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30多年了。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界标，具有划时代影响和里程碑意义。本文根据所收集到的材料，就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全会的评价，作了归纳整理，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和初步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评价的文献通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党的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和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从会议闭幕后，就在党的各种会议、文件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谈话中被广泛使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使用频率最高、使用范围最广、使用次数最多的名称和概念之一。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对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在不同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场合，又不断提及、反复论述和多次评价。这一方面反映了会议的价值和作用在实践中的不断显现，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会议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从笔者查阅到的资料和文献看，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论述和评价主要集中和体现在党的各种会议、文件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谈话之中。下面，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对此作一考证和记述。

最早见诸于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评价的文献是，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时的公报，尔后提及和出现的文献是：邓小平1979年1月1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2月29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胡耀邦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9月1日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邓小平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3年4月29日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10月21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84年6月30日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时的讲话，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的谈话，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5月20日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6月6日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8月21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4月4日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的谈话，1987年1月20日会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的谈话，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的谈话，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吕贝斯时的谈话，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的谈话，6月29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赵紫阳10月25日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邓小平11月16日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的谈话，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的谈话，5月2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的谈话，6月3日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的谈话，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的谈话，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的谈话；江泽民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江泽民10月12日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1993年3月31日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2月26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3月3日在参加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10月10日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97年2月25日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9月12日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1998年7月21日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不破哲三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9月25日在安徽考察工作时的讲话，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6月28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8月31日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2002年11月8日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胡锦涛200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9月15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2月1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12月1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08年5月8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6月23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10月9日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胡锦涛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

对以上文献作一归纳和整理，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自1978年12月以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论述和评价，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专门论述和评价，即专评；一种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附带论述和评价，即附评。专评的目标和内容指向十分明确和专一，附评与专评则大不相同，一般是在提及和论述别的问题时附带或连带出来的论述和评价。我们进一步再对附评作一归纳和整理，还可发现，在附评中又有系统附评和非系统附评。以上所列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专评的文献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所以将《历史决议》和这两个讲话归入专评的范围，是因为，《历史决议》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结论时，单列“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专题来论述和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讲话，则是党中央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30周年而发表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上述所列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其他报告、讲话、谈话，应列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附评。附评中属于系统附评的文献是：邓小平1980年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胡耀邦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9月1日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江泽民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7年2月25日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胡锦涛200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12月1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等。其他报告、讲话和谈话等都属于非系统附评。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专评和附评进一步作一个考证与分析，可以发现，不管是专评还是附评，都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三次专评是中共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代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评价。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评价和结论；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评价和结论；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则是在本世纪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评价和结论。所有附评因为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谈话，所以，仍然具有权威性，这些附评与专评，互为佐证，相互补充，都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评价的重要材料和依据。

二、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探析

纵览1978年12月以来，上述党的会议和会议决议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评价的呢？

（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评价

从党的文献看，最早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评价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公报说：“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1]。那么，这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公报并没有详细的阐述。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时说：“这两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2]这个评价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一致，也是对意义没有展开阐述。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第一次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全面评价，也是第一次作出的专门评价。《历史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3]从此，“伟大转折”的说法就被广泛使用。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用“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来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4]这里我们看到，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的提法与《历史决议》的提法是不一样的。前者使用得是“伟大转折”，后者使用得是“伟大转变”，尽管文字的表述有差别，但是两种表述所反映的本质内容则是相同的。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了评价。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5]这个评价沿用了《历史决议》的提法，但是，在时间限定上与前者有所区别。前者指得是“建国以来”，后者是党的整个历史。1996年10月10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使用了“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的提法。[6]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使用了“标志着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的提法。[7]这里，江泽民在“伟大转折”的定语中，增加了“国家”的概念。对新时期内涵的表述与前略有不同。前者的内涵是指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后者的内涵是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省考察工作发表讲话时，使用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提法。这个提法，与以前的提法相同，但是，没有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只是在“改革开放前”增加了“波澜壮阔”的形容词。[8]从1996年以来，江泽民多次使用了新时期的提法，内涵的定语略有差异，但表达的本质内容是完全一致的。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又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评价，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作出专门评价。他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以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9]这里，江泽民除重申以往所讲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外，对为什么说这是一次伟大转折，作了精辟地阐述和回答，并在继续强调新时期说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是一个光辉的标志”的说法。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百业待举的严峻形势，我们党如何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时，讲到了“在邓小平同志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是全党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也是党的理论的一次重要创新，为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江泽民在这次讲话中，虽然没有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从所述内容来看，涉及的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他所讲的“全党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党的理论的一次重要创新”，应该视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2004年8月22日，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与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评价完全一致，甚至没有一个字的差别。[11]2004年9月15日，他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2]2006年2月1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13]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14]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与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的表述基本相同，只是个别措辞和用字略有不同。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使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的提法。[15]2008年5月8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他使用了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开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伟大革命”的提法。[16]2008年6月23日，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除继续重申以往的提法外，又增加了“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的提法。[17]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全面评价，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作出的专门评价。他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18]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评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就已经开始，评价的内容，除对最基本的评价“深远意义”、“伟大转折”重申外，不断丰富、完善补充增加新内容，从“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到“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一个标志”到“两个标志”，“一个显示”到“一个踏上”，评价的内涵越来越全面，评价的高度不断得到提升。

