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党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全面抗战时期，为使全党充分了解国情社情党情，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党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研究和回顾全面抗战时期党的调查研究工作，梳理其中有代表性的做法，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今天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任务和目标的落实，可以提供许多有益借鉴。

　　一、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必要性

　　在全民族抗战的形势下，在全党范围内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统一全党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团结带领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需要。

　　（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统一全党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开展调查研究

　　1935 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党中央结束长征，落脚陕北、进驻延安。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准确研判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适时地调整了各方面的政策策略，提出并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打开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与壮大，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新形势和新要求。对此，毛泽东指出，在党员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此外，尽管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尚未在全党确立，党内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作风等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不愿深入实际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也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所讲，“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对此，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和作风问题的重要方法。调查研究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是连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纽带。他认为，只有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才能真正理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把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

　　（二）做好群众工作、践行群众路线、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全民族抗战，需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全面抗战时期，党通过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增进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切实关心和帮助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一些脱离具体实际和群众需求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进一步批评道：“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可见，当时调查研究的风气尚未在全党范围内形成，一些党员干部缺乏对民情民意的深入调查研究，不顾实际情况，从本本出发，主观臆断的工作作风仍旧存在，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影响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从特定意义上说，党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也是了解民情、掌握实情的过程，更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地了解当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将群众路线真正贯彻到人民群众中去。因此，在全党开展自上而下、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势在必行。

　　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式方法

　　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提倡和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将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试点调查等方法运用到调查研究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普遍调查法

　　普遍调查法是最基本的调查方法。普遍调查也称全面调查，是指对一定的调查总体范围内的所有对象进行毫无遗漏的逐个调查，以达到准确无误地了解调查目标总体情况的一种调查方法。普遍调查法的优点是，能够保证调查数据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避免调查偏差；缺点是对于大多数调查数据较大的调查活动，耗费的人力、时间等成本较大。因此，普遍调查法一般适用于范围较小的调查活动。

　　李卓然的《固临调查》，是运用普遍调查法的典型案例之一。1941年 9月 24日至 11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卓然带领柯华、秦川等人组成调查团，对固临的三个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深入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当地经济社会情况、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政府工作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宣传工作情况。最后写成 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调查分析。该调查报告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而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所写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固临调查》是党中央开展的一个比较早的对农村经济社会现状和党政基层组织工作情况的综合调查，这个调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印发到整个陕甘宁边区，供党员干部参考，对深入认识并改进党和边区政府开展农村工作、推动边区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二）典型调查法

　　典型调查法是指选取个别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获得详细资料，从而概括出同类事物的规律性特征的一种调查方法。这种方法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的辩证思维。毛泽东将这种由个别推及到一般的调查方法称为“解剖麻雀”。典型调查法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样本的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提供原则性指导。典型调查法的特点是：调查内容具体细致，调查效率高，调查所需时间短，反映情况快，适用于调查对象庞杂的调查活动。这种调查方法的难点在于如何正确选取典型。一般来讲，选取典型越具有代表性，得出的结论越具有普遍性。

　　典型调查法也被广泛应用于当时的调查研究工作中。例如，1941年 8月 1日，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下发后，太行区各地委分别成立调查研究室，重点调查太行区的土地问题、财政负担能力和支部建设情况等。1943年，太行区党委在对武乡、平顺等县的村党支部进行调查时，按一般支部、薄弱支部、巩固支部作为分类，选取一些典型支部，从支部建设、支部成分、支部教育、支部对战争的领导、支部生活等多个方面对村党支部的产生过程、发展阶段、现时状况，支部成员的成分构成状况，干部的工作情形，党群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种类型支部的发展规律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了不同类型支部的发展状况和具体差异，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参考。

　　（三）会议调查法

　　毛泽东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他认为，召集了解情况的人开个调查会，实事求是地分析困难问题的来源和现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召集哪些人参加调查会比较合适？毛泽东指出，参会人员要邀请“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他还认为，会议调查要作讨论式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会议调查法是应用较为广泛的又一种调查研究方法。例如，1941年太行区对农村土地问题、财政负担能力和支部建设情况等进行调查时，“提出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并结合当时各项政治工作开展调查，搜集各种经常性的数字，开调查会、派调查团、个别深入访谈等”。再如，1942年 1月至 1943年 2月，张闻天在领导延安农村调查过程中，也广泛运用了会议调查法，并把会议调查与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等方法结合起来。张闻天指出：“调查研究要从村干部和党员着手，但只是经过他们，不能经常停留在那里，要从他们里面钻到社会里面去，办法就是按户调查和开调查会。”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从个人的调查开始，然后再以村镇为单位，根据调查内容，邀请了解情况的调查对象召开调查会。在调查会上，大家相互交流意见、看法，从而对调查内容得出客观全面的看法。“仅从张闻天1942年 1月26日—9月 25日的调查看，召开调查会 12次，与村民谈话 38次，到家访谈调查 10次，问题广及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方面。”

