3月初，又有300多名旅俄华工准备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北洋政府获悉后，当即密电全国各地军政部门“切实防范，弭患无形”。在河北开滦煤矿，也发现了华工传播马列主义的活动。1920年6月15日，开滦煤矿代总矿师戴莫的报告称：“我们也可以说从法国、俄国回来大批苦工，带来很激进思想，极近乎布尔什维主义，把这种思想大大散布在矿上的一些坏人中。”【中共开滦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开滦工运史资料汇编》第1辑，1985年版第86页。】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回国华工在开滦煤矿中传播马列主义的情况。

　　旅俄华工联合会还积极设法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取得联系，向其宣传并通过其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他们的宣传活动得到了南方工人同胞的响应。1920年，中国南方工人们在给旅俄华侨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你们回到祖国，并开始在这里，在你们祖国的兄弟中播下俄国革命的种子的时候，这将鼓舞他们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以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将在亚洲的东方实现革命并改造整个世界。”【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第285页。】这反映了中国工人对旅俄华侨宣传的响应和接受。

　　（三）俄国华侨表率杨明斋传播马列主义并参与建党

　　通过参加十月革命、传播马列主义的洗礼，旅俄华侨中涌现出了刘泽荣、杨明斋等先进人物。刘泽荣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其革命活动受到俄共（布）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被邀请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三次接见，沟通了列宁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联系。

　　除了刘泽荣外，旅俄华侨中另一位先进代表人物杨明斋,成为共产国际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人。杨明斋早年赴海参崴谋生,后到西伯利亚半工半读，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以当地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从事党的工作。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党组织向共产国际报告,拟派一小组到中国考察并与中国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遂派出以维经斯基为负责人的共产国际工作组来华,杨明斋是该小组的重要成员并担任翻译。4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见面并会谈，取得了在中国建党的共识。5月,杨明斋又持李大钊的介绍信陪同维经斯基赴上海会见陈独秀。通过会谈,也取得了共识，随即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成为会员。1920年8月,杨明斋参加陈独秀创立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遂由俄共(布)党员转为上海党组织的成员，并参与创办《共产党》月刊，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积极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经验。杨明斋还主持开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并任社长,负责培训进步青年赴俄深造，并亲自教授俄语。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党组织从该社学员中选派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汪寿华、柯庆施等20多人,由杨明斋介绍赴俄学习，为党培训了一批重要的革命干部。杨明斋还深入阐释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从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他在报刊上发表各种文章140多篇,后来又撰写了《评中西文化观》和《中国社会改造原理》等著作，被誉为党的早期马列主义理论家。

　　杨明斋是俄共（布）早期的华侨党员和革命活动家，对俄共（布）及列宁的建党思想有深入了解，对党的创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张闻天曾回忆说：“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威经斯基和杨明斋(华侨山东人)来华建立党的组织。”他们找到陈独秀，“遂于1920年5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时曾说：“十月革命时，在俄国的华侨里面有一些人也是参加了斗争的，有些人在苏联加入了共产党，这里有杨明斋……中国党开始形成的时候，共产国际派他们到国内来，这样一些人的活动也要提到，不提好像就把他们抹煞了。”【胡乔木：《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党史的若干问题》（1988年10月4日），载《胡乔木传记》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336页。】张闻天、胡乔木都对杨明斋传播马列主义、参与中共创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三、留法勤工俭学精英以华工为基础传播马列主义

　　欧洲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祥地，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也是华侨华人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地区之一。

　　（一）建立华工团体、创办报刊为传播马列主义创造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为主要战场，英、法、俄协约国数百万人伤亡，劳动力极度匮乏，它们便大肆在中国招募华工为战争服务。据统计，一战期间，英、法在华招募华工约为20万人。“华工在一战期间不仅是世界大战的目击者，更是世界大战的积极参与者。”【[美]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付出极其艰辛劳动甚至生命的“华工朋友竟沉沦于人类困苦的最下层，而无法解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页。】。据初步统计，一战期间在法、英的华工死亡和下落不明者接近两万人。辛亥革命后，国内掀起了风靡一时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1920年间，共有20多批一千六七百名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其中大部分人去了法国，他们和旅欧华工成为欧洲华侨的基础。

