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

　　按语：这篇文章虽发表于30年代，但于今日修志亦有借鉴意义。作者提出的"中国县志的改造"，是个重大的问题，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仍需引起足够重视。修志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事业，它就是在研究、探索、改造、提高中前进的。认真阅读此篇文章，仔细体味其中意含，对于我们思考解决志书质量方面的问题，必将起到重要的启迪作用。
　　现在研究中国社会的人，所感觉到最大的困难，便是缺少材料。虽然搜集材料，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的最要职务，但如把这种职务，专门委托给研究社会的人，成绩一定是很坏的。理由是社会的现象，很复杂繁琐，而从事研究社会的人，数目并不很多。以这数目不多的人，来搜集社会上复杂繁琐的事实，如何能够有完备的贡献呢？近来美国有许多学者，在乌格朋教授领导之下，出了两大本的巨著，名为《最近社会趋势》，其中把美国各方面的情形，如人口、资源、交通、经济、教育、乡村、都市、家庭、宗教、娱乐、艺术、财政、政府等等，在过去数十年的变迁及将来的趋势，原原本本的加以描写及分析。我们看完了这一部书，对于美国各方面情形，真是懂了不少。后来有几位研究社会学的朋友，聚在一起讨论，以为我们不妨以这部书为法，在中国也作一个同样的研究。讨论的结果，认为这种研究，目前在中国举行，还嫌太早。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缺少基本的材料，以为研究的基础。乌格朋教授等能够成功，一方面固因为他们的学识丰富，方法谨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的社会中，早有一些基本的材料存在，可以给他们利用。假如没有这些现存的材料，他们的研究是不会成功的。
　　不但研究社会的人，感觉到材料缺少的困难，就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人，何尝没有同样的感觉？彻底的社会改良，须根据现实，否则只是隔靴搔痒，张冠李戴，于实际毫无补益，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现在中国最风行的社会改良运动，便是复兴农村。但中国的农村社会，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有好些根本的问题，与复兴农村有关的，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出。譬如中国农民，占有职业的百分之几？农民的土地分配，状况如何？农民每年的收入，平均约有若干？农民的生活程度，现状何似？有多少农民在贫穷线之下过日子？农民所担负的捐税，占他的入款百分之几？农村中有多少失业的人？失业的原因安在？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用事实来答复。我们所看到的，上焉者只是一些片假的调查，下焉者不过是一些臆测，一些武断的偏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欲定复兴农村的政策，正如古人所谓闭门造车，出门想让他合轨，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有眼光的人，对于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譬如七月十三日的大公报，因为邹平乡村建设协进会之成立，会对他们作下列的建议：愿明日邹平之会，决议一项--即由此二十余团体发起一总调查，尤注意田赋差徭及种烟区域烟亩罚款之实际状况。然后与乡村人家平均之生产消费，作一比较，呼吁全国，发起大规模之整理税捐运动，吾以为此乃今后乡村运动之第一义也。
　　这种见解，代表实际的社会运动，须建筑在稳固的事实之上，乃是我们所赞同的。但是从此也可看出中国关于社会事实的搜集，是怎样的缺乏，便是这种对于民生最有密切关系的事实，现在还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参考，这真是中国文献界中一大耻辱。
　　但中国人对于地方上的社会事实，并非不加注意，可惜的只是没有得法。中国的县志，表示我们的祖宗，对于地方是很关心的。但这些县志的内容，却表示他们虽然关心而没有得法。我们无论是研究社会的，或是想要改良社会的，如想从县志中得些材料，结果总是失望的时候多。社会上有些极重的事实，在县志中并找不到，我们所看得到的，无非是一些诗词歌赋，一些古迹的名目，一些忠臣烈女的名子。这些不相干的东西，至少要占一大部分的篇幅。清朝的章实斋（翻印者注：即章学诚）先生，是最注意方志之学的。他对于当时方志的内容是不满极了。他曾说过：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章氏遗书卷十四，地志统部）。
