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至1927年初邓小平在苏联学习这段经历，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后来的革命工作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邓小平在苏学习的情况，但对于邓小平留苏学习与当时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变化、苏联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及需要等因素的关系，目前还鲜有研究，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档案资料。本文拟利用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把邓小平的这段学习经历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考察国内形势等因素对邓小平留苏学习的影响以及邓小平是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下锻炼成长的。

　　一、中共对干部的需要与邓小平赴苏学习

　　中共从创建之时起，就非常重视干部培养的问题。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随着各方面工作的迅速展开，中共对干部的需求不断增长。为此，中共先后派多人赴苏联学习，邓小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苏联的。

　　早在创建之时，中共就开始组织青年学生学习外语并帮助他们赴苏俄学习。建党初期，中共党员的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包惠僧曾说过：“当时，我们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了马列主义。”于是，中共早期组织决定创办外国语学社，为青年赴苏俄学习作语言等方面的准备。1920年5月，陈独秀和施存统、杨明斋等同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办外国语学社，杨明斋负责教俄文。同年秋，已开设英、俄、日三个班。此间，陈独秀从维经斯基处得知，苏俄正在筹办旨在为印度、中国、朝鲜等国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他致信各地早期组织负责人，要求他们以最快速度，让尽可能多的青年团员“停止一切工作来上海”，为赴苏俄学习做准备。1921年5月，东方大学建立。同年春，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彭述之、萧劲光等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学员赴苏俄留学，他们与通过其他渠道到校的30余名学生组成东方大学中国班（后改为中国部，分多个班，主要招收中共学员）。此后，中国学生开始分批赴苏俄学习。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以后，鉴于东方大学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苏联决定成立中山大学，加速为中国培养干部。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时认为，“扩大东方大学中国部或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适宜的”。4月初，俄共（布）中央一度打算把中山大学建在西伯利亚，招收500名中国学生。但由拉狄克、布罗伊多和维经斯基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认为，应该把大学设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后经认真考量，1925年5月中旬，俄共（布）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创建中山大学。同年秋，以孙逸仙命名的中国劳动者大学（以下简称“中山大学”）正式成立，由拉狄克任校长，同时招收中国国共两党的学员。中山大学成立后，逐渐取代东方大学中国部，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的党校”。此外，中国学生还在列宁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学校学习。

　　由于大革命的需要，中共准备派邓小平等留法同志赴苏联学习。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不断推进，中共急需大批理论修养高、有实践能力的干部。但是，当时中共党员数量不多，1923年中共三大时全国只有400多名党员，1925年中共四大时也才有900多名党员。而且，党的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普遍不高，需要提高理论水平。1923年春，中共旅欧支部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郑超麟等12人到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继续选派干部到莫斯科学习，其中就有1920年来法勤工俭学、而后在法参加革命的邓小平。同年8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致信伏龙芝，提出招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培养具有政治素养的军事专家。11月18日，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从莫斯科致信刘明俨、傅钟，要求“刘明俨、傅钟、邓希贤、徐树屏、宗锡钧”五人“须准备在最近的期间，俟我们有信到，叫你们动身，便马上动身”。12月9日，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再次致信傅钟等人，要求邓小平等“五人接到此信后以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必须来此的理由前函已说明，站在C.P.及革命的利益上必须即刻来此学习”。

　　鉴于党组织的急迫要求，就在法国警方准备采取搜查行动时，邓小平等离法赴苏。在法国时邓小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邓小平等人在法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1926年1月7日，法国警方得到一份关于邓小平的报告，认为他是共产党积极分子。据此，1月8日晨，巴黎警察搜查了邓小平等人的住所。就在巴黎警方搜查邓小平等人的前夜，即1月7日晚，邓小平与其他同志一起离开法国赴苏联学习。上车之时，邓小平等人接到法国警方发布的驱逐令。1926年1月7日，中共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发出通告：“赴俄同志二十人，已决定今晚（一月七日）由巴黎起程，名单列下：傅钟、邓希贤”等。通告明确声明：“他们大约不久即可回到中国。同志们！当我们底战士一队队赶赴前敌时，我们更当紧记着那‘从早归国’的口号。”

　　赴苏前，邓小平已决定服从党的决定，努力学习知识。他在中山大学写的《自传》中写道：赴苏的目的就是“学习革命工具”，“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对于在苏联的学习，邓小平有两方面的打算。第一是学习理论。在法国时，邓小平就认识到“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感觉“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因此，邓小平决定，“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第二是训练纪律。邓小平认为：“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刚到莫斯科时，同学也认为邓小平虽“明白共产主义我们的使命和道路”，“对主义相当明了”，但“他的表现浪漫、个人主义自大自满”。因此，邓小平决定，“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他要“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