　　由于当时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无力保护在欧洲华工正当权益，为了团结自救，华工们先后组织华工工会、中华工团、华工公会等团体。一战结束后，前述三个团体联合成立“旅法华工总会”（简称“华工总会”），并在华工较为集中的地区成立了60多个分会。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建立了“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励进会”“勤工俭学会”“劳动学会”等团体，并吸收大量旅法华工加入，向华工宣传进步思想，发动华工与中外反动势力作斗争。如赵世炎、李立三等在巴黎创立的“劳动学会”以发动在法华工为宗旨，以推进社会主义为目标，主张进行社会革命；再如“工学世界社”成员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将社会革命作为宗旨。上述团体为宣传马列主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为了介绍欧洲各国基本情况，反映华工的呼声，并鼓励华工工余参加学习，“留法俭学会”创办了《华工杂志》；华工总会编印了《华工旬刊》。赵世炎和李立三等创办了《华工周刊》，向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周恩来、邓小平等留法学生则创办了《少年》（后改名《赤光》），声援国内反帝爱国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是改造世界乃至中国之良方，工人阶级是伟大的革命阶级，并主张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报刊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平台和载体。

　　（二）留法勤工俭学精英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一战结束后，有近8万名华工分布法国各大小工厂从事艰苦繁重的重建劳役。在不少工厂，华工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同劳动、朝夕相处。如巴黎近郊雷诺汽车厂有上万名工人，1920年前后，勤工俭学学生聂荣臻、何长工等人曾与该厂五六百名华工一起工作。法国南部施乃德钢铁厂有三万多人，华工最多时达五六千人，赵世炎、邓小平、陈毅、李立三等数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这里工作。在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活中，不少留法学生身不由己地深入法国社会底层，坎坷经历并探索思考，体验到中法工人阶级生存之艰难，体会到资本主义文明表象下的阴暗。这就使得勤工俭学群体思想发生分化，其中周恩来等一部分人的世界观发生转变，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职业革命家。

　　周恩来到欧洲后，勤工俭学时间较少，主要考察了欧洲社会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研活动，并以天津《益世报》记者的身份撰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除法国外，他还到过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主义经典名著，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成为中共旅欧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赵世炎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另一位重要发起人，与法国华工有广泛深入的交往。他在施乃德钢铁厂等地做工时深入华工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华工宣传革命道理，“与华工有密切关系”，结下不解之缘。【赵世炎：《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进而他以华工为基础创建华工组合书记部、消费协社、工余读书会等团体。1921年11月，赵世炎因参加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失败导致护照被没收，在巴黎等城市难以安身，遂流落到荒凉的法国北方。当时那里有许多华工打扫战场，赵世炎一边和他们一起从事艰苦劳动，一边向他们说明他们之所以流落到国外受苦受罪，完全是由于中国反动政府的出卖，而不是什么命苦的道理。华工们把他看作知心人；而同华工一起生活，也使赵世炎了解到了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除做工外，赵世炎还刻苦自学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法共《人道报》等书刊，并为《少年》杂志撰稿。通过学习及与华工的深切交往，赵世炎在思想上发生了质的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蔡和森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当中比较活跃的人物，他在巴黎、里昂等地考察法国工人运动，同时考察华工处境。通过考察，他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相同的。蔡和森以惊人的毅力学习法文，“猛看猛译”马列著作，“霸蛮”学习翻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他“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与毛泽东书信频传，开宗明义地提出建党的重要性，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页。】。因而他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同上书，第71页。】。毛泽东对蔡和森关于建党的主张表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页。】可见，蔡和森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是建立在对马克思著作的学习，以及考察法国工人运动包括华工的处境基础之上的。

　　与此同时，朱德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勤工俭学，考察学习，耳濡目染，实现了思想转变，并经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批追求进步的留法勤工俭学精英或通过工厂“勤工”或通过“俭学”，学习马列主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上介绍的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朱德仅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时，在欧洲建立中共早期组织的条件成熟了。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等18人在巴黎西郊开会，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实际上是团的组织。同年冬，经“少共”申请国内上级党组织，转变成为中共旅欧支部。至1925年，中共旅欧党组织发展到五六百名党员，其中包括少数华工先进分子，如旅法华工袁子贞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在大革命时期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并英勇牺牲。当然，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先进华工。再如泰国旅欧勤工俭学学生许包野，1920年考取官费留法学生，不久因法国学费高昂转赴德国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由朱德亲自介绍入党，成为朱德的重要助手、中共旅欧支部的骨干分子。

　　（三）法国华侨华人传播马列主义的特殊形式

　　综上，旅欧华侨华人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欧战华工，既没有文化基础，也没有理论修养，很难也不可能直接传播马列主义，然而，“在旅法的中国青年中，形成为无产阶级的队伍的，自然要算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了”【赵世炎：《赵世炎文集》，第87页。】，即两者的阶级属性相同。因此，华工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进分子传播马列主义提供了条件：一是为他们考察欧洲工人阶级（包括华工）状况，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学说，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提供了阶级基础和鲜活素材；二是通过各种华工组织、华工期刊作为载体平台，直接或间接传播马列主义，并对欧洲和国内各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三是旅欧华工不仅作为欧洲华侨华人声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基础，更是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开展的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反饥饿运动（又称“二二八运动”）、反对北京政府向法国政府出卖国家利益的借款斗争，以及进驻里昂中法大学、争夺求学权斗争的基础和主力军，实践预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理论。

