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邓小平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历史功绩

于吉林    郭晓平

2014年07月16日14:2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1947年至1949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第一书记。作为经略中原决策的参与者与实践者，邓小平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建设强大的战略基地，为实现战略决战，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原解放区的开辟与建设中，邓小平正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为新解放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在中原工作的实践中，邓小平不断探索中国革命规律和党的建设理论，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与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7年5月，中共中央批复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1948年5月，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领导力量，任命邓小平为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暨中原军区政治委员。至1949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中原局结束，邓小平在中原工作整整两年。主持中原局工作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重要阶段，经略中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环节，对于推进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邓小平在中原局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无论是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与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战略进攻，还是研究解放区的创立与建设，这段历史都是备受关注的内容（参见袁德金：《邓小平与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80—1798页；张文琳等：《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典范——邓小平对中原解放区农村经济工作的推动和指导》，《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6期；冷溶：《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读〈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6期；等等。）。目前的研究多从某一方面切入，较少作系统研究与综合论述。本文则从上述视角进行综合考察，以期系统概括邓小平在中原的历史功绩。

   一、中原决策的参与者和成功的实践者

   中共中央经略中原决策的酝酿、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过程，中原解放区的创建则是将中央决策付诸实践的过程。从陇海探路到转战鲁西南、无后方南下，从大别山分兵、发展淮西到巩固豫西，从解放“洛汴郑”、决战淮海到准备渡江，邓小平作为第一线的指挥员，不仅科学贯彻与实施中央的决策，并且以战略家的睿智，高屋建瓴地审视战局，在战略实施的每一个环节，为中央决策的推进和不断完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对于外线出击的战略部署与贯彻实施

   全面内战爆发后，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邓小平、刘伯承指挥部队不断跨越陇海铁路作战，邓小平称之为南下战略的“探路”（杨国宇等编：《世纪伟人：邓小平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1947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原局，组织实施尽快转入外线作战的部署。对于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部队中许多干部战士抱有疑虑，信心不足，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转入外线后站不住脚。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讨论实施外线作战的具体问题。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股长、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战略反攻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反攻时机到来了，这是有根据的。”他形象透彻地解读中央决策：“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了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地摆着。蒋介石到处被动，好像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口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邓小平要求部队确立信念和信心，要“设想更多的困难”，思想上有充分准备，“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26页。）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印发学习，成为晋冀鲁豫部队外线出击的动员令。

   晋冀鲁豫野战军先是强渡黄河，在陇海铁路以北歼敌。随后，由于鲁西南地区形势变化，中央改变依托豫皖苏地区逐步向南推进的计划，要求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自7月23日起，刘伯承、邓小平与中央之间持续往返电报，报告战场形势，请示与研究向南发展的计划部署。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已不可能在内线作战，“南下确是好时机”（《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78页。），请示“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39页。）。毛泽东复电：“决心完全正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3页。）。邓小平与刘伯承分析南下后的形势变化，对华东野战军以及山东、豫皖苏等地部队的行动，向中央提出周详的建议。8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认为“刘邓部署很好”，重申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分别致电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等，强调刘邓大军南下“必然震动全局”，要求全面实施南下战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681页。）就在这一天，邓小平与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铁路，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征程。刘伯承、邓小平随时向中央报告行动，并对陈粟、陈谢大军行动提出建议，成为中央决策的重要依据。由中央突破、三军协同、两翼牵制、内外线配合的战略布局，到中央突破、三军挺进、南北配合、内外线协同的战略态势，邓小平贡献了实践与智慧。8月27日，他和刘伯承指挥部队渡过淮河，胜利完成进入大别山的跃进任务。

   （二）巩固中原和制胜中原的谋略与建树

   进入大别山的当日，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给所属各部队的指示电，明确“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页。）。在中原局的领导下，部队经过艰苦斗争，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为了扩大战机、开辟新区，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坚持在大别山内线活动，刘伯承率后方指挥所向外线展开。1947年12月，蒋介石调集33个旅的兵力，围攻大别山内线解放军的6个旅。为减轻邓小平的压力，毛泽东准备部署粟裕与陈谢部队南下。邓小平立即向中央提建议：“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应作较长期的打算”。邓小平说，对于大别山的严重形势，我们已经作好思想准备。“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45—46页。）中央军委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并部署陈粟、陈谢大军继续展开陇海、平汉破击战，寻机歼敌，调动了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13个旅北援。三路大军内外线配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中原解放区的构架初步形成。毛泽东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语气评论说，中原三路野战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93页。）。

