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次让人想起了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黄炎培、毛泽东在窑洞中的一问一答，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比肩春秋战国时期鲁人林放问礼孔子、诸葛亮促成三国鼎足的“隆中对”，被誉为“窑洞对”，多年来始终警示和鞭策着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方法和路径。

　　历史周期率－黄炎培对国家治乱兴衰的忧虑

　　黄炎培、毛泽东的问答，看似云淡风轻，娓娓道来，实则深思熟虑，意蕴深邃。黄炎培的提问，代表着当时爱国志士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可谓是“大哉问”；毛泽东的回答，代表着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共产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可谓是“警世答”，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绝非瞬间的灵光一闪，与问答者的人生阅历、对历史规律和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密切相关。

　　黄炎培生于1878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他身为前清举人，却接受进步思想。从清末到民国，他参加同盟会，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亲眼目睹了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权轮番更替，给国家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1917年黄炎培与人联合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依托这一组织开展教育救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目睹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丧师失地，一败涂地，深感迷茫。民族复兴希望何在？国家怎样才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周期性动荡？成为他用力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黄炎培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了“历史周期率”现象。

　　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黄炎培在成都开设中华复兴讲座。讲座连开十讲，第六讲的题目即是“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而抉破之”。在这次讲座中，他首先揭示了一个现象：“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家，或者一位朋友，本来很穷，慢慢地会发富起家，可是起家之后不久又慢慢地衰败下去。我现在六十多岁，在这短短的人生中，亲眼看见这些人和这些人家，由贫而富，由富而贫，或者由贱而贵，又由贵而贱，真不在少数。”【1】他用一张图表示一个人或一个人家的兴衰成败，逃不出“勤俭-成功-奢惰-失败”的圈子。

　　由此，黄炎培“仔细地想，想而又想，恍然大悟－大悟到这个定律，中外古今确是透彻着的；又大悟到圆周图中间，有个间隙，可以抉破它”【2】，抉破它的办法，就是不怕死。因此，他又给上图加了个外圈，构成了一个新图，并命名为“世界民族兴亡消息图”【3】。

　　黄炎培认为，“这张图的确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有甚大的关系”【4】。汉高祖与项羽争夺天下，“结果不怕死”的刘邦“成了功”【5】。国民党丧师失地，是走了右半边懒惰和怕死的路所致，如果走左边勤俭和敢死的这条路，就会愈战愈强。黄炎培虽然揭示了历史周期率现象，也提出了用恢复“国魂”来打破这一定律的办法，但在当时形势下，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国民党执政当局的重视，也难以改变国民党政府走向懒惰和怕死的路的趋势。

　　三年后，在国民党政府身上看不到希望的黄炎培，在延安参观后向毛泽东提出了萦绕心中已久的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忧虑:“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6】”

　　在这段话中，黄炎培更为完整地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现象，解释了跳不出历史周期率的原因，同时，试探性地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并希望从中国共产党这里寻求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

　　民主新路－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回答

　　对话中，毛泽东用简洁、坚定的语言对黄炎培跳出历史周期率忧虑进行了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回答，代表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民主实践的坚定信心。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几千年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规律有着深刻认识。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人民群众是革命依靠力量和历史发展决定力量的思想。他指出：“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7】“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8】在黄炎培到延安参访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

　　人民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观点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就是人民民主。鸦片战争前，统治中国的是封建专制王朝，没有民主的传统；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没有孕育民主的土壤。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独特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从建党伊始，就把人民民主作为奋斗目标，为党注入了民主基因。陈独秀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创办《新青年》，倡导“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掀起了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李大钊在考察了源于西方民主后，强调了民主的普适性、均等性，“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9】建党初期，由于小生产家长制占优势的国情，全国范围内没有民主生活，反映到党内就是民主生活不足。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重视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0】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宪政、政权组成等根本问题的认识，形成了革命胜利后让人民当家作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政权的构想。

