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河南省浚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郑永立同志，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三次放弃晋升机会，钟情史志近20年，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付出了毕生心血。近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作出决定，号召全国地方志系统积极开展向郑永立同志学习活动。本刊为此特转载《中国地方志》关于郑永立同志先进事迹的文章《人生的坐标》，供大家学习。

　　郑永立，原河南省浚县政协委员、浚县地方史志办主任、新编《浚县志》主编，18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的修志事业，谱写了一曲奉献之歌。郑永立曾亲笔在自家大门上书写一幅匾额：“淡泊明志”。这既是他教育子女的格言，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写照。采访中，人们谈起当年郑永立三次辞官的事儿，都说真是风范长存。

　　郑永立是1983年1月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浚县的，当时他就是营级干部，因此被安排到县工商局担任办公室主任。应该说，这是个比较理想的工作。但他上班后还没来得及换上工商制装，就欣然同意被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借用，当了一名临时编辑。由于长期不在工商局工作，有些福利待遇被取消了，但他毫不在乎。亲戚朋友劝他说，机会难得，赶紧回局里上任吧!他却一笑置之，继续埋头于文字堆。又过了一段时间，局长找他谈话：“局里工作很忙，办公室主任很重要，长期空缺不行。你要再不回来，局里可要另做打算了。”几天后，郑永立找到局长，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索：人这一生，是干好一件事重要，还是当官儿重要?写好县志是一件利于当代、惠及后人的事，虽然艰苦、辛苦又清苦，但我矢志不渝，愿意放弃工商局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局长递给他一支烟，亲手给他点上，说：“永立呀，你将来可不要后悔!”郑永立深深地吸了口烟，说：“我不后悔!”就这样，他正式到县志办当了一名普通编辑。

　　1984年5月，浚县各局委调整班子时，郑永立被任命为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浚县志》第一稿正在总纂阶段，郑永立分担着约60万字的编纂任务，如果他一走，县志工作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经他数次申请，组织上同意让他3个月之后再去上任。3个月过去了，郑永立仍一头扎在文字堆里不肯出来。领导找到他说：“计划生育工作很重要，班子不能缺人，你要决心不去，组织上将重新考虑。”他思索片刻，平静地说：“那就只好让组织上另请贤达了。”因他一直未去计生委上班，后被免去了副主任职务。

　　1987年6月，经研究，组织上决定任命郑永立为文化局长兼党组书记。消息传到县志办时，郑永立正在南阳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他开完会赶回机关时，编辑人员纷纷涌进他的办公室，可谁也不说一句话，办公室的气氛沉闷。郑永立从县志办副主任手中接过任职通知，看后，往椅子上一坐，用平静而坚定的口吻说：“《浚县志》正在紧张总纂阶段，我这个主编不能走，不能让修志工作受损失。请大家各负其责，安心工作!”

　　郑永立接二连三地辞官，在县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说他是个“怪人”，有人说他是个“傻子”，更多的人则说他是个真正干事业的“老黄牛”!对此，郑永立自己说得很朴实：“人不能为名利所诱惑，做事比做官更有意思。”后来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幅对联：“有官不做，八年冷门，为一本书，得一身病，何苦如此；无苦自寻，一生执着，搏三千日，熬二千夜，造福后人。”

　　郑永立曾在日记中写过一段话：“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坐标。我的坐标十分明确，那就是专心做好《浚县志》的撰写与考证工作，争取把《浚县志》写成全面、翔实、准确的‘名志’。”

　　1980年，浚县开始筹备修志工作，属于全省起步较早的县。1981年，又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修志机构——地方史志办公室。郑永立虽然曾在部队从事过15年文秘工作，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但对编写地方志毕竟还是个门外汉。怎样才能保证把县志写出来，而且写成“名志”呢?郑永立的办法是：一边熟悉业务，一边加强学习。他的学习完全是靠自学，这对年近40的他来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郑永立收入并不高，爱人单位效益不好，又体弱多病，膝下还有一双儿女，家庭相当困难，但他每年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1/4购买业务书籍，订阅报刊。仅有关史志方面的专业性报刊便有10多种，如《中国地方志》、《河南史志》，更是每年必订，每期必读。

　　郑永立外出开会或平时在家，有空儿总爱逛书店，见了有用的书，没钱借钱也要买。一次，听说县新华书店进了几套《汉语大辞典》，一套11本，定价300多元，他叫会计帮他去买。可他掏了半天口袋，只有给女儿买裙子剩下的40多元钱，叹了口气道：“这个月，又透支了。”会计知道他家境不宽裕，劝他说：“单位刚买了一套，你何必自己花钱再买?”他认真地说：“单位是单位的，同志们还要用呢。我自己买了，用着方便。”几年间，他自费购书多达2000余册，摆满了五个大书柜，且绝大多数与文史类有关。据他的女儿郑南回忆，郑永立常说：“这是知识的宝库，有学不完的东西。我要写书，就离不开书”。另外，他还先后参加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河南省委党校函授大学和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三个校系的课程学习。

