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多在偏僻山区，这里远离反动势力统治的中心，交通不便、经济滞后、人民穷困，贫苦大众所受剥削和压迫深重，酝酿着革命造反的巨大爆发力。井冈山、大别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两座红色巨山。前者在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又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了党领导的最大苏区——中央苏区。后者以著名的黄麻起义为龙头，在多个起义爆发基础上，形成了党领导的第二大苏区——鄂豫皖苏区。今年既是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斗争90周年，也是最早开辟鄂豫皖苏区武装暴动的黄麻起义90周年，同时还是中国革命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前者有“井冈山精神”对形成中国革命道路源头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作了科学概括，并得到社会和学界公认。后者，大别山地区的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学者也在试图对“大别山精神”作出规范表述。我是湖北红安人，也算大别山之子，并对这个地区的红色历史即鄂豫皖苏区历史作过实际考察，因而对如何概括“大别山精神”也有一份情怀。这里将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供研究“大别山精神”的同志参考。

　　一、“大别山精神”的历史基础

　　大别山横亘于神州大地中部，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天然分界标志。它的区域面积达10万余平方公里，按现有行政区划算，辖鄂豫皖三省42个县（市、区，其中鄂为17，豫为10，皖为15），人口2800万。在这里，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发展最早地区之一。有了这样的历史基因，就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发展而言，大别山的红色历史有四度辉煌，构成“大别山精神”得以存在的历史基础。

　　（一）大别山的首度辉煌，是大革命后期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三大起义为代表的农民武装暴动

　　大别山区域三大起义，首先是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它虽然主要发生在湖北黄安地区，但农民革命武装的主力，却包括河南新县的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发动和组织黄麻起义的中共鄂东特委书记王志仁和总指挥部重要领导成员吴焕先等都是新县人。1927年至1929年，武装起义的烽火遍及全国东西南北中12个省、约150个县。在这诸多起义中，就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坚持时间之长而论，黄麻起义属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起义之一。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黄麻起义军占领黄安县城21天后，突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攻，进行游击战争，在鄂豫边开辟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实践。

　　其次是商南起义，又因是在1929年5月6日立夏节那天爆发的起义，亦称立夏节起义。商南起义所属地区在当年属于河南，自1933年将这块地区划归安徽新成立的立煌县即新中国改名的金寨县后，就不归现在的信阳管辖了。这可能不算信阳党史，但仍属大别山党史，而且该起义地区与新县相邻。2008年11月，我就是从新县去商城考察当年起义后成立的赤城苏维埃政府旧址的。商南起义很有传奇性，一是地方民团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也就是“卧底”，同农民武装里应外合，起义比较顺利；二是起义爆发点有10多处，同时起义成功，说明准备充分，工作周密；三是党组织从准备到发动，历时一年有余，实行工运、农运和兵运三结合，因而成为一次很有特色的武装起义。据说，起义成功后在召开庆祝大会的火神庙前，一位起义领导人亲书一幅对联挂在火神庙大门两侧：“红军初暴动应教普天同庆；政权新建立喜看遍地花红。”这充分展现了农民暴动胜利后的喜悦和对未来的企盼。

　　再次是六霍起义。2009年5月，我去金寨参加了纪念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80周年大会和研讨会活动，才知道六霍起义（包括六安、霍山、霍邱三县）也有三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从1929年5月到11月；二是从两县三地小规模的局部起义到三县多个地区的全面起义；三是起义的主体力量是农民武装，同时又有多个民团、自卫团参加起义，因此是两支武装相结合的较大规模起义。作为六霍起义核心的独山镇暴动，我考察了，指挥部旧址修复的不错。当年参加的农民达万余人，手持大刀、长矛、土枪，从四面八方涌向独山镇，威风凛凛，浩浩荡荡，气势如虹，无比壮观。

　　上述三大起义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将农民武装改编成红军，进行游击战争，分别建立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30年春，这三块根据地连接成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是年6月，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鄂豫皖苏区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其地位和规模都仅次于中央苏区。仅1955年至1964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70人，占当时全国将军总数的35.5％，属于大别山区的红安、大悟、新县、金寨、六安5个县被誉为将军县，占全国10个将军县的一半。【10个将军县，依次为湖北红安、安徽金寨、江西兴国、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湖北大悟、河南新县、安徽六安、湖南浏阳。】