   1948年2月，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由大别山出击淮西，与刘伯承会合后，指挥部队进军豫西。战略方针与发展方向的确定，取决于陕北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在刘邓大军转战途中，毛泽东随时接受汇报和建议，甚至一日数电往返。对于刘伯承、邓小平更为周全的部署意见，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将之前“所提意见撤销”。中央军委计划组建东南野战军，部署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下，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粟裕向中央建议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4月18日，粟裕再次向中央建议的同一天，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中央军委，表示赞成粟裕的建议。电报分析了过江与否的利弊，认为“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过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政治上要有信心，纪律好，政策好，组织上减轻装备和军事上山地战的训练，在敌人盯梢与封锁情况下的适宜战法”。“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730页。）先前率领第一次战略跃进，继为第二次跃进基地的指挥员，刘伯承、邓小平的现身说法更具直接意义。毛泽东随即通知陈毅、粟裕向中央汇报。在城南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期间，中央军委确定调整战略部署，以在汴徐线南北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为目标。这个决策不仅奠定了巩固中原的基础，也构成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随着中原形势飞速发展，这一地区的地位日趋重要，中央决定扩大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确定番号为中原野战军。在中央军委部署下和中原局的直接领导下，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在中原战场指挥一系列著名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建立了地域辽阔的中原解放区，奠定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江南的重要基础。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提出调整原定作战方案，第二阶段以先打黄维为上策，得到中央军委的“完全同意”。在中央部署渡江作战期间，邓小平又两度建议修改发起时间，均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接受。

   二、中原解放区建设的主要领导者与开拓者

   中原解放区是战略进攻发起后形成的规模最大的新解放区，涉及省份、人口最多，最为典型。党的新区政策的许多重要内容都是依据中原解放区的经验和教训，依据邓小平的探索和建议而形成，进而在中原解放区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并在各个新区实施的。中原解放区介于老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新区政策在此正确实施，又使其成为之后新解放地区的模范。

   （一）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原解放区土地政策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政策经过两次重大调整，这就是从照搬老区的一次平分，到分阶段、分地区进行土改，再到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原解放区工作的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中央制定与实施新解放区土地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进入大别山后的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邓小平在接到中央关于贯彻土地法大纲指示的当天，起草并以中原局的名义签发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即“双十指示”。“双十指示”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右倾现象”，包括“未将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视为自己的头等任务”，“不敢大胆发动群众分浮财”等等。按照中央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土地改革是必须“迅速实现”的“头等任务”。中央“认为中原局此一指示完全正确”，“完全适用”一切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及工作的部队。（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59—563页。）

   在新解放区套用老区的土地改革做法，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阶级路线，简单化为“贫雇农路线”，扩大了打击面；环境极不稳定，敌情严重，贫雇农并未得到充分发动；“苦而不劳的游民流氓”成为依靠的力量。邓小平敏锐地发现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得知所属桐柏区党委准备在1948年春耕前完成平分土地，邓小平立即反对“机械的要求彻底平分”，要求避免在“阶级阵容尚未划清时即强调平分土地，以致中农抵抗，地主斗不倒，贫农也组织不起来，形成少数人强迫多数人分田”（《中原局对桐柏区党委土改指示的几点复示》（1948年1月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中共中央中原局文件辑存》第1卷，1954年，第321—323页。）。邓小平随即把中原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由于最具典型的新区特征，中央把中原作为新区政策考察制定的主要依据，不断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征询意见。邓小平几次复电，向毛泽东报告已经发现的问题，提出将新解放区分为两种区域，采取不同政策。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一时期内还谈不上平分土地”。在分析各阶级阶层政治态度的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了两种区域应采取的具体政策。（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42页。）邓小平的报告增进了中央对新区情况的了解，尤其是两种区域的思想给毛泽东以重要启发。毛泽东开始提出“土改工作不能性急”，“在新区没收分配土地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并将自己的思考电告邓小平，再次征询意见。邓小平随即复电，根据与毛泽东的反复研究和中原的实践，表示“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邓小平指出：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深入。毛泽东将邓小平的报告转发各区、各部队，称“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5—49页。）1948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改革的党内指示，针对老区、半老区、新区分别制定政策，新区土改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1948年春，邓小平在深入考察地方工作的同时，派出检查组在巩固区了解新区土改政策落实情况。调查发现，“左”的思想在干部中仍普遍存在，“左”的错误及其造成的后果陆续暴露出来。问题的普遍存在和纠正的难度之大，引发邓小平新的思考——即使是在巩固区，严重的局面是否允许马上进行土地改革？中原局果断调整豫皖苏地区的土改方针，把麦收斗争作为当前敌我双方全部斗争的焦点，“一律停止简单化的嗡浮财和‘平分土地’”（《中原局对豫皖苏区党委关于发动群众肃清土匪组织与保卫麦收的指示》（1948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文件辑存》第1卷，第60页。）。随着豫皖苏地区情况得到改善，邓小平开始在其他地区实施这个措施。同时，邓小平向中央报告，建议新解放区推迟土地改革运动。5月24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局，再一次采纳邓小平的建议，在新解放区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与邓小平在新区土地政策问题上认识一致，形成了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要求“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6月6日，邓小平结合中原新区情况，起草《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的指示》。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发给中原全党全军切实执行”，“全文转发给中原以外之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毛泽东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工作的来往文电选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4期。）