　　抵达莫斯科之时，邓小平就坚定了为革命献身的意志。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二、从东方大学到中山大学

　　邓小平来到苏联后，便开始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基于“改造国民党人”的目的，邓小平被从东方大学转到中山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他的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抵苏后，邓小平最初在东方大学有过约两周的短暂学习。1926年1月15日，邓小平等人抵达莫斯科，并立即进入东方大学。甫一入学，邓小平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根据邓小平当时填写的东方大学学员《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他每天学习和事务性活动的时间总量几乎都超过12个小时。具体来说，1月19日：上课8小时；阅报或参考书半小时；读党团出版物半小时；与三人谈话1小时；填写党团调查表2小时，共12小时。1月20日：上课6.5小时；有组织的谈话1.5小时；孙大（即中山大学）校长找去谈话4小时；散步45分钟，共12小时45分钟。1月21日：读党团出版物半小时；谈话1.5小时；团体会议8.5小时；洗澡1小时；移居（搬家）2小时，共13.5小时。1月22日：读党团出版物45分钟；谈话1小时；团体会议6.5小时；晚会4.5小时；洗被15分钟，共13小时。

　　在东方大学时，邓小平比较重视两个问题：第一是阅读。他先后读了《前进报》第4期、第5期，《列宁论党》和《向导》第139期，还准备读《论党的组织问题》等，他希望通过阅读提高理论水平。第二是武装训练。他在1926年1月19日至22日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中写道：“1、武装训练的规定，很合乎中国革命情形及党的需要。2、有方法实行武装训练，特别是同志间互相督促，互相训练的工作能切实做到。”事实上，这两方面的内容对于当时的中共都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在中共党员帮助下改造国民党员，邓小平等人很快被转到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建立时，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大学，规定由联共（布）和国民党联合管理，但实际上是联共（布）领导，且从创立时起就有中共学员。更主要的是，当时苏联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么借助共产党人使“国民党成为近似于共产党的激进革命的‘人民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党”，要么“分化国民党，由共产党人夺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山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造国民党人”，其重要抓手就是要在学校里建立“共产党员核心”，要有足够数量的共产党员。中山大学的章程里明确规定，学员中“必须有不高于20%的共产党员核心”。而共产国际早就知道，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素质较高，不仅具有“文化修养和起码的政治常识，还有工龄”；他们“都是从工厂来的，而国内来苏的，多是学生”。因此，苏联决定把邓小平“这批人全部转到中山大学”。1926年1月20日，中山大学校长专门找邓小平等谈话4小时。同年1月29日，邓小平与其族叔邓绍圣等21人办理了转入中山大学的手续。在中山大学，邓小平的俄文名字是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Дозоров（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学员证号码为233，开始被分到第九班，后来又先后编入第一班、二班、十一班和第七班。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了相当广泛的知识。当时，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西方史、联共（布）党史、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语言学（主要是俄语）等。考虑到学员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课，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学员到军事学院参观和到兵营打靶。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在苏联的一些领导干部等，也会经常到中山大学就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演讲，加深学员们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此外，邓小平还经常在图书馆等地阅读《真理报》和中国报纸。邓小平学习非常刻苦，根据他1926年6月16日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他表示自己对功课“很有兴趣”，同时认为自己通过“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通过这样广泛深入的学习，邓小平达到了深化理论知识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

　　对于来苏时特别重视的训练纪律的问题，邓小平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学习生活中，他“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及训练问题甚为注意”。对于中共学员非常困惑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认为：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就是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是由上而下，遇上级有命令，须绝对执行”，“民主成分不是绝对不变的，乃是可以随环境变更扩大或缩小民主的范围，例如在俄国革命前与现在，中国之情形皆是不能实行加重民主的成分”。对于有些党员不认真对待工作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共产党员一切工作皆是与群众之接近，凡加入党后，绝对没有个人的意志。”经过近一年的纪律训练，邓小平从来苏时“自由意志颇为浓厚”的青年，逐渐转变为一名纪律严明的革命者。他在苏联时形成的关于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认识一直贯穿其此后的革命实践中。他始终坚持认为：“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