　　（二）大别山的二度辉煌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二十八军坚持的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新县箭河人）率领留在鄂豫皖边的红军和游击队，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有四个显著特点：其一，这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唯一保留下来有军级建制红军部队的游击区。当时全国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共有15个区域，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或为独立师、独立团，比较多的称为游击队。作为三年游击战争领导机关所在的中央苏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油山、北山根据地，我考察过，其条件异常艰苦，生存环境十分恶劣。项英、陈毅领导的红军独立师、独立团有1.6万人，还有游击队1万多人，但最后被国民党重兵“围剿”，绝大部分都牺牲和散失了，坚持下来的红军已经没有建制。鄂豫皖边游击区红二十八军还存在军级建制真是难得。其二，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游击区域最大的一块游击区。它包括鄂豫皖三省近30个县，比鄂豫皖苏区时期的区域只少10来个县。其三，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牵制敌人最多的游击区，挫败了反动派的多次“清剿”。其四，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红军部队最多的游击区，有1800余人。大别山红旗不倒，就是因为有这支强大的红军始终坚持着游击战争。因此，就党在全国的三年游击战争这段历史来说，这个游击区的存在是对党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大别山一段重要的辉煌历史。

　　（三）大别山的三度辉煌是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初始凸显的战略地位和中原突围的胜利

　　2016年6月26日是中原突围胜利70周年纪念日，国防大学和中共湖北省委在湖北大悟县召开了理论研讨会和纪念大会。我应邀参加纪念活动，对大别山的第三度辉煌有了进一步了解。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大别山豫鄂皖边区坚持游击战的高敬亭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他领导的红28军和游击队扩充为3500多人，在人数上居新四军各支队之首。这支部队开赴抗战前线后，中共中央为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横亘中原的抗日根据地，在1939年派李先念来此区域组建新四军豫鄂游击大队（随后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三地区党的工作及抗日武装。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1941年2月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转战大别山南北，打击日伪军的战果不断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作用日益显著。1942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豫鄂边区和驰骋在此的新四军五师，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区域和战略单位使用，领导关系由华中局改为中共中央直辖，以加强中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指导。到1944年，豫鄂边区发展到地跨河南、湖北、安徽，乃至湖南、江西5省许多地区，成为党在中原敌后的独立战略区。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为增强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扩大对日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经中原到粤北开辟新解放区。但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急于发动内战，消灭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对此，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战略部署，命南下广东的八路军王震部北返中原，王树声率河南军区主力向新四军五师主力靠拢，在新建中共中央中原局同时，会师中原的三支主力部队迅即整编为中原军区两个纵队，辖主力军3万余人，地方军近3万人。中原解放区也相应扩大，建立了38个县级民主政权，所辖区域达到60余县，拥有人口1300余万。就全国战略布局言，它成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体系的战略前哨，是党在中原腹地的一支强有力的反内战的战略力量。这也进一步提升了大别山区域的战略地位。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由于武汉已成为它发动内战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中原解放区不仅剑指武汉、对其形成包围态势，而且北窥郑州、东挟南京，直接威胁它的统治根基。因而它必欲彻底消灭这一心腹大患。

　　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后，制定了一个“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的计划，首先对中原解放区展开进攻。此前，国民党军队不断违反停战协定，多次围攻、蚕食中原解放区，使其缩小到只有罗山、光山、商城、新县、礼山（即大悟）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东西长仅100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的狭窄区域，面积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为了一举“围歼”中原解放军，国民党军集结了26个正规师30余万兵力，修筑了6000余座碉堡。6月26日，国民党军向新县以东、红安以西、孝感以北的我军阵地悍然大举进攻，揭开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序幕。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分兵突围，声东击西，开辟新区，游击生根。先是在大别山区域分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截击合围。东路以一个旅伪装主力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任务，冲过麻城潢川公路封锁线，穿越大别山，进入苏皖解放区。西路为突围主力部队，又分南北两路突袭。其北路约1.5万人，一路激战，在到达陕南后，成立鄂豫陕军区，创建游击根据地；其中一部北进到达陕甘宁解放区。主力部队南路约1万余人，冲破敌军围追堵截，进入武当山区，组成鄂西北军区，创建游击根据地。8月初，三路军队历尽艰难险阻，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留下的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的斗争。

