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注重学习历史，结合我们正在干的事业和正在做的事情，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本思想，深刻反映古代中华民族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认同，对于当今政治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早在我国商周时期，民本思想就已经萌芽。先秦时期的典籍《尚书》中就多次记载。《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更是将“天”的意志与“民”的意志结合起来，可见当时对民本理念的认识之深刻。《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正式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

　　自此之后，历朝历代对民本思想不断阐发，民本思想在思想理论体系和政治实践中更加丰富和发展。民本思想的内涵渐趋丰富。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人民在国家兴亡、社会治乱中的作用有明确认识。《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唐太宗对民本思想的概括更为精辟，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政治实践中亲民、顺民、爱民、惠民、利民、保民、富民等施政措施受到历代政治家高度重视。比如“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善政之要，惟在养民”等论述，皆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史籍中所记载的许多官吏的卓异事迹，也都体现了民本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民本思想贯穿到具体行政中的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继续深化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人民主体理念。

　　“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的重贤理念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博大精深，辉煌灿烂。选人用人的思想与制度彰显出中华民族独特而富有智慧的政治创造，至今仍具有参考意义。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主流意识。得贤则兴，失贤则亡，很早就成为一种价值认同。《孟子·告子下》说：“不用贤则亡。”《荀子·君道》说：“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吕氏春秋·慎行》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旧唐书·食货志上》记载：“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可见，选贤任能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选贤任能重在德才兼备。德才之间，以德为本。《管子·立政》说：“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都是在强调选人用人中德的重要性。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提出：“惟才德兼者贤士也。”“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选人很重要，用人也很重要。唐太宗“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观点，一直为世人称道。不仅如此，对人才还要详细考察，仔细分类，量才使用，人尽其才，这也是选贤与能的重要内容。儒家和法家还有非常丰富的舆论评价、实际考察、先试后用等宝贵的辨人思想。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学习。

　　治国理政，人才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对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原则和要求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素质要求、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等一系列重要论断。这既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观点，不断探索认识把握选人用人客观规律，提炼总结创新选人用人方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贤任能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

　　大同思想是自先秦时代孕育的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观，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中国古人对理想生活和大同世界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儒家经典著作《礼记》更是集中阐释了“小康”与“大同”理想社会。天下大公，世界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古圣先贤们治国理政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他们所向往的社会目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预示着天下大道、大同世界为天下所有人共享。《尚书·周官》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吕氏春秋·贵公》对“天下为公”的思想观念阐释得更为透彻，如“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儒家从“仁道”出发，憧憬“天下为公”，强调“立君为民”“立君为公”，包含着超越时代的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

　　如何实现天下大同，儒家的答案是“和而不同”。“和”，即万物“各得其所”，表示一种关系、一种秩序，表示事物的存在形式。正所谓“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就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一旦达到“太和”“中和”的境界，自然、社会、人事就都和谐共处了。“和而不同”回答了世界及人类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问题，是世界观、方法论，引领中国文化各个侧面、各个维度的多层次发展，引领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对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科学把握，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外传统友谊交好和现代和平外交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夯实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坚实的历史共识根基和稳固的历史政策根基。

　　“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的历史思维

　　强调以史为鉴，重视史学的镜鉴功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此皆有深刻论述。《文心雕龙·史传》说：“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更是将史学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深刻指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学习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了解过去，更是通过“述往事”而“思来者”，认识现在和规划未来。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察来”的思想，比如《易·系辞下》就有“彰往而察来”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政治家就认识到历史中蕴含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深刻道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自镜”，作为现实与未来的镜鉴。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目的就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史为鉴不仅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珍贵遗产。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共观经史”，论述古代帝王的为政得失，更是提出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的千古名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这一传统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以史为鉴的新论断。比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等等，都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的深邃思考。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9月1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