　　此外，当时苏联正在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也或多或少地对邓小平有所启发。邓小平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正值新经济政策的中后期，在这一政策刺激下，苏联农业和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商品流转和市场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并活跃起来。尽管当时联共（布）高层对这一政策存在分歧，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持否定态度，但邓小平仍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政策内容及其实施情况，特别是引入市场机制对苏联经济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一政策，邓小平后来曾明确评价说：“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积累了一些经验，从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实践来看，这一政策也的确对邓小平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组织关系的调整和党务工作的历练

　　邓小平到达莫斯科后，很快把组织关系转到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由于中山大学里持不同观点的中共学员间斗争激烈，旅莫支部被解散。此后，邓小平转归联共（布）支部局领导。在中山大学里，邓小平担任了党小组长等职务，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组织工作经验。

　　邓小平在苏联期间的组织关系开始归旅莫中共支部管理。旅莫中共支部是1921年冬由旅俄中国学生成立，实行自我管理。中山大学成立后，1925年10月28日，陈独秀致信中共莫斯科区委，要求其指派两人与俞秀松等8人，共同领导第一批赴中山大学学习的103名学生，提出“中山大学要成立支部”。1925年12月，来自旅欧支部的任卓宣等人建立了中山大学旅莫中共支部。邓小平在法国期间即已入党，到莫斯科后，邓小平办理了重新加入组织的手续。

　　由于中共学员间的斗争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旅莫支部被解散，邓小平的组织关系也随之转入联共（布）支部局。当时，中山大学里中共学员间斗争很尖锐。旅莫支部书记任卓宣认为，来中山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系统学习理论，而是改造思想，经过短期训练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他提出“会议第一，学习第二；实践第一，理论第二”，抨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的学生为“学院派”和“个人主义”，甚至把一些没有坚持开完许多个小时会议的学生批判成“小资产阶级”和“利己主义者”。任卓宣等还把党团员分别组成小组，让每人每天找本小组的人“谈话”，把其言行记录下来，向支委会汇报，这种“谈话”使大家关系非常紧张，彼此间都不敢讲心里话，怕被汇报上去。对于任卓宣的专断，很多老师表示不满，校长拉狄克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扰学生自由思考和讨论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任何问题。王明等中共学员公开反对旅莫支部，批判任卓宣的做法。但王明在学员中搞小宗派，也引起不少学员的反感。他们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学校的教学几乎陷入瘫痪。中共学员间的斗争，引起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注意。对此，拉狄克指出：那种只注意党员日常“小节”的训练是“修道式的训练”，中国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革命的理论和经验，口号应该是“上课第一，开会第二；理论第一，行动第二”。1926年夏，拉狄克宣布，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他本人决定取消旅莫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什维克党。旅莫支部解散后，由联共（布）支部局取而代之。此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体中共党员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归联共（布）支部局领导。同年6月17日，经联共（布）中央批准，邓小平成为联共（布）候补党员。

　　面对中共学员之间不同观点的争论，邓小平保持着冷静而务实的态度，在坚持学习理论的同时积极从事党务工作。邓小平与任卓宣很熟，早在留法期间就曾接受其领导。但邓小平既不盲从任卓宣的主张，也不坚决反对他的做法。邓小平深知，其来苏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和训练自己。因此，邓小平在不放松理论学习的同时，也积极投入到党务工作中。1926年2月，中山大学成立第九党小组，邓小平担任组长，小组共有党员14人，其中正式党员4人，其余10人预备期已满但尚未转正，还有青年团员6人。从成立至1926年6月上旬，党小组一共开过9次会议，其中3次讨论“工作大纲”，2次讨论“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支部的决议”，1次讨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1次报告“处罚三同志的理由”，2次是关于批评的会。此后，邓小平又担任了中山大学少共委员、少共组织部委员、少共小组组长、二年级第一党小组组长等职务。尽管担任这些职务每月需要开会多次，占用不少时间，但邓小平对工作非常认真。一是他的态度端正，“对于党组的工作都还热心，很少迟到”，“从未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二是他的“一切行动合乎党员的身份”，“能切实执行”党指定的工作；三是他善于运用讨论问题的方式开展工作，认为“讨论问题并不是为讨论问题而讨论，乃是讨论我们的工作的工具”，因此，在党小组会议中他不仅“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邓小平在党务工作中的积极态度，取得了很大成效。首先，邓小平的工作对中共学员坚定理想信念产生很大影响。通过细致的工作，他与中共学员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能在团员中树植党的影响”。这就使党团员进一步坚定了信仰，减少了国民党学员特别是其极右派的影响和拉拢。其次，在邓小平领导下，小组成员的参与率很高。所有党员“缺席者极少，到会者约有98%”，“每次党组会议本班青年团员系全体参加”。再次，邓小平的工作得到组织的认可。由于表现优异，邓小平在1926年秋季学期被选入中山大学学生向往的第七班，即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的理论班。1926年11月，中山大学党支部局的《党员及团员工作调查表》显示，邓小平在少共委员会和少共组织部委员的工作上，“能照党的路线积极地实行工作，且其工作颇有成绩”。在16个少共小组长中，邓小平被评定为“中坚”。