   （二）致力民生建设和推进解放区经济的复苏与繁荣

   创建巩固的中原解放区，是中共中央实施战略进攻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中原解放区也是继续南进的前沿和基地。由于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对中原的争夺尤甚，致使根据地的开辟、群众的发动、部队的生存，都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尤其是大别山地区，历史上几经易手，群众在心理上也存在着种种顾虑。中原局不仅要通过军事上的胜利稳定局势与群众的情绪，还要依靠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力的措施，促进民生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加快解放区经济复苏与繁荣的步伐。在调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的同时，邓小平通过深入调查，形成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构想和思路。

   第一，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原形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商业政策。与进入大别山初期照搬老区土地改革政策相关联，中原解放区在工商业政策方面也曾出现过偏差。由老解放区进入新开辟区域，曾经得心应手的措施和手段，与当下的环境无法相容。焦虑产生的急躁、挫折导致的悲观，把“左”和右的情绪带到了群众工作中。尤其是“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2页。）。中原局适时调整工商业政策，实施有别于老解放区的措施，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邓小平认为，“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中原地区需要扶持与发展，进而提出相应的观点与措施。

   一是发展工商业有利于解放区的民生建设。邓小平要求把普通的工商业与官僚资本区别开来。他以鲁山县城的小市场为例，这里“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因此，“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二是暂时保留资本家的适当剥削有利于民生。邓小平强调，新区和华北不同，全区有3万人以种植烟草为生，大别山的一个锅厂和它联系的煤窑，能养活3万人，如果锅厂停工，纸烟厂垮了，这些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邓小平要求“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三是“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2—103、106页。）对解放区工商业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其难度和阻力相对于土地改革运动少了许多，问题却十分普遍。邓小平的思想在政策实施中得到体现，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解放区民生事业迅速发展。

   第二，解决好“三大任务”与“两个轮子”的辩证关系。按照中央的战略方针与任务，中原局要求各级干部牢固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三大任务(《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591页。)。刘伯承、邓小平把多打胜仗和发动群众比作两个轮子，实现创立解放区的任务，必须同时转动两个轮子。千里跃进实施无后方作战，最大的困难是军队的供应问题，“无论内战或抗战时期均无此种经验”，因而邓小平把它作为“在新区首先接触的最大最重要的政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26页。。不打胜仗就占不了地盘，不占地盘就没有后方，没有后方就缺少充足的物资，缺少军需部队就难以打胜仗。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这个矛盾，“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1页。)。邓小平分析了这个相互依存的关系，把发动群众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军事斗争则采取分遣与集结相结合的原则，而分遣、集结也要以地方基础为重要因素。“曾采用打土豪分浮财用粮食折菜金的办法，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混乱，证明不能再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26—127页。)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为原则和路径，解决歼敌作战与筹集供给的矛盾。一是不再做经济上的没收，改为实行征借粮食和派款的办法，而且可以暂时用保甲来征借。其他军需在开始时可利用旧政权机构来筹办，以避免由我们军队直接筹办而形成混乱。考虑到旧机构可能采取的应付态度，部队应当有健全的粮食机关随军工作。二是维持城镇的税收，暂时利用原有的税收机构，逐渐加以改造，逐渐取消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三是缴获粮款全部归公。此外还有乡村派款和临时捐款等。邓小平强调，凡是能够巩固或占领较久的城市，都实行合理的税收政策，只有对某些较富的、只能占领几天的城市，才可以由区党委、纵队以上领导机关掌握，经过商会进行一次临时的捐款，其数目不可太大，且应召集商人代表开会，征得同意，千万不得勉强。(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6—123页。)解决军需与给养并不是邓小平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全部。他把三大任务与落实党的政策，与中原解放区的建设直接联系起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构想。邓小平要求“随军的行政机构必须健全，可用战地行政委员会名称，全盘负责管理征借粮食，税收，筹款，接管城市，接收和处置缴获品，必要的没收，银行兑换所诸事宜，军队的供给部门亦归其管辖。战地行政委员会在纵队设分会，旅、团设办事处。必须准备大批干部做这项工作，新区局面打开之后，这批干部即成为财经建设的骨干”。而军需供给的最后解决，则“一俟局面打开，即应实行公粮制度”。(《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27页。)