　　上函大，读书读报刊，都需要时间。郑永立集主任、主编、编辑三职于一身，十分繁忙。要学习，就只有设法挤时间了。每天下班后，不管有多累，不管有多晚，他那间小书房里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郑永立的妻子李廷香说，他这个习惯是到了县志办之后养成的，并且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夏天，那间小屋潮湿闷热，蚊叮虫咬，冬天又冷得像冰窖。爱人担心他的身体，生了个小煤球炉放在他身边，可他一埋头书本便忘了一切，几次被烤焦了衣服、袜子，却浑然不觉。星期天，原本是上班族的休闲时间，可对郑永立来说，这正是他看书的大好时光。晚上，女儿常常央求他陪着去看电影，可直到临终前，他一次也没有满足过女儿的愿望。

　　郑永立在家看书时，只要一坐下来，什么都抛到了脑后。有一次，妻子发高烧，卧病在床，他只好自己做晚饭。他打开火，熬上半锅稀饭之后，便又钻进小书房去了。过了好半天，妻子在床上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儿，急忙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到厨房一看，锅里的稀饭早已熬干，锅底也被烧得裂开了一道口子。一向温顺的妻子恼了，掂起锅扔到一边，含着眼泪回到里屋躺下了。郑永立到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感到十分内疚。因为，这已是被他烧坏的第三只锅了。

　　多年如一日的学习积累，使郑永立逐渐成为一名文史知识广博、深谙方志工作的行家里手。十几年间，他撰写读书笔记40多本，摘录卡片数万张，发表方志论文10多篇。一名经济学教授看了《浚县志·经济篇》后评价道：“数据分析如出自行家之手，其科学性不亚于专业分析。”

　　郑永立在部队时就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作风，而且干什么都率先垂范。担任主编后，他把最艰巨、最繁重的经济篇、政治篇等编纂任务留给自己，以减轻其他编辑的负担。他象一个拧足了发条的钟表，几乎是昼夜不停地转。每天，他都是很晚才从办公室回到家中。此时妻儿熟睡已久，饭温在厨房的锅灶上。他走进厨房，赶任务似地填饱肚子，尔后一头扎进小书房，开始了夜间的奋战。有些时候，为了避开干扰，白天他在家里写稿，总让爱人上班前把门锁上；晚上，怕有人到家里找，他就钻到机关办公室，常常笔耕到深夜甚至凌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县志办的同志齐心协力，加班加点地苦干。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宁掉十斤肉，不叫工作落了后!”短短6个月时间，便拿出了约130万字的《浚县志》第一稿，并荣获河南省地方志阶段成果一等奖。

　　然而，更为繁重的任务还在后头。在县志进入全面修改补充的4年里，县志办的同志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工作。郑永立更是勤奋笔耕，废寝忘食。一次，妻子因加班提前做好了早饭，喊他几次他都不离书桌。妻子出门回来，见他仍趴着写东西，饭一口也没动，生气地说：“少写会儿吧!刚从医院出来，是不是还想进去?”他却像没听见，继续埋头写稿子。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陪伴郑永立写稿的，夏天是一台嗡嗡作响的电扇，冬天是一件破呢子大衣。同事们说：“郑主任写书是在拼命，通宵达旦是常事儿。”郑永立的妻子患多种疾病。妻子住院时，有时没有帮手，他干脆把业务资料带到医院，趴在妻子床边儿上工作。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郑永立的全力带动下，1991年，浚县文化建设史上最大的文字工程——165万字的《浚县志》终于出版发行，受到同行及社会各界的好评。1993年，《浚县志》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郑永立本人也先后获得“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县级拔尖人才”等光荣称号。

　　1984年8月，浚县地方史志办由临时机构改定为常设机构，郑永立被任命为县志办主任。上任不久，他的外甥女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想乘县志办人员定编之机到他手下做打字员。姐姐找了他几次，都被他断然回绝：“她一不懂文史业务，二不会打字，来了能干什么!”有人说：“不会打字可以慢慢学嘛。”郑永立当时便来了气：“县志办不是培训班!不能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吃闲饭!”

　　郑永立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然而，单位有事，他跑前跑后地忙，个人的事他却极少求人。妻子长年有病，想办个病退，他一直没让办，致使妻子于2000年1月下了岗；女儿中专毕业后待业，找个工作吧，又拿不出进厂费，没去成，至今仍在千里之外的广州打工。

　　在编著《浚县志》的8年时间里，郑永立一家4口人一直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住室里，房子低矮、阴暗、潮湿，很是简陋。他家中别无长物，最显眼的就是那几个大书柜，连个沙发也没有。一台14英寸的“牡丹牌”电视机，已经看了十几年，显像管都换过两次了。女儿央求了几次想换台大点儿的，他总是说：“没钱买，以后再说吧。”

　　郑永立在县志办工作了18年，经常穿的衣服只有两件：一件是从部队转业时带回来的旧式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另一件是他姐夫送给他的黑色呢子大衣，平时还舍不得穿，只有在外出参加会议或亲友聚会等场合才舍得穿上。脚上的人造革皮鞋倒是每年都换一双，因为他买的都是几元、十几元一双的“处理品”。有人劝他：“你买一套书舍得花几百元，就不能买一双像样的皮鞋?”郑永立诙谐地说：“便宜的鞋虽然不经穿，可我年年都穿新鞋呀!”

