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苏共一步步地失去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取消党的领导。

苏共党内的历史虚无主义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他试图对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问题和错误进行纠偏和改革，但是勇气和鲁莽有余，政治理性、战略思维和统筹不足。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揭盖”，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在客观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由于斯大林在苏联苏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巨大影响和特殊地位，对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一定要采取慎重稳妥的办法，特别是要从党和国家大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和影响通盘考虑。在斯大林刚去世不久就急于对这位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况且还是有失全面和公允的评价，表现了赫鲁晓夫政治上的不成熟。这次大胆而欠缺策略的“揭盖”过于纠结斯大林的品质问题，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离心倾向。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苏联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理论界出现了要求打破思想禁锢和进行改革的“解冻”思潮，这是对斯大林晚年一些错误的消除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解冻”思潮愈演愈烈，长期蓄积的不满和积怨需要正确对待和引导，需要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有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本领和战略眼光以及胆识。遗憾的是，赫鲁晓夫搞得虎头蛇尾、思路混乱，忽而采取大开闸门行动，忽而紧急制动和刹车，产生不少后遗症。不能忽视的是，这种“解冻”思潮逐渐失去控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缺乏历史的分析，缺乏全面的、公正的评价，而把错误的根源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其大加丑化，这种剧烈的大转变极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茫然和混乱，而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则乘虚而入。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一大批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年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此开始动摇，产生信仰信心信任危机，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后来的表现中找到一些痕迹。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突然对斯大林展开新的批判，甚至将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移出，原来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和设施都更换了名称，一些人进而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质疑，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引起了新的混乱，从而在较大范围内产生了信仰危机，一些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戈尔巴乔夫等后来成为“20大产儿”。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以“改革家”的姿态出现，引来人们的热切期待和关注。但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 的戈尔巴乔夫的整体改革措施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既缺乏审慎的深邃洞察，也没有周密系统的可行方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即从以往过度的集中跳到过度的失控的变味的民主, 实施没有界线和底线的绝对化的“公开性”和“民主化”，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导致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党内反对派的蜂拥而起导致党的分裂，最后苏共在“民主化”和“公开化”的洪流中被裹挟到一败涂地的地步。

民主化和公开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要求，但是不存在绝对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把民主化和公开性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万能钥匙，民主化和公开性被赋予和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和作用。这种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片面夸大、绝对化、极端化的民主化和公开性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是导致了各种极端思潮和错误理论喷薄而出、泛滥成灾和恶性膨胀。特别是早就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雅科夫列夫掌管苏联意识形态大权后（早在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就向戈尔巴乔夫进言：“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将主要的新闻媒体负责人都换成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与之相呼应，社会上各种非正式出版物迅速冒出，成为揭露苏联社会主义和苏共“错误”和历史“罪过”的舆论急先锋。这样，失去理性的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舆论急速转向狂热和喧嚣，颠覆传统、嘲笑英雄、解构主流、消解崇高和理想、炒作历史秘闻和挖掘阴暗面成为时尚。一时间，国内的各大党报党刊上的一些所谓“反思”文章，在“不留历史空白点”的旗号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和攻击。斯大林被描绘成反复无常、残酷暴虐、具有迫害狂和杀害狂倾向的“专制君主”；斯大林主义成了法西斯主义和专制集权的代名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一部专司屠杀无辜、民族清洗的恐怖政治机器。1988年6月，《消息报》公开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1988年夏天，《新世界》杂志载文宣称，“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方法论的先声”，“始作俑者正是列宁”，十月革命使苏联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常态文明”，使俄国的发展走向了错误路径。对于大量的攻击苏共、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戈尔巴乔夫采取了默许、纵容和支持态度，甚至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雅科夫列夫在后来也承认，他当时担当起了保护“公开性”文章急先锋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在改革实践中，戈尔巴乔夫由逐步否定斯大林体制再逐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称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是“专横的官僚行政体制”。由于戈尔巴乔夫带头主张毫无限制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改革严重失误造成的社会危机全推到前人身上。他宣称：苏联人民今日的苦难就是过去苏联实行“斯大林专制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声称“同过去的一切历史决裂”，“应当炸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

与此相呼应，一些人完全置党的纪律于不顾，“毫无限制”地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抨击的言论与行动，不加辩证分析地否定斯大林及社会主义制度，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万恶之源”，严重丑化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反共势力乘机假借各种历史问题，号召清算苏共的“历史罪行”，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年代称之为“黑暗年代”。苏共对此不能进行有力的反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暗淡了，苏联走向全面的政治文化和信仰危机。正如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多也评价道：“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极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为数不多的党和国家的历史才被这一颜色涂染。美国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有黑暗的章节——奴隶制、消灭土著的印第安人。但它从未收到过如此片面的否定……如果说以前对事实的歪曲来自国外的反苏势力，那么现在则是由苏联的主要报刊杂志和往往知名的党员通过苏联电视台向苏联人民提供的……所有的极端分子——从民族主义分子到反共分子——都充分利用了公开性及没有限度这一点。在美国，无论报刊还是电视都不像苏联那样自由（和不负责任）。摆锤从以前对舆论工具的严格监督摆向另一个极端。目前许多主要的苏联报纸和杂志上的反苏内容比美国多，某些电视也是如此。此外，这种反共要巧妙得多，因为它建立在对党和苏维埃的历史内部了解的基础上。” 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组织召开历史学家座谈会，针对由一些媒体、作家、政论家和少数历史学者发起的一阵阵“反思历史”运动导致的社会舆论混乱现象，著名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库库什金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但是，这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和建议没有被采纳。

总之，苏共在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的深刻教训是，弱化和放弃了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西方国家“分化”“西化”“丑化”的图谋以及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乏力和无力，对媒体和舆论放任和失控，搞政治多元化，放弃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导致失去正确发展方向。（作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季正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