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虚无主义颠倒中国近代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践踏中国人民对革命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扰乱中国人民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正常认知，其实质是诱导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错误思潮，本文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飞跃，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清醒地认识党和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对新中国红色基因的淡化和消解。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错误思潮，是披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上的欲拒还迎的温情面纱，其实质是诱导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它主要表现为以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借口而将其“晚年”的跨度无限延展，否定毛泽东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辉煌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地位，进而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全部革命和建设历史。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主要表现为以反思历史的名义“重新评价”历史，否定世界近代以来一切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革命行动，这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近年来，在上述错误观点及其变种尚未得到彻底肃清的同时，一股新的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打着“历史解密”的幌子，明目张胆地质疑、矮化、诋毁革命领袖和革命英雄，同情、美化、抬高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反动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跃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如此肆无忌惮地颠倒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践踏中国人民对革命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扰乱中国人民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认知，都是对新中国红色基因的销蚀和瓦解，这与当年苏联解体前“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的情况十分相似。

　　对此，习近平在同出席2019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谈话时深情而坚定地讲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4年抗战、历史性决战，才有了新中国。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上下同心再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2019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载《人民日报》2019年3月15日。】这里所说的“红色”无疑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赢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胜利，是新中国最亮丽的底色。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面对东西方两种文明剧烈碰撞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力量正面交锋的严峻形势，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关于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的重要指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巨浪中保持自身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实践中的主体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对新中国红色基因的消解，“保证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对照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8日。】。这就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党和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从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诚如习近平所言：“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飞跃

　　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历史的悲剧”的观点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以来，在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泛起否定新中国历史的思潮，却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持这种观点的人闭口不谈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怎样符合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不朽功勋，相反认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内的近代以来一切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构成了百年来的“疯狂与幼稚”，由此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

　　这歪曲了历史发展逻辑和真实轨迹。在“告别革命”论者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压倒了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因而阻断了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对于长时期受到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束缚和毒害的中国人民来说，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可以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而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俄国取得历史性成就，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时代主流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革命道理不能对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作出丝毫贡献？

　　列宁曾经说过：“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94页。】显然，在真正的革命者眼中，革命与启蒙并不是截然不相干的两件事。就我国而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始终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洗礼，逐渐冲破了陈旧落后观念的束缚，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失去的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诸的各种锁链，而获得的却是翻身做主人后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个人尊严，这些正是“告别革命”论者永远不可能从别处寻到的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恩格斯曾经讲道：“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5页。】不得不说，那种认为革命将因为“告别”而不曾发生或者不再发生的观点未免过于幼稚，至少距离严肃的历史科学研究相去甚远；而那种认为“告别”最少可以使某种具体形式的革命永远消失的观点，其见识其实与那种死守着某种具体形式的革命的教条主义者的水平别无二致。

　　至于这些“告别革命”论者所“畅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黄金时代”，究竟是怎样一番光景呢？自1927年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以来，外国在华资本输出的规模明显增长：1931年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量占到全国机械采煤总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到全国生铁生产总量的97.2%，纱厂的纱锭数占全国纱厂纱锭总数的43.5%，布厂的布机数占全国布厂布机总数的51.4%；1930年航行于中国境内的外国船舶吨位数占到中外船舶吨位总数的82.8%，1931年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经营的铁路里程数占到全国铁路总里程数的84.3%。【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的渗透和控制程度。在对帝国主义国家献媚讨好的同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利用手中的反动政权，通过贪污、勒索、投机倒把、发行公债和提高税率等手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把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官僚资本主义急剧膨胀。抗战胜利后，官僚资产阶级掌握的四行二局全面接收敌伪资产，其中仅在京沪地区就接收中央储备银行黄金约50万两，白银约763万两，银圆约37万枚，接收中央银行上海支店黄金约8万两，白银约31万两，银圆约24万枚。【参见本书编写组：《中国经济发展史（1840—1949）》第3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2页。】对于这一时期官僚资本主义的疯狂，毛泽东讲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页。】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黄金时代”的反人民的本质。

　　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根本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不可能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从而引导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事实。在万马齐喑的旧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中华民族开辟光明的前途，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的深渊。当历史和人民真的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新中国的时候，一个全新的中国岿然不动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一个站立起来的中国，彻底结束了近代100多年以来饱受外国列强欺侮的屈辱历史。这是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在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第一次翻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分配和人的尊严等方面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这是一个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迅速迎来大规模建设高潮的中国，仅仅3年就取得了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伟大成绩，又过了仅仅5年就初步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了新的起点。总之，这是一个在涤荡一切旧社会污泥浊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充满新气象的光明的中国，是真正的“换了人间”。新中国的建立绝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历史的飞跃”。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总有一些人抱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心态，否定新中国在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和社会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他们受主观唯心主义思维方法的支配，认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别人仅凭主观愿望而做出的改变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轨迹的行为，它“一时的胜利”也不过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部分人对我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心存怀疑，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个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不是按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主义。实际上，这种“社会主义早产论”早在100多年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攻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就出现了，现在不过是在旧调重弹而已。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需要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此，我们从不怀疑。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的“社会主义早产论”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这种“决定”作用和“相适应”条件的理解都同机械唯物论者一般无二。恩格斯曾经讲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因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1页。】这正符合马克思提出的灵活性和历史主动性对于革命至关重要的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52页。】但是“社会主义早产论”者对此毫不理会，反而一再强调新中国巩固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认为在不具备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精神意志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搞穷过渡”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表现。