　　中原突围的胜利，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指出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参见《中共河南党史》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页。】李先念谈及这段历史说：中原突围揭开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大决战的序幕，“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四）大别山的四度辉煌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至此，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

　　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内战后，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仅仅一年时间，人民解放军就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并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

　　党中央当时的考虑是：鉴于国民党重兵深陷在山东、陕北战场，而在这两个战场间的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区的兵力十分空虚，这就为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进攻机会和方向。因此，党中央作出了一个由三支野战军采取中央突破战术，转入战略展开，直指中原南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部署——“三军配合，两翼牵制”。这就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于1947年6月底自豫北地区强渡黄河后向大别山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实施战略展开；陈赓、谢富治指挥大约三个纵队自晋南强渡黄河出豫西，在豫陕鄂边实施战略展开，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陈毅、粟裕指挥大约八个纵队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配合刘邓大军南进。三路大军的任务，是挺进中原，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机动歼敌，实现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军主力回援，策应内线作战。

　　中共中央实施外线出击，转入战略进攻，为什么选择进军中原直插大别山呢？这除了由当时的战争态势和我军的战场形势决定以外，还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大别山威胁武汉和南京，就如同当年的中原解放区一样，将一把尖刀插到敌人的心脏地带。二是中原突围后，还有部队在大别山和豫鄂边一带转战游击，是长江沿岸唯一有我军游击部队活动的地方。三是刘邓大军的基础即是原来在此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前红四方面军和新四军五师，对这里十分熟悉。1947年8月下旬，邓小平进入大别山时说：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胜利是有把握的，有困难也是能克服的。同年12月初，刘伯承、邓小平还说：没有一年前的中原突围，也不会有一年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个地区是我们部队的老家，来这里一定能进军江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外线实行战略展开的重要任务。

　　2013年5月下旬，我到山东阳谷县台前地区考察了刘邓司令部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出发地。这里是黄河拐弯处，水流平缓，便于强渡，目前在渡口建有渡江纪念碑和渡河纪念馆。听介绍，看现场，不胜感慨，随即题写了16个字：强渡黄河，跃进千里，扭转战局，新国曙光。当年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简要情况是：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大军12万余人，从山东阳谷以东150公里地段，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6万余人，由此发出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信号弹。刘邓大军未作休整，从8月上旬起分三路向南疾进，以锐不可当之势，经过20多天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这支大军完成了一次无后方依托，长驱直进，千里跃进大别山，插入敌人战略纵深腹地的空前壮举。随后，又克服极度疲劳和严重减员等多重困难，以主力出击皖西、鄂东，到11月下旬，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实现了在大别山的战略展开。陈谢大军、陈粟大军按计划分别在豫陕鄂边和豫皖苏边实施了战略展开。1947年底，挺进中原的刘邓等三军协同作战，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新的中原根据地。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成为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伟大转折，对改变全国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使这一地区成为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毛泽东评价这次战略行动的意义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它也预示着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两年后，一个新的中国光荣诞生。

　　二、“大别山精神”的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

　　2013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信阳市委在河南新县召开大别山革命史与干部党性修养研讨会，研讨“大别山精神”。为筹备这个会议，“大别山精神”研究组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征求了方方面面的诸多意见，对“大别山精神”内涵有一个初步表述，即“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斗、勇当前锋”四句话16个字。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基本赞同这个表述。在纪念黄麻起义90周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之际，对“大别山精神”的内涵如何定位，还想讲点补充意见。

　　目前，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历史的“精神”很多。影响比较大的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古田会议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相对上述精神而言，“大别山精神”反映的历史所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怎样概括和表述各个“精神”的内涵，至少应把握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上述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精神”，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反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优良传统作风，因而各个“精神”都会有一些属于共性的内容；同时，又由于时间、地区和革命斗争特点的不同，也会有反映属于其特殊性的特色内容，在作“精神”内涵的概括和表述时要兼顾这两个方面，既不能因强调共性而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特色，也不能因强调个性而否定应有的最基本的共性内容。二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对“精神”内涵的概括和表述，无疑要有历史感，体现历史的特征，同时也不能只强调历史感而忽略其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因为概括这个“精神”那个“精神”不是为概括而概括，更重要的是通过其概括使它能在今天得到传承和弘扬，否则就没有必要性了。历史感和时代感应统一起来，不能顾此失彼。三是精准与通俗的关系。这也是概括和表述“精神”内涵需要把握好的一个重要方面。概括内涵应精准，要求对那段革命历史、斗争内容、典型事例等了解得非常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精准。同时在语言表述上又不能因过分精炼而让读者看不懂，或不解其意。为了传承和弘扬，语言表述必须大众化、通俗化，能够入心，便于践行。