　　经过9个月的学习及党务工作的历练，邓小平提出正式加入联共（布）的要求。1926年10月9日，第七班召开党小组会并通过决议，指出：“将多佐罗夫同志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是适当且有益的，因为他一直认真负责并积极工作。”10月19日，邓小平向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提交申请书，希望成为其正式党员。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党的正式党员，到苏联后即成为联邦共产党的候补党员。过去也曾在‘中大’做了一些工作。现在自己愿意加重自己的责任，请求委员会允许我成为一个正式党员。”由于邓小平良好、自觉、积极的工作，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决定将其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10月30日，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会议听取了关于邓小平、李卓然等12位同志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的报告，认为：“邓小平作为学校苏联共青团组织部委员和共青团工作的组织者，组织纪律性强，工作积极，是一位模范工作者”，同意“将其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就在上报联共（布）中央最终审批的过程中，由于邓小平被派回国，他未能成为联共（布）正式党员。在邓小平档案上注明：“正要离开。已被支部批准，但离去了。”

　　四、妥善处理同国民党学员的关系

　　中山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其从创立时起就有国共两党学员，直到1928年以前，国共两党选派的学生各占在校生的一半左右，他们分别有自己的组织，并向对方开展宣传、联合和争取工作。当时，学校试图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管理，中共学员对国民党学员也“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并积极争取其左派”。但是，由于信仰不同，双方难免会出现矛盾、冲突。在国共关系和联共（布）党内出现问题的时候，斗争更加激烈。在处理与国民党学员的关系上，邓小平明辨是非，清楚地认识形势，一方面坚决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阻止其拉拢中共内部的动摇派；另一方面也注意做国民党左派、中派的统战工作，联合并争取他们。

　　做中山大学国民党学员的工作，是邓小平等中共学员的任务之一，很多中共学员都对国民党员做过统战工作。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学员的重要任务是维护国共两党学员的联合。在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看来，“中山大学是执行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的主要阵地”，“中共对中山大学留苏学生寄予厚望”。面对不同倾向和立场的国民党学员，中共学员把他们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工作目标是强大左派，争取中派并使其左转，最终孤立右派。首先，中共学员坚决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破坏国民党学员的拉拢行为。国民党学员来到中山大学后，很快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即旅莫中国国民党支部。当时，持国民党观点的人到处宣传他们的旧三民主义，试图吸引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共产党员转向。李大钊曾提醒赴苏学习的中共学员，对中山大学里的“国民党人和抱着各种目的的人”，要“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清醒头脑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对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宣传，中共学员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次，积极争取国民党左派和中派学员。尽管国民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力量更强，但在中山大学里，旅莫中共支部和后来的联共（布）支部局却占优势。为了“改造国民党人”，中共学员“在此间主要的对象为国民党员”。傅钟等人还兼任了国民党支部的一些工作，以期达到“控制国民党”的目的。

　　究竟如何“改造国民党人”，对于中共学员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国共关系和联共（布）党内出现问题的时候。一方面，1926年初，国民党开始策划新一轮反共活动。邓小平转入中山大学不久，国内就发生了蒋介石公开反共的中山舰事件。虽然苏联并未立即公开报道，但很多学员通过中国报纸和家信都了解了事件的原委，并开始谈论此事。另一方面，当时联共（布）党内斗争加剧，特别是联共（布）十四大以后，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为首的“新反对派”在许多内外政策上攻击斯大林，中国问题第一次成为论战对象。此外，面对中国复杂的局势，在华苏联工作人员也出现意见分歧。在此背景下，联共（布）中央对于如何处理国共关系的态度一度比较模糊。由于苏联和学校方面没有第一时间对国共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公开评论，国共两党学员间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

　　对于如何处理同国民党学员的关系，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法国时，邓小平就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在中山大学学习时，他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时事”等问题感到最有兴趣，“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他认为，在国民党中不能“消灭党的面目”，“不以同志的态度对国民党党员”，而且要在国民党中“实行党的意见”。在一次党小组会议上，班指导员苏联人瓦克思认为，“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必有秘密”。邓小平和一些同学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他争论，一直闹到校方。由于邓小平立场明确、表现优秀，因此被指派单独对国民党学员开展工作。