（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的评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和影响是逐渐显现的，所以，对其评价也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邓小平在1979年1月1日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会议的讲话中，就对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风气和开创的工作局面给予了肯定，他认为，这种“生动活泼”的风气和工作局面在1978年逐渐地形成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9]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讲话中他说：“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20]1980年2月29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说：“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21]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重申了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一些原则。他说：“党的三中全会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的动摇”。[22]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强调指出：“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了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23]如果说，在《历史决议》通过之前，党的会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报告、讲话、谈话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作用和重大影响的评价只是局限在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话，《历史决议》通过后，则是作了全面的郑重的评价和结论，这也就为以后党的会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谈话定下了基调，提供了依据。从党的文献看，以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评价，基本没有超出《历史决议》的范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此后党的会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逐步展开，这以邓小平的一次谈话和江泽民、胡锦涛的两次讲话为代表。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的谈话时说：“八年来，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顺利的贯彻，国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24]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十年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的正式评价。而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的评价，则主要反映和体现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和3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之中。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显示出来，并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又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对这些成就，江泽民从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精神文明建设、军事、国防、外交、党建等十个方面进行了阐述。[25]胡锦涛的讲话，除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所取得成就进行阐述外，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局面，产生的巨大影响的过程也进行论述。他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26]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的评价，是沿着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组织路线问题、改革开放问题、领导核心问题、农业农村发展问题、人事变动问题等来展开的。

三、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评价研究给我们的结论和启示

（一）研究和考察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得出的结论

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的一个起点。1986年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的谈话中曾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快三十七年了。这中间，中国走的道路很曲折，有顺利发展的时期，也有遭受挫折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27]这里邓小平说的“界限”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点，即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中，从使用建国以来我们党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转变”、“伟大转折”、开启和进入“历史新时期”，到几个“标志”概念的出现，都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的起点来看待的。有了这个点，就有了新旧的区别，就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载入史册，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成为历史分期的界线，定格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坐标上，是因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逻辑起点、思想起点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汇集了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一条线。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的谈话时讲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28]“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也是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一条红线。这条线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点，30多年来不断向后伸展，并将无限地延伸。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评价时，凡涉及重大问题的阐述，都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表述，这个“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大踏步地向前推进。另外，我们对新时期所有重大决策、重要理论成果观察，就会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以后历史会随着任务的变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但其精神已经成为指导我们伟大实践的“灵魂”。

3.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辐射了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一个面。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斯时的谈话时讲到：“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9]诚如斯言，历史的各种机缘和因素促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影响了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则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局面。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30]历史需要沉淀，历史更需要远距离遥望，1978年以来的30多年，我们回头观望，看清了历史的走向和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会愈加突出、愈加清晰、愈加显现。

（二）研究和考察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得到的启示

1.评价要经历实践的检验。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谈话时曾说：“我们中国常说一句话，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正确的”。[31]从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仅仅说这次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种表述和评价是针对会议的议题和内容讲的，以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逐渐增多，逐渐提升，是以实践的检验为依据的。这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会见外宾的多次谈话中，反映和体现地最为充分。在上个世纪90年代，江泽民的多次讲话中也多有反映和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对一个事物、一件事情的评判，必须以实践为标准，实践是最高、最大的判官，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所下的结论才有权威性，才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检验，不是主观臆想，更不是妄说，而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和正确地反映。

2.评价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评价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往往时间越长，这种考验就越严峻。这是因为有时间才会有距离，有距离才会看清全貌、看清脉络、看清走向。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年，对其评价就已经出现，以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时时都在考验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考验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如果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30多年，作一个大体三个十年的阶段划分，可以关注三次专门评价。一次是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作出了历史结论；一次是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一次是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第一次评价的时间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只有3年，3年的时间其成效和作用的端倪已经显露，如果嫌时间短的话，我们还可以从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年的邓小平的多次谈话、讲话作一补充和印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时，中共中央没有召开纪念大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30周年时，中共中央两次召开纪念大会，前后两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都发表了讲话，都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时间上分三段来看，即10前看，20年看，30年看，从三个时间段看，我们的感受和评价是会不一样的。所以说，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

3.评价要经过党中央确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不管是专门评价也好，还是附带评价也好，都不是某个人的个人行为、个人言行，都是被党中央所确认，被党的一定的会议所讨论和审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评价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是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身份讲的，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历史决议》是党的中央全会讨论通过的，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是经代表们审议通过的。两次纪念大会的讲话，是两任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发表的。只有这样的决议、决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谈话才能够真正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权威的判断，下结论性的意见。

4.评价要被人民所接受和得到群众的认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人民群众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答应不答应，至关重要。以上所述，时间的考验，实践的检验，归根到底，离不开人民群众。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谈话时曾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32]邓小平的谈话深刻阐明了这个道理。如果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作用、影响等，评价得再高再好，人民群众不接受、不认可、不答应，那是站不住、立不稳的，只能是一厢情愿和主观臆想，而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检验，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客观，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正是获得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可的缘由。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副院长、教授）

参考资料：

[1]《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3日第1版

[2]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4]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1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第13页。

[5]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

[6]江泽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1996年10月10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0页。

[7]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致词》（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1页。

[8]江泽民：《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208页。

[9]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2-673页。

[10]江泽民：《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2001年8月31日），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

[11]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8月22日），《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2页。

[12]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9月15日），《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6页。

[13]胡锦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2006年2月14日），《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0页。

[1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5页。

[15]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年12月17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16]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2008年5月8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页。

[17]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6月23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页。

[18]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88页、789页。

[19]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20]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21]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22]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第375页。

[2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2页。

[24]邓小平：《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

[25]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3-678页。

[26]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89页。

[27]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28]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29]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3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1]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

[32]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第371页。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