   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实践中，邓小平依据中原特点，形成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思想与策略，并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跨五省（豫、苏、皖、鄂、陕）、辖七区（豫皖苏、皖西、鄂豫、桐柏、江汉、豫西、陕南）的中原解放区迅速形成。拥有5357万人口、9197万亩土地的中原解放区，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党的建设理论的思想者与探索者

   在领导中原工作的实践中，邓小平不断探索和思考，撰写了诸多经典论著，提出颇具特色的观点见解，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和理论，为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和完善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纪律建设，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

   建立与建设坚强有力的组织与领导核心，是实现中共中央经略中原战略构想的基本保证。中原局及其相应军事政治领导机构，是中央听取了邓小平的意见和建议，经过缜密研究而确定的。出击外线、跃进南下的战略构想形成后，中央就在考虑建立中原领导机构。邓小平主持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向中央提出中原局的人选名单与分工。这个名单充分考虑了以往的工作基础，有着大别山经历的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均在其中。邓小平与刘伯承的配合，更以“刘邓”之间“难以放进一个顿号”而成为典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贯彻中央方针，使中原地区的局面有了彻底改观。随后，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充实和加强中原局领导的建议，陈毅、邓子恢加入并成为主要成员。他同时要求为地方建设配备更多的干部，尤其是财经干部。1948年5月，中央决定以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任中原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组建中原军区，任命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为中原野战军暨中原军区负责人。建立豫皖苏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以及后来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时，中央都采纳了邓小平的重要建议。华东野战军领导干部进入中原局，为实施与实现中原战略确立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中原作战的陈粟、陈谢大军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对于制胜中原和淮海战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共中央曾致电中原局，表现出充分的信任与信心：“我们正以你们为模范，要求全党全军首先面向蒋管区，将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0页。)。

   实施千里跃进、无后方作战，南下部队面临难以预想的困难，这些困难也时时影响着战斗情绪。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紧迫的、又是长期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在渡河前后，不断向部队阐述中央决策的重大意义和自己肩负的使命，以保证千里跃进的实现。在建立与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树立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毛泽东与邓小平都说过，“中原困难是中国革命最大最后的困难”(王礼琦编：《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174页；萧心力编：《伟人邓小平——中外人士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毛泽东意在中原的战略地位，“克服了这困难，就等于胜利”；邓小平则强调中原的责任，要求干部战士从全局来看大别山。“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骆荣勋、郑明勋主编：《挺进大别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二是坚定理想信念和必胜信心。信心缘于信念，缘于邓小平对形势的洞察和对中原战略的理解。进入大别山初期，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南下之前的预想。邓小平激励指战员：“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萧心力编：《伟人邓小平——中外人士的评说》，第167页。)邓小平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汇报进入大别山后四个月的情形，只谈如何开展工作，不讲面对多大困难，表示“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58页。)。