　　根据这样几点，我觉得对“大别山精神”内涵的表述可以扩充和展开一些，即坚守信念、对党忠诚，胸怀全局、甘于奉献，依靠群众、团结奋斗，不畏艰苦、勇当前锋。内容还是四个方面，但表述上扩充一倍，由16个字翻番为32个字，使其份量加重一些，更显厚重感。

　　首先，关于“坚守信念、对党忠诚”。坚守信念，这是所有革命精神都有的共同价值。“大别山精神”课题组参考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等有这一条，课题组没有提到的但与“大别山精神”密切相关的苏区精神也有这一条。它是一切革命精神之魂。当然，文字表述可能不尽相同，但这个思想都蕴含在内。课题组解释“坚守信念”的内涵说：这是指大别山军民凭借坚定的信仰，在白色恐怖和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百折不挠，坚守大别山，使大别山红旗不倒，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对党忠诚、威武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我赞同这个说法。既然在解释里有“对党忠诚”的内容，而从目前全面从严治党反映的情况和加强对党员思想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看，“对党忠诚”提到了更加突出、鲜明的位置，那么在内涵的表述上就可以加进去，扩展为“坚守信念、对党忠诚”。

　　加上“对党忠诚”，也不是没有事实基础而凭空杜撰的。这些年我考察苏区党史，在许多地方都听到革命先烈坚守信念、忠诚革命、忠诚于党、不怕牺牲的感人事迹。别的苏区的情况姑且不说，在新县考察，我去了箭河乡。那里的书记介绍了箭河农民自卫队大队长、共产党员程儒香英勇不屈的事迹，令人非常感动。程儒香在黄麻起义中带领农民自卫队活捉大恶霸地主，为起义军前进扫除了障碍。黄安城失守后，他被捕了。敌人使用种种酷刑，他都不说党组织情况，并痛斥敌人：“老子今年28岁，老子就是共产党，老子就是大队长。你们要杀就把老子杀了，只死我一人，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今天你们杀了老子，再过20年，老子又是条英雄好汉，还要跟你们干。”敌人恼羞成怒，惨无人道地将他零刀碎割，砍耳朵、剥眼皮、挖眼珠、割舌头，在大风雪天把他脱光衣服钉在木梓树上，活活折磨了两天多，他于1929年农历正月初一那天惨死在冰天雪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就是像程儒香这样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生命换来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就是革命先烈们和老一辈革命家们坚守信念、坚定信仰、忠诚革命、忠诚于党的结晶。十八大报告讲到信仰信念指出：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党代会报告中，中央主要领导人把信仰信念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过去不多见。习近平在这两年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了对党忠诚的内容。他在多次讲话指出：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写在入党誓词里的，一定要坚定这份忠诚，要立忠诚笃信之志。“只有理想信念坚定，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才能有牢固思想基础。”【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21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定信念、对党忠诚这样高度强调，从党存在的问题看，从社会存在的乱象看，是绝对必要的。正是由于信仰信念严重缺失，社会心理严重失衡，与党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严重背离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干部贪腐大案、那令人不齿的许多丧天害理的事才会发生。“大别山精神”强调“坚守信念、对党忠诚”，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时代的需要；既是人民的企盼，也是民族的期待。

　　第二，关于“胸怀全局、甘于奉献”。“大别山精神”课题组说：“胸怀全局”是指在革命紧要关头，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大别山区的军民总是从全局出发，用自己的牺牲为全局的胜利创造条件，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风格。概括这一内涵时既然有这层内容，那就直接表述出来更好。加上“甘于奉献”四个字，这一内涵就更显完整。