　　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是参政议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进行了人民民主的初步实践。1931年至1933年，中央苏区先后举行三次大规模民主选举，苏区民众广泛参与，选出了自己信赖的代表，使苏维埃政权更加为民众所拥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明确指出：没有选举，没有议会，那民主的精神无所依附，也就说不上民主。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底起就实行选举制度，是全国率先实行民主政治的区域。边区通过《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一系列法规，确立了选举的普遍性、平等性和直接选举等原则，边区人民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性别，自己动手组织参议会和政府，把边区建成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和新民主主义示范区。

　　民主监督是人民民主的应有之意。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和作用，号召苏区全体选民注意起来，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官僚主义存在，把旧有人员中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陕甘宁边区坚持在民主选举前发动选民检查批评政府工作，并以此作为鞭策国家机关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对选民提出的问题，陕甘宁边区都采取积极措施加以解决。陕甘宁边区1945年10月开始的乡选中，延安等县选民检查发现2.1万多个问题，到1946年3月即解决1.7万多个，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罢免权是最有效的监督权。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级干部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参议会可依据有关法规条例，随时罢免失职官员。

　　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中所说的“新路”，即是苏区经验和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经验的延续。这条新路的实践，让陕甘宁边区展现了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景象。1940年陈嘉庚在比较重庆和延安之后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代表着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到延安去”成为千万有志人士的共同选择，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七大前后，历经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展现出超强的思想力、组织力、领导力。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并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集体汇聚了各方英才，经过整风，党内思想更加统一更加团结，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大大提高；党心民心军心空前凝聚振奋，展现出不可战胜的勃勃生机。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即已初步探索出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中国式民主新路，这条“新路”的成功，正是毛泽东把民主视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新路的底气所在。黄炎培对于毛泽东基于民主实践作出的回答是满意的：“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答卷—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新路”的不懈探索

　　“窑洞对”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探索实现人民民主的途径，使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越走越宽广。

　　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1947年10月10日，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地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4月30日，在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在同年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1953年3月1日，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公布施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正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经过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完成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际，毛泽东意识到人大的代表性尽管很大，但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决定在召开全国人大后继续保留人民政协，以实现我们党“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构想。从此，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国家统一，实现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1】中国共产党汲取“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破坏的教训，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人民民主被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民主内容不断丰富，民主渠道更加畅通。经过长期努力，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做主，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和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不断推进人民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开辟了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境界。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研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作出修改，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全过程民主写入法律。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全面阐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经过一百年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中国共产党为跳出历史周期率进行的人民民主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民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和治理机制，覆盖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结语—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式民主

　　“窑洞对”76年来，靠着民主新路，中国创造了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的奇迹。但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的实践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我们绝不能有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必须始终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持续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方法和路径。

        一是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成立后以党内民主带领人民民主，历经千辛万苦，创造性地在中国大地上探索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民主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二是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定了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核心要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必须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政治实践等方面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不断满足人民对当家做主的新需求，确保中国式民主道路的正确方向。

　　三是必须完善中国式民主的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但与新时代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民主制度建设还存在不完全适应、不完善的地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必须不断探索人民民主实现的新形式，发展全过程民主，真正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彼此贯通起来，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与时俱进，协调推进民主选举与民主协商，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焕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生机活力，增加和扩大中国式民主的制度优势和特点，为推动中国式民主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邓小平曾经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3】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遵守宪法法律，在法治轨道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是必须坚定对中国式民主道路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从来都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的。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宪政“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中国式民主道路、民主制度、民主原则，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性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展现出了勃勃生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实践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必须坚定对中国式民主道路的自信，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民主，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式民主道路走下去。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大考”。经过一百年的追寻和探索，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取得了伟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历史规律的敬畏之心，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推进全过程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治国理政、体现到党和国家工作各个方面、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来，继续创造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新奇迹。（作者系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

　　注释：

　　【1】黄炎培：《中华复兴十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2】黄炎培：《中华复兴十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3】黄炎培：《中华复兴十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8-39页。

　　【4】黄炎培：《中华复兴十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5】黄炎培：《中华复兴十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6】资料来源：黄炎培《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1945年出版。

　　【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9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82页。

　　【9】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13】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