　　早在1989年春节过后，郑永立便经常感到胸闷、腰酸、背沉，连毛衣都得妻子帮他脱。另外，夜间老是盗汗，体温时高时低。但他没有在意，依然每天坚持正常工作。妻子心疼地劝他不要这样拼命地干了，他回答：“我要对‘浚县’这两个字负责，书送出去不能丢人。”

　　清晨女儿起床时，总会听到爸爸的咳嗽声，就央求道：“爸爸，你换个单位吧!再也不要天天熬夜辛苦了，再也不要坐那阴暗潮湿的办公室了……”郑永立却说：“党的工作，干什么都一样。要干出成绩，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既然干上了，就要为地方志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同事们发现郑永立脸色不正常，多次提醒他到医院检查一下。郑永立却开玩笑地说：“轻伤不下火线嘛!”县志稿在他手中一篇接一篇地审改，他的病情却在一天一天地加重。后来，竟一连十几天高烧不退，痰中带血。在同志们的催促下，他才到卫辉市结核病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双肺空洞性肺结核，不得不住院治疗。送他的同志返浚时，他再三叮嘱：“别忘了让人把县志稿给我送来!”住院期间，他一直坚持边治疗边工作。每次打过针输罢液，他就靠在床头上，或者趴在被子上审改县志稿。

　　郑永立两肺空洞面积较大，医生让他住院6个月，他只住了20天。病情稍有好转，他便要求出院，只带了一兜子药。回来后的第六天，出现了药物反应，浑身起了一层红疙瘩。紧接着高烧又开始了，一串串汗珠从他那蜡黄的脸上滚落下来，去看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妻子李廷香哽咽着说：“永立，还是回医院去吧!”郑永立摇摇头，往被子上一靠，两腿一支，继续改他的县志稿。

　　后来，县领导看望他时，见他病成这样还在坚持工作，硬是派车把他送回卫辉医院继续治疗，并严厉要求他：“治不好，不准回来!”但在医院里，郑永立仍没有放弃工作，往往是一边输液一边审稿。

　　志书像磁铁一样，牢牢吸住了郑永立的心。在医院仅住了一个多月，他又跑回了工作岗位。同志们不忍看他拖着病体上班的样子，都劝他回家休息。他笑着说：“县志不成书，我躺着心里也不安生。”

　　《浚县志》出版后，妻子、亲友都劝郑永立：“这回可该换个单位了吧?!”他摇摇头。他计划利用几年来积累的历史资料，重整旗鼓，再续新篇。

　　病魔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发起进攻，他却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从1992年开始，他抱病主编了30余万字的《大伾山志》，整理出了清代嘉庆、光绪年间的两套《浚县志》(约50万字)，参与编纂了70万字的《鹤壁市大事记述》。在他的督促指导下，《浚县粮食志》、《浚县邮电志》等专业志书也相继出版。他还收集整理30余万字的文字资料，主持了对浚县历史名人端木子贡的研究，在对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挖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00年，郑永立的病情急剧恶化，数次昏迷，又数次被抢救过来。他的亲人、朋友、同事都清楚地记得，他每次被医生从病魔中侥幸夺回生命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志书资料给我，让我再看一遍……”

　　2001年春节过后，郑永立负责起草《浚县第二届修志方案》刚开了个头，病魔再次逼迫他放下了手中的笔。2月1日，县志办的同志去家里看他，见他病情严重，极力劝他到卫辉市住院治疗。临行那天，郑永立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他是弓着腰勉强走出胡同上了汽车的。他对送行的同志认真地交待：“你们把材料准备好，等我回来咱们就开动员会，第二届修志工作争取走在全市前头。”

　　郑永立住进医院的第二天，医生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的是“肺癌后期，全身扩散。”

　　3月6日，郑永立被转送到浚县人民医院，县里许多领导同志去看望他。他闭口不提自己的病情，开口就谈第二届修志工作的宏观构想和具体打算。3月8日，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县志办有两位同志一直守在他的病床前，听到他仍在断断续续地说：“一定把……第二届……修志工作……搞好。”

　　3月11日，年仅56岁的郑永立溘然长逝。

　　郑永立，你为利于今世、惠及后人的修志事业倒下了，倒下的只是你的躯体和手中的笔；不倒的却是你的人生境界、敬业态度、献身精神和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你追求理想，坚守信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不会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