　　“大别山精神”涵盖的历史正是这样的。在此，人们不能不想到皮定均，不能不想到中原突围。皮定均就是大别山区金寨人。中原突围时，他率领的部队是5000余人的一个旅，奉命伪装主力、向东佯动，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任务。中原军区党委下达的命令是：指挥第1旅掩护全军向西突围，要不怕牺牲，用一切办法拉住敌人，迷惑敌人。只要3天之内敌人不能准确判断我军主力突围方向，掩护任务就算完成了。然后，自行选择突围方向，目的地是苏皖解放区。我去考察过他的突围路线。他指挥的第1旅的阵地就在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分北、东两路向此地区扑来，后援部队还在增加，这对皮定均的压力巨大。但是，皮定均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无畏气概杠住了这个巨大压力。他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以少量部队作正面顽强抵抗，阻击国民党军。经过3天阻击，军区党委电告：向西突围主力已全部越过平汉路，其掩护任务已经完成。这时他本可以自由行动。但为了给西线主力以更大的支持，他决定摆开长龙阵，以强行军速度，在国民党军眼皮子底下，插向其背后，显示中原军区主力向南突围态势；然后突然折东疾进，进入鄂豫两省的交通要道小界岭，突破国民党军第1道封锁线，进一步策应主力西进突围。这个旅全面完成掩护任务后，又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出敌不意，孤军东征，大小战斗23次，跨越层峦叠峰的大别山，辗转24个昼夜，行程800公里，以还是一个旅的完整建制，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原有6万部队，突围后总共剩下2万多人，而在这2万多人中，皮定均率领的部队占了四分之一，5000多指战员基本无损。一位美国记者闻知后，惊呼这是一个奇迹，并向世界作了报道。1955年，毛泽东在为将帅论功授衔时，对报送的授予皮定均“少将”军衔材料上，亲笔写下“定均有功，由少晋中”的批示。正因为他在中原突围中，指挥一旅之兵，同数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交锋，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10万重兵的包围圈，为解放战争的我军初战赢得头彩，故他这个旅被誉为“皮旅”。这就是“胸怀全局、甘于奉献”创造的奇迹。

　　中原突围的“皮旅”是如此，整个中原部队以自我牺牲的巨大代价完成突围任务也是如此。1947年10月，陈毅看望李先念的部队时说：抗战胜利后，中央没有命令你们五师撤出中原地区，考虑的是在全国战局如何实现战略上的转变，准备迎接两个阶级的决战。你们撤出了，对全国战局不利。正是为了这个全局，王震的部队、王树声的部队前来同你们会合，在武汉外围形成一个铁拳，把老蒋很大一部分主力吸在中原，阻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军华北、华东各个战场，为战略全局争取了时间。那时，我们华东部队大发展，你们的日子真难过着哩！但是，没有你们在宣化店的坚持，没有你们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全国战场要取得今天的形势是不可能的。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李先念说得更加直白：中原突围时就是准备牺牲你们的，你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这是对“大别山精神”的“胸怀全局、甘于奉献”这一内涵的生动解读。