　　（四）试点调查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在这里，他指明了试点调查法的重要意义，就是从选取一个试点取得经验和突破，进而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从而不断取得实践的新进展。

　　郝家桥调查是当时运用试点调查法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带领调查组选择郝家桥村作为试点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调查，习仲勋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和精耕细作等方面都采取了颇具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举措。调查组在调查中还发现该村村民刘玉厚勤劳能干，深受村民拥戴，在带领村民发展生产、治理村庄、支援抗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经习仲勋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授予郝家桥村“农村楷模”的牌匾，并要求在全分区掀起“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学习热潮。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在习仲勋的指导下，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了绥德地区关于移民等问题工作指导意见，使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分区乃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推广开来。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全分区各级组织研究制定了科学的生产发展计划，并在农村建起了变工队，积极倡导农业耕作技术革新，使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明显提升。

　　三、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效和基本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倡导和发起的这场调查研究活动参与人员之多、调查范围之广、成果之丰硕，可以说，创造了党的历史上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个高峰，在全党树立了面向实际、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从调查内容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教、卫生、交通、灾情、社会救济和移民问题等多个方面；从调查地域看，范围涉及到大部分的抗日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淮北抗日根据地及太行革命根据地等区域；从调查成果看，主要有张闻天带领的晋陕调查团写成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贺家川八个自然村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调查（报告大纲）》《米脂杨家沟调查》等调查报告，柴树藩、于光远和彭平整理写成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写成的《西北情况调查表》《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关于甘肃情况调查表》《西北农村保甲机构及党的支部工作问题》等报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对减租减息问题进行调查写成的《葭县店镇区减租斗争调查》《米脂县三乡减租调查》《绥德延家岔减租调查》等，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对党的建设工作进行调查写成的《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问题材料》，李卓然领导的对固临县的三个区进行深入调查后写成的《固临调查》，以及林伯渠写的《农村十日》，蒋南翔写的《陇东中学地干班调查》等一大批调查研究报告，可谓成果丰硕，为党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丰富借鉴。

　　这些调查成果，翔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军在根据地对敌斗争、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以调查报告、专著论文、手稿和印行的书籍等形式作为其最终成果，成为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构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成效是，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使广大党员干部切实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最初的本本主义到后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充分了解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基础上，学会了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方法，弄懂了做好群众工作的正确方法，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掌握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本领。

　　全面抗战时期，党广泛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也形成和积累了许多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至少包括如下四条。

　　（一）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思想上高度重视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前提。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深刻认识和把握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这一基本理念，反复强调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没有调查研究，理论就不可能正确指导实践，政策、路线、方针就不可能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毛泽东强调：“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周恩来也指出：“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全党上下重视并加强调查研究，党制定的政策、路线、方针就会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制定的决策和政策就会偏离实际，就会导致主观与客观相背离，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甚至挫折。

　　（二）必须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机构

　　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机构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中央机关到地方组织，先后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和各种类型的调查团，明确了各个调研机构的职责范围，构成了一个分工协作、成果共享的调查组织系统，为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使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正式确立起来。

　　在机构设置和分工方面，《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规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在地方党委，“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党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任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详细材料，加以研究，编成材料书籍与总结性文件，成为该局委工作之助手”。随后，各地方局委纷纷成立了调查研究室等调查研究机构。这个时期成立的调查团主要有：中共中央西北局考察团、张闻天领导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中央军委与留守兵团考察团、中共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考察团和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等。在成果共享方面，中央要求各地方的材料书籍和总结性文件除了为该局委工作服务之外，还要将所得材料上报中央调查研究局。这就实现了中央与各个根据地之间的信息材料共享，为中央把握全局、地方配合中央以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全面系统了解实际情况、相互借鉴经验提供了保证。调查研究机构和调查团成立之后，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和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干部就陆续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农户开展社会调查，实地了解和获取当地阶级关系、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以此作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征集救国公粮、实现公平负担、促进生产发展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思想指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核心要义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照抄本本，机械地从固有的模式和经验出发。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整风运动，尤其是整风过程中开展的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党内得到确立和发扬。

　　1941年 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阐释，为全党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提供了指引。全面抗战时期，全党坚持将实事求是作为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思想指导，深入考察中国社会与经济现状、文化传统与群众意识，制定和实行了能够真正唤起群众革命激情、吸引群众自觉参加和坚定支持革命的政策以及具体的工作方式，从而使党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最终成功带领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必须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除了人民利益以外，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也只有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党的一切活动才有意义。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按照这样的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正确认识国情，深刻改造主观世界，从根本上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毛泽东明确要求：“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对践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作出的理论概括和实践诠释。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能够通过调查研究这个纽带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支持和拥护，源源不断地获得前进的力量。

　　总结全面抗战时期党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和历史经验，为今天我们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扎实推进党和人民各项事业，可以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作者：何磊，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书汝，延安干部培训学院讲师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