　　我们对于章实斋先生的批评，是同情的。对于他的见解，特别是讲方志的功用及州县应立志科诸点，尤为佩服。但他终是清代中叶的人，他的主张，无论如何高明，在今日看来，应当修正的地方还是不少，即如方志的内容，他所规定的，虽然高人一筹，但我们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去看，似乎还有增减之余地。譬如他所编辑的《石首县志》，共分八门：一编年，二方舆，三建置，四民政，五秩官，六选举，七人物，八艺文。另以"序例图考，冠于编首；馀文缀于简末；别为篇次，不入八门。"这个目录，我们如与最近李景汉先生所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相比，便可看出今人胜于古人的地方。李先生的书，共分十七章：一地理，二历史，三县政府及其它地方团体，四人口，五教育，六康健与卫生，七农民生活费，八乡村娱乐，九乡村的风俗与习惯，十信仰，十一赋税，十二县财政，十三农业，十四工商业，十五农村借贷，十六灾荒，十七兵灾。这本书除文字的描述之外，还有三百十四个表格，六十八张照片。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于定县社会的认识，真比亲身到定县去参观半个月，还要深刻。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县志，这真可以作别种县志的模范。
　　旧县志所应修改的，不单是内容而已。修志的年月，也应重行规定。雍正年间，曾令各州县志书，每六十年一修，着为功令。这种六十年一修的办法，当然要加以修改。特别是在目前这种社会变迁剧烈的时代，六十年前的情形，对于研究今日社会及改革今日社会的人一无用处。六十年一修的办法，既不足取，那些过了六十年还不重修的，更是要不得了。我们以为最好的办法，是隔五年或十年一修县志，正如欧美各国每隔五年或十年，调查人口一次一样。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到，那么我们隔五年或十年，便有二千册左右的新县志出现。这二千册新县志，是全国民生状况的写真，是我们研究社会科学者的宝库，是改良社会者的指南针。他的贡献真不是几句话所能说得完的。这种改造县志的办法，也许大家都很赞成的，但是实行起来，有没有困难呢？我们上面所说那本县志的模范，是在李景汉先生指导之下编成的。像李先生这种专家，中国并没有几个，但中国的县，却近二千。我们看看这种情形，岂不是要发生困难之叹么？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非无法可以解决。我们以为在那模范县志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三百十四个表格中所告诉我们的统计。制造这种统计表格，是一件难事，是要出于专家之手的。但是有了这些表格，然后根据这些表格去调查各种社会事实，并非很难的事情，只要受过相当的训练，便可举行。至少在大学中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生，对于举行这种工作，是不应当感到很大困难的。李先生的助手中，就没有几个曾受大学训练的。所以我的私见，以为中央政府的统计局，应该起来领导这种新县志的编纂。我们称这种工作为编辑县志，不用社会调查等名称，因为县志是一个旧制度，编辑县志是易得当地人民之赞助的。所以我们希望保存这个旧酒瓶，不过酒瓶中要盛新酒就是了。中央方面，既已有人负责，地方方面，也应有相当的筹备。章实斋先生以前曾提议在各州县设立志科，如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在县政府之下，设一县志局就是了。按现行的法律，县政府下设教育局、建设局、财政局，及公安局。如必要时，得呈请省政府设置卫生局、土地局、社会局、粮食管理局。在法律里面，并没有提到县志局。近年财政困难，如想在全国各县，都设一县志局，那是做不到的事。所以不如因陋就简，在各县的教育局下，设一县志科，其职务受中央统计局的监督，搜集该县中各项社会事实及统计。在逢五或逢十之年，这个县志科，可以多请些助理，编纂县志，在指定的日期之内，编辑完成，交由中央统计局即行发表。平常的年份，可择县中主要问题，作精密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或附于县志之末，或交由中央统计局发行专刊，如美国劳工局所发行之专刊相仿。不过劳工局的专刊，只限于劳工问题，县志科的专刊，可以包括社会中各种问题就是了。县志科的科长，最好用考试方法选用，资格是要在大学毕业，曾研究社会科学的。这样又可为大学生多辟一条生路，真是一举而数便了。假如这个提议可以帮助研究社会问题及实行改良社会的人，解决一个先决的问题——搜集材料，那么我很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政府当局能够使这个提议实现。

　　（此文原载于1933年60号《独立评论》，作者吴景超先生系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