　　列宁有一段著名的话道破了这一论调的实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唯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4卷第776页。】事实的确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来就有着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根本不同的性质，那就是它必将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旧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往的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追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中间，从来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页。】那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人近乎固执地反对过早过渡到社会主义，却从不反对过渡到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一些人那里是再明确不过的了：问题不在于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于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本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终极目标，新民主主义的口号并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早产论”者的政治诉求，至于他们大多数时候还不得不借用它，那只是为了避免造成太大的刺激。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不能径直达到社会主义的成熟完善以至最终胜利，但是如果能够经过一段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的过渡阶段，是可以跨越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建成社会主义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页。】也就是说，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大厦虽不能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却可以在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手段和经过批判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成果，从而为本国建成社会主义作充分的准备。【参见《胡绳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1期。】对于这一点，我们坚信不疑。诚如列宁所言：“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4卷第498页。】对此，毛泽东也认为：“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这表明，列宁和毛泽东都是把建成社会主义视为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而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可以成为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和前提。

　　对于上述科学论断，那些执着于“社会主义早产论”的人们只能表现得像围在咸鱼和热粥旁边绕来绕去而裹足不前的猫儿一样，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可以成为勇敢的探索者和成功的实干家。事实上，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毛泽东已经创造性地提出，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参见上书，第264页。】；并且强调指出，不论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将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一切长处作为不可移易的方针，而批判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切腐朽的东西并不能成为在实际工作中“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的理由。【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43页。】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综合考察我国实际情况，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的阶段”的科学判断。【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他指出，在这一阶段，我们必须老实承认并认真学习“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68页。】。今天，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战略定力，敬告人们：“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12页。】，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显然，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社会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方略有着明晰的认识，既有意识地纠正超越自身发展阶段的急于求成的错误想法和政策，又坚决反对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改旗易帜的错误倾向和主张，早已摆脱了是否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无谓论争，而真正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

　　三、要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一部分历史虚无主义者提出，以改革开放为界，新中国的历史可以泾渭分明地划为两个根本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阶段。这实质上是否定了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以贯之的实践探索。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同上。】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遵循，指示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观点主要表现为，借口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业已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诚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得到大幅跃升，但是这丝毫不能成为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建设成就的依据。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在这20多年间，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遗留任务，实现了国家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建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经济制度保障；连续制定和实施了两部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为我国独立自主开展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迎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据统计，1978年与1949年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466亿元增长到3624亿元，提高了6.78倍，年均增长率高达8.43%；其中工业生产总值从140亿元增长到4230亿元，提高了29.21倍；农业生产总值从326亿元增长到1397亿元，提高了3.29倍。【参见金冲及：《谈谈新中国的“前30年”》，载《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这些是“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建设成就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遗留下的濒临崩溃的经济基础上以及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外交孤立的险恶国际环境下取得的，其困难程度不言而喻，其非凡意义更是不言自明。因此可以说，那些否定者的言辞缺乏对新中国历史最基本的尊重。

　　不能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大踏步赶上时代的过程中，逐步破除了一些影响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思想和体制障碍，但这并不是对改革开放前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在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明确讲道：“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页。】然而有些人却不这么认为，而是一心幻想只要我们心甘情愿地充当帝国主义列强的奴才，它们定会施舍给我们现代化的成果，这样不必经过流血和牺牲就可以达到最终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但历史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证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永久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页。】今天，中国凭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最强大的美国都不得不抛弃自己提倡多年的资本主义最基本的贸易自由原则来想方设法地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又有哪一个国家自命可以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船”呢？也许只有到这时，那些崇洋媚外的人们才再也无法找到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对于新中国历史上的挫折和失误——不论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某些时候，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深刻而导致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不科学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某些时候，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造成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由于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造成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我们都是毫不讳言的。正如列宁在热情赞颂“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创举时写到的那样：“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4卷第15页。】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同样认识到，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绝对不犯错误的“神人”，我们的责任就是“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28页。】。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掩饰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这些错误也不会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思想包袱，而会成为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宝贵财富。因此，那些抓住新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牢牢不放并蓄意夸大，甚至不惜詈夷为跖、指鹿为马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是根本无法动摇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荣初心和坚定意志的。

　　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周恩来说过：“世界上的人们不管政治见解如何，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发生了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由人间地狱的奴隶一变而为自己命运的大无畏的主人。全国人民以欢乐的心情回顾着已经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同时充满信心地瞻望着将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8页。】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片土地上取得的如此举世瞩目的胜利，其意义远远超出中国一国的范围——不仅使中国一步步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为世界上其他希望实现自身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崭新的非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光明灿烂的道路。新中国的成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其彪炳史册的卓著功勋和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是不能被少数历史虚无主义者所否定的，也是不能被任何其他人所否定的。我们一定要善于倾听历史回响、追寻红色记忆，努力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谬论，立志将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浇铸的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一代代传承下去。

　　（方闻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研究人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