　　在中山大学，特别是在第七班（理论班）里，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第七班是“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材最集中的一个班”，被称为“理论家小组”，邓小平、傅钟、左权等中共党员和康泽、邓文仪、谷正鼎等国民党中的“极右派”都在这一班。在第七班的会议上，共产党学员和国民党右派学员在国民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不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他们辩论的问题主要有：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等。在第七班，邓小平经常参与同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辩论，他的口才很好，有“小钢炮”之称。这种斗争一度比较激烈，以至有人提出“让共产党员退出中山大学”。

　　在与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的同时，邓小平也注意联合、改造国民党，并促成国民党学员左转。邓小平建议第一党小组的共产党员要与国民党员尽量多地接触，以便改造国民党支部，同时还督促共产党员努力学习，好在学习上“领导（国）民党同志”。邓小平也善于通过日常交往，自然地影响国民党学员。他常常与蒋经国等人一起散步，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在邓小平等人影响下，蒋经国在苏联期间思想一直比较进步。

　　邓小平等中共学员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他让一些迷惘的人进一步坚定了革命意志，有些进步的国民党学员转变了思想，加入共产党。比如留苏期间由国民党员转为共产党员的朱瑞曾回忆：他曾与邓小平同班，在中山大学的学习，特别是转入第七班后的经历，对于他“学习的进步，斗争之行动，与革命意志之坚定，尤其清楚的区别国共两党，明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方面有着重大作用”。其次，国民党学员左转的人数虽不多，但其“极右派”的活动受到抑制。国民党在共产党包围环境下，与在国内情形恰恰相反，只能秘密，不能公开，只有理论之争，不能有行动表现。在组织方面，只有实行关门主义，阻止党员外流。在宣传上，不能斥责共产主义，只能转弯抹角地宣扬三民主义。换言之，国民党学员的斗争活动，只限于守，而不能攻；只能应战，而不敢挑战。1926年秋，一些公开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被送回国内。对于苏联和中共学员的目的，国民党逐渐了解，1927年7月8日，国民党中执会根据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的提案，严正声明：中山“大学以国民党旗号引诱我党党员及全国有为青年，该大学一再破坏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假国民党之名，行出卖本党之实”。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禁止再向莫斯科派送学生。

　　五、冯玉祥访苏与邓小平回国

　　按照中山大学的学制要求，邓小平要在学校学习两年才能毕业。但是，根据国内局势发展的需要，应“冯玉祥要人”的需求，在中共和苏联安排下，邓小平等人提前结束学业回国。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是得到苏联支持的一派相对进步的力量。早在1923年时，苏联就开始关注冯玉祥。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为增强国民军的实力，他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开始寻求苏联方面的援助。为把国民军改造为一支革命军队，与南方国民革命军相呼应，1925年俄共（布）决定向冯玉祥提供援助。但当时冯玉祥在政治上并不坚定，对国民党持怀疑态度，在苏日之间摇摆。直到1926年初在直奉联合“反赤”的军事攻势下，冯玉祥才不得不再次转向苏联，表示希望去苏联学习。尽管苏联对冯玉祥有所戒备，但仍不愿轻易放弃，于是对他提出的访苏要求表示了欢迎。1926年春，冯玉祥在李大钊安排下赴苏联访问。

　　冯玉祥在莫斯科与苏联达成了援助协定，并提出选派干部的请求。1926年5月9日，冯玉祥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多次到访中山大学，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为了促使冯玉祥建立统一的机构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改编军队以加强战争力”和“组成坚强的、有政治素养的干部核心”，并让其尽快回国，苏联与其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决定向其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鉴于当时国民军困难重重，冯玉祥同意加强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同时提出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员随他回国，并“坚决要求刘同回中国”。苏联同意了冯玉祥的要求，8月16日刘伯坚等与其一起回国。9月初，即回国途中，冯玉祥又致电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速派孙、东两大中国学生40人（内派女同志10人）速到国民军中工作”。

