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肯定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地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灵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别山精神是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丰碑。

　　人民提供了巨大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别山根据地广大农民群众，除了踊跃参军外，还积极支援前线，保障人民军队的作战需要。群众自愿为部队当向导，运粮草，送医送药，抬送伤员，传递情报，烧水煮饭，押运俘虏；还帮助苏维埃政权站岗放哨，维持治安等。党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中，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生死相依，从而使大别山区保持革命薪火不灭、28年红旗不倒。从红军及地方武装力量发展的数量上，可以明显看出人民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所作出的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史料记载，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后成立的红三十一师仅120人，1929年5月商南起义后成立的红三十二师仅200人，1929年11月六霍起义后成立的红三十三师200人。1930年3月，三个师合并成立的红一军有2100人。可是，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红一军发展为红四军，有12500人；经过一个多月第二次反“围剿”，红军发展到2万人；再经过半年多的第三次反“围剿”，红军总兵力达4.5万人，地方武装20万人。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持生动诠释了“军民同心、团结奋斗”的大别山精神的核心要义。

　　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国民党优势兵力的镇压和“围剿”。1932年10月主力红军西移后，敌军所至，血流成河，庐舍成墟，满目凄凉。敌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采取了活埋、刀砍、火烧等野蛮措施，许多家庭惨遭灭门。但是，英勇的大别山人民没有被吓到，总是宁死不屈，继续前进。比如，1929年11月，安徽六霍暴动领导人之一、独山暴动总指挥朱雅清面对反动民团的迫害，大义凛然地宣告：“老家六安城，四个同根生，杀了我一个，还有三个拼。”何等英雄气魄！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别山区200多万人参军参战，为中国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献出近百万英雄儿女的宝贵生命，迄今已查清并登记在册的烈士就近13万余人。更多的是无名烈士。这正是“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大别山精神的生动体现。

　　人民经受了巨大考验。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面对国民党军队一次次的残酷“围剿”，面对国民党地方政权实行的越来越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对红军转移、苏区沦陷带来的严重损失甚至灭顶之灾，大别山区人民顶住了巨大压力，经受了巨大考验，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赤诚之心始终没有动摇。1947年8月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许多乡亲一开始不明真相，为躲避战祸，潜入山林。如何能尽快在大别山区发动群众站稳脚跟，打开局面，成为刘邓大军的头等任务。邓小平让各级政工宣传干部张贴两条标语：“大别山的女婿回来了！红军的姑爷回来了！”大别山的“女婿”指的就是刘伯承，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是出生在六安郝家集的老红军。消息传开，老区人民扶老携幼，从栖身的密林中、山洞中走出，像欢迎当年的红军一样迎接刘邓大军！尽管乡亲们屡遭劫难，但对党的信念、红军的信念、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军民血浓于水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这正是“坚贞忠诚、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的生动写照。

　　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人民点燃了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燎原之火。从发展地域上看，大别山革命斗争点多面广，多中心发展，多区域联动，相互策应与支持，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革命形势。创建之初，鄂豫边以柴山保为中心，豫东南以南溪、吴家店为中心，皖西以金家寨为中心，多点突破。以商南起义为例，由丁家埠民团首先兵变，随即2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和进步师生手执刀枪开进南溪，宣布起义。几十处持续不断的农民和民团起义，构成了以农民起义为主体、民团兵变相呼应的连锁武装暴动的局面。从持续时间上看，在根据地创建、发展、保卫、坚守的四个阶段，党组织与红军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相互依靠，筑起了打不破、摧不垮的钢铁长城。正是有了这样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日后大别山区成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的鄂豫边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核心区域，成为1944年王震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华中、华南的目的地之一和大本营，成为1946年皮旅中原突围的重要休整地和物资补给地，成为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落脚地和解放全中国的前进基地。这正是“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大别山精神的完美诠释。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执政的最大底气在人民。坚持人民至上，弘扬大别山精神，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单位：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