　　四、华侨向祖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评析

　　以上介绍了海外华侨向祖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华侨是中国早期马列主义传播者之一，是中国马列主义传播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页。

　　（一）华侨在马列主义早期传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封建军阀反动统治下，社会风气闭塞，思想观念繁杂，先进思想受到禁锢，华侨在世界各地得风气之先，并通过各种渠道较早地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传播新理念、新思潮、新思想，对国内社会各界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果将建党时期马列主义传播比作前后相拥、接续不断的汹涌波涛，那么华侨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则是其中的浪潮之一。

　　华侨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对于推进和扩大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在当时国内各界关于马列主义的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总体而言，华侨为推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贡献；具体言之，华侨群体中的优秀代表，如杨明斋不但对传播马列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党的创建功不可没。

　　说华侨是马列主义的特殊传播者，主要体现为：一是他们的身份特殊，他们侨居在马列故乡，耳濡目染，既是受益者，又是传播者，还是受众者；二是传播者与信仰者有别，与国内李大钊等一大批知识精英既是马列主义的传播者又是信仰者不同，由于华侨的特殊身份决定他们绝大多数只能是马列主义的传播者，只有少数人（如杨明斋、许包野、袁子贞等）成为信仰者；三是传播马列主义的方式特殊，华侨传播马列主义既是直接传播者又是间接传播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骨干更是基础，既有理论阐释，但更多为现身说法。

　　（二）华侨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相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经历了一个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零星到系统、由片段到整体、由模糊到精确、由认识徘徊到确定信仰的反复曲折过程，主要是通过日本、俄国和西欧（法国）三条渠道的交叉互动完成的。海外华侨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和渠道。但是由于各侨居地华侨的社会构成不同、华侨身份不同，决定了他们传播马列主义的不同面相，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色。

　　日本华侨以营商者为主，并包括一部分革命派及其演变而来的国民党华侨，因而日本华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由中国同盟会（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的华侨骨干进行的，从阶级属性上说是资产阶级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阵地，传播方式主要是译介日文版的马克思著作（除冯自由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学说而非作为一种信仰，进行传播和介绍。

　　俄国华侨的主体由华工转变而来，他们是十月革命的亲历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和感性认识传播马列主义，具有现身说法的特点，他们既在华工中传播，又派人回国传播，而且以传播列宁主义为主。

　　欧洲华侨华人传播马列主义是以旅欧中的特别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少数先进分子为主体，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联系起来，成立了中共旅欧组织，大批华工是他们传播马列主义的底蕴和基础。

　　（三）华侨传播马列主义与当地中国留学生关系密切

　　华侨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不是孤立进行的,多与当地中国留学生有着密切关系。从身份上讲，有少部分留学生留居当地转变为华侨。留学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文化水平高，思维敏锐，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他们对于马列主义的认识具有思想性和理论性，偏重于理性层面的传播，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往往处于主体地位。广大华侨多处于侨居国社会最下层，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因而对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大多从感性层面进行，往往处于配角地位。但留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又需要以华侨为基础和素材，离不开华侨的互动配合。

　　上述情况在具体国家又不尽相同。如日本渠道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革命派华侨赵必振、廖仲恺、冯自由等少数人，而同期及后来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一大批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他们既是传播者又是信仰者。俄国华侨主体是广大华工，在马列主义的传播中他们为首要受众者，传播马列主义的主导者则是由留俄学生转变为华侨的刘泽荣、杨明斋，以及留俄学生杨西曼、俞秀松等人。但他们对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又离不开华工群体的配合和支持。至于欧洲华侨华人传播马列主义，则是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精英、先进分子为发起者、带领者和组织者，华工是跟随者、配合者、受益者。总之，在海外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华侨与当地留学生关系密切，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四）华侨在马列主义传播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受各种客观原因及其他相关条件的限制，华侨在马列主义传播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总体上看，华侨对马列主义传播的准确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多流于感性认识，缺乏理性认识，往往只作为马列主义传播的参与者。具体而言，在日本华侨传播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少数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骨干华侨仅仅从学理和思潮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传播者并非信仰者，甚至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因此，只作了些浅显的介绍和解释，且带有不准确之处，如冯自由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孙中山本人也如此认为），其实不尽然。因此，个别曾经热衷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华侨后来却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不难理解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旅俄华工，对列宁主义的传播多为直观感受和切身体会，难以也不可能讲清楚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他们较少成为终身信仰者。欧洲华侨传播马列主义，主要是通过少数有觉悟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进行的，广大华工是被动接受者，仅起到次要作用。

　　（任贵祥：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