　　对于冯玉祥提出派大量学员到国民军工作的要求，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度认为有困难。苏联顾问认为不宜来人太多，理由有两个：“一因莫地中国同志们均未成熟，不能多派人；二因国民军退守包头、丰镇，政治工作的范围较前缩小”。共产国际认为，需要让中国同志“在莫斯科完成学业”。1926年9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致信李大钊指出：“冯要此间（孙、东两大）为之准备工作人员四五十名，此间要人及弟意见以为此间同志皆甚幼稚，不宜多去，待冯再来电请求时，只选派最少最好者前去。”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致信刘伯坚：“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进一步争取冯玉祥，中共和苏联决定向冯玉祥提供援助，并派出表现优秀的学员。冯玉祥回国后，在五原发表宣言，称“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声明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一切由国民党决定，由国民政府主持”。为改善国民军状况并使之符合国民革命运动的目标要求，苏联在华工作人员建议，需要“在冯周围安排自己的人，向他提供著名的政治顾问”，“改组和认真安排教官工作”，“在军队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在此背景下，苏联、共产国际决定向冯玉祥部派出相对成熟、各方面表现比较优秀的中国学员。1926年11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向中国派遣学生的建议。

　　由于表现优秀，邓小平等20多名学员被中山大学、东方大学选派回国。在苏联一年的学习生活中，邓小平认真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都有很大提高。同时，邓小平还锻炼了自己的宣传和组织能力。邓小平在1926年6月16日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中对自己所能胜任工作的认识是，“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11月5日，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书记阿戈尔给邓小平作出鉴定：“非常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候补党员）。他是该大学少共支部局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力，善于学习，在少共支部局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长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在派到冯玉祥部工作的人员名册上，中山大学给邓小平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1927年1月12日，邓小平等人提前结束学业离开莫斯科。抵达西安后，邓小平受到冯玉祥接见，并被分配到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六、小结

　　从1926年1月至1927年1月，邓小平在苏联学习生活了约一年。在莫斯科期间，邓小平努力学习，积极投身党团工作。面对中共学员内部的争论和国共关系的变化，邓小平准确判断形势，在复杂的局势中锻炼了自己。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邓小平赴苏，到他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再到回国，整个轨迹都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苏两党的需要紧密相联。

　　首先，邓小平赴苏学习是基于中共对成熟干部的需要。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随着中共在各个方面工作的迅速展开，中共遇到缺乏成熟干部的问题。为此，中共先后派多人赴苏联学习，邓小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苏联的。在中山大学里，邓小平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学习，知识储备和理论水平都有较大提升。对于中共学员内部关于学习理论与训练实践的争论，邓小平从实际出发，保持冷静而务实的态度，在认真学习理论的同时积极参与党务工作。他先后担任党小组组长、中山大学少共委员、少共组织部委员、少共小组组长等职务，“切实执行”党指定的工作，与中共学员保持“密切”的关系，努力在党团员中“树植党的影响”，减少国民党极右派对中共学员的影响和拉拢，积累了丰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经验。邓小平学习努力，工作认真，被中山大学评价为“学习优秀”，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

　　其次，邓小平由东方大学转入中山大学的主要原因是“改造国民党人”的需要。为促使国民党左转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苏联需要在中山大学中共学员的帮助下对国民党学员进行“改造”。而邓小平等具有“文化修养和起码的政治常识，还有工龄”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是最合适的人选。转入中山大学后，在“改造国民党人”过程中，面对国共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明辨是非，清楚地认识形势，一方面坚决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使其活动受到抑制，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另一方面注意做国民党左派、中派的统战工作，宣传中共的主张，并影响了一些国民党人。在国共关系和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变化中，邓小平站稳立场，经受住考验，得到锻炼，被评价为“党性强”，可以“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

　　再次，邓小平提前结束学业是国内革命发展的需要。本来，邓小平要在中山大学学习两年。但在当时中国国内复杂的局势下，中共和苏联需要进一步争取冯玉祥，并努力把国民军改造为一支革命军队。因此，应冯玉祥要求，中共和苏联决定向其派出中山大学中比较成熟的学员，以加强国民军的政治工作。邓小平在校期间，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优异：一是党性强，同其他中共学员保持同志关系，能妥善处理同国民党学员的关系；二是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力，沉着坚定；三是善于学习，成绩优秀；四是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能力强，在党务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中山大学认为邓小平能够单独开展对国民党党员的工作，最适合做组织工作。因此，在中共和校方安排下，邓小平等表现优异的学员，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提前结束学业回国。从此，邓小平投入到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

　　经过一年的留苏生活，邓小平的理论水平和各方面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由来苏前“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发展为对理论和政治问题“有相当的认识”，由“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转变为“组织纪律性强”且“党性强”，由“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留苏时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练就的各种能力，成为邓小平此后70年革命生涯的重要力量源泉。

　　作者：孙艳玲，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