　　怎样认识“胸怀全局、甘于奉献”的时代意义呢？这个意义是多方面的，当前太需要这种时代精神了。就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伟大的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效应。由于市场经济机制更加凸显利益格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单位之间、一些地区之间的矛盾纠纷不断，利益争端层出不穷。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有本位主义，没有全局观念。不少人的头脑里都淡化了我们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只有市场经济观念，淡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要解决好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处理好利益争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强调全局观念，倡导“胸怀全局、甘于奉献”的风格。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利益争端，而且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因此，发扬“大别山精神”的“胸怀全局、甘于奉献”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现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非常紧迫。习近平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地区而言，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一定要全部摘掉贫困县、贫困乡村、贫困人口帽子，一定要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全部脱贫。这是向全国人民立下的“军令状”。实现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这就需要发达地区“胸怀全局、甘于奉献”，对口支援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精准脱贫，才真正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第三，关于“依靠群众、团结奋斗”。“大别山精神”课题组对这个内涵的解释是：团结奋斗指在开创和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大别山地区的军政军民团结一致，为扩大人民军队，保证战争胜利和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热爱军队、服务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根本保证。这个解释应当说也不错，但是，还需要更加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大别山地区很难坚持持久的革命战争。这里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我还是用大别山历史的第三度辉煌来讲这个内涵。在抗战胜利之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紧急情况，王震部急速回师，王树声部迅即南下，与李先念部会师中原。这三支雄师劲旅本来都是独立作战单位，但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为新的中原军区，所属部队建制有所调整，领导人的安排也有变动，但大家没提任何个人要求，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组织命令。突围时的三路分工，无论是向西还是向东，也无论是真当主力还是伪装主力，他们都不挑不捡地接受任务。在突围过程中，既各自杀出血路，又相互配合，最后都胜利地完成了突围任务。中原突围的胜利，毫无疑问是一曲团结奋斗的凯歌。但为什么能实现突围任务？基础还是依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主力开始突围时，宣化店地区上演了现代“空城计”。为了迷惑敌人，制造假象，除了留在宣化店的部队紧张工作外，广大群众一是不走漏部队进行转移的任何风声，不告诉外人驻此部队的任何踪影；二是将转移不了的伤病员留在群众家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护理治疗；三是积极配合留守部队进行工作，农民照样下地，商店照样营业，使附近的敌军没有感到任何异样。在6月26日夜里，主力部队分多路静悄悄地实行转移突围。3天之后，主力部队已成功转移，留守的负责干部才向驻此美蒋代表宣布中原军区主力已被迫撤离，顿时美蒋代表目瞪口呆。在主力部队转移到三国时代刘备逃难经过的河南新野县时需要渡河，当地老百姓积极帮助架设浮桥，运送伤员，安全渡过唐河和白河，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转战到陕南农村，那里山大人稀，地瘠民贫，老百姓生活困难，但为了使转战来到这里的大部队有吃有住，许多群众将仅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供给部队需要，住房腾出一半让给战士住下。这样，减少了转移突围部队的许多困难。这使主力部队胜利实现了从宣化店到秦岭的战略转移。李先念回忆这段历史非常感慨地说：中原突围成功，群众功不可没。

　　革命需要依靠群众、团结奋斗，改革也需要依靠群众、团结奋斗。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硕果，是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大中华的民族团结创造的伟业。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改变严重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真正使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完全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在十二届人大闭幕会上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持续接力，伟大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实现。从习近平讲的这个意义上说，“大别山精神”就是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所需要的精神。要说它的时代价值，这就是它的最大时代价值。

　　第四，关于“不畏艰苦、勇当前锋”。“大别山精神”课题组说：这是指在开创和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大别山地区的军政军民团结一致，为扩大人民军队，保证战争胜利和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热爱军队、服务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根本保证。这样阐释也很好，但是又略嫌不足，即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突出。大别山整个革命斗争的历史，其实就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历史。前述四度辉煌，都离不开艰苦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艰苦奋斗，就没有“大别山精神”。为了在措辞上与前面的团结奋斗不重复，这里可以表述为“不畏艰苦”。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可以作为“不畏艰苦、勇当前锋”这一内涵的最好注解。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接中央军委电示：对影响进军附近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歼灭之。然后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定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刘邓大军歼敌数万余人后，计划休整半月再南进。国民党领导集团错误地以为刘邓大军作战近月，疲惫不堪，赶紧集结14万兵力，分进合击；同时企图决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根据这一情况，刘邓决定提前结束休整，不顾疲劳，不畏艰苦，乘敌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突然南进，兵分三路，迅速向大别山进军。8月中旬，刘邓大军十分艰难地涉过宽达20余公里的积水过膝、遍地淤泥的黄泛区。在到达汝河北岸时，国民党军占领南岸渡口堵住去路，而尾追之敌仅距20余公里。在此紧急时刻，刘邓指挥部队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势，一举突破敌军防线，渡过汝河，闯过了挺进大别山的一大险关。大军随后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完成千里跃进任务。根据中央指示，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一切城镇，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成为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远在三国时代，关羽千里走单骑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民间讴歌的美谈。而在20世纪中叶，刘邓大军创造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则是既发扬了武圣关公的大智大勇精神，又创造了远远超越这一历史传奇的十万大军和十万民众同心协力的大智大勇精神。这是伟大民族精神的现代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毫无疑问，需要弘扬这种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甘当开路先锋、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今后也要弘扬这种精神，去追逐“中国梦”，创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惊天动地伟业。

　　大别山的革命斗争已成为历史，但“大别山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它不仅是地处大别山区域的三省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也应当同其他革命精神一样，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精神财富。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