   严格执行党和军队的纪律，成为发展中原的重要保障。进入大别山后，邓小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的第一份文件，把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作为实现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是树立影响和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5页。）。邓小平亲自处理纪律问题，告诫部队：“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陈忠贞等主编：《皖西革命回忆录》第3部（解放战争时期），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兵马未动，纪律先行”，“慈不掌兵”，执行纪律高级干部要带头，刘伯承、邓小平治军传统在中原战场普见成效，也为地方部队与解放区的建设树立了典范。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书记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作综合报告。邓小平率先垂范，在大别山紧张的战争环境中，1月15日即向中央写出综合报告，半个月后再作综合报告。以后除有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外，邓小平做到两个月报告一次，并且是亲自动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原局先后颁布《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并对各地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通报全区，上报中央。在西柏坡参加中央会议期间，邓小平专门致电中原局、中原军区以及豫皖苏中央分局领导成员，部署加强纪律性的工作（参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127—128页。）。依据形势、任务和部队、地方工作的特点，中原局适时进行政治和作风建设，造就了坚强干练的党政军干部队伍。在完成中央战略任务的过程中，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树立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邓小平主持中原局工作期间之所以能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对中央部署提出建设性意见，与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相关。依据中原地区的工作特点，中原局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教育，关心群众疾苦，依靠群众工作，开展群众运动，严守群众纪律，树立了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第一，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在部队和地方党员干部中进行人民利益是根本利益的政治教育。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就响亮地提出：“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这个口号昭示了党和军队的性质，体现了挺进中原的使命，成为凝聚部队和群众思想与力量的基石。在这个目标下，邓小平坚持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群众第一的观点。邓小平认为：“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他在阐述大别山游击战争问题时，始终联系群众工作。其主要观点包括：强调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使命，“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5页。）；坚持依靠群众和相信群众，“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只根据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而应根据农民群众大多数（包括中农）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7页。）；用人民群众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与判断是非，“要经常拿百分之九十来做标准，看看是否代表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他们的拥护”（《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5页。）；加强宣传，组织群众，树立人民战争的思想，“用党政军民一体化的全力斗争，反对敌总体战”（《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113页。）。二是辩证统一的法则。邓小平强调处理好人民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反对“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的片面作法。他深刻总结进入大别山初期失之过急的教训，要求处理好新政权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的工作，认为这对我们对人民都有极大的好处。（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3页。）依据这个原则，中原局在制定政策时审慎权衡，并作好相应的解释与教育工作，使群众真正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第二，把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政策与解决问题的基础。刘伯承、邓小平虽曾对大别山及整个中原情况作了调查，但跃进南下后的形势瞬息万变，仍使中原局对新区状况充满未知。依靠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部署战争、制定政策，成为中原局开创局面的唯一路径。邓小平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作风，也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邓小平的报告中，有许多具体事例和形象表述。在总结岳西错误杀人的教训时，邓小平说：“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失悔。”（《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3页。）在回复中央征求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修改意见时，邓小平提出，“北方出生战士不懂禾草二字，所以改为稻草”（《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40页。），足见调查研究工作细致入微。主持中原局工作期间，除去要求部队和地方作即时报告外，邓小平还直接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实地考察和掌握第一手材料。调研内容涉及中原工作的方方面面，除去直接与军事行动相关的内容，重点是党的方针政策和制度的实施，解放区策略的制定与调整，部队与地方的党政建设，地方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历史与民俗风情，等等。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仅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失误和政策的偏差，促进了中原解放区建设，也为中央制定与调整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直接的依据。

   （三）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右与“左”的偏差

   从进入大别山到转战淮北、豫西，再到决战淮海、运筹南下，邓小平的观点与表述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由强调反右到重点纠“左”，再到解放思想。主持中原局工作时期的邓小平文稿、中原局及其所属机关与地方组织的文件，体现了中原工作的思想行进轨迹。就客观而言，这与中原形势、任务直接相关；就主观而言，则是邓小平深入调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忠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直接体现。邓小平反右防“左”思想和许多论述，形成于这个时期。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这个轨迹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

   刘邓大军的千里跃进，伴随着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黄泛区的泥泞跋涉和大别山的重重“围剿”。邓小平分析根据地斗争面临的形势，认为“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斗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而我们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48—49页。）。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需要军事和政治双重作用的影响，也就是打仗和发动群众的“两个轮子”。发动群众首先要把自己发动起来，树立胜利信心，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因此，“提高全体军民的胜利信心与顽强斗志”，批评和反对“右倾思想及和平建设根据地的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52页。）邓小平让干部们好好算算账，不要“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9页。）。经过几次“围攻”、反“围攻”，还是我们打了胜仗。经过及时和系统的教育，扭转了思想上右的倾向，克服了悲观和厌战情绪，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极大增强，地方工作的局面也大为改观。就连大别山的老百姓也说：“小变天不可免，大变天万万难”（《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64页。）。

   在纠正以“急性土改”和违反党的工商业政策为主要表现的“左”倾错误中，邓小平进行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论述。邓小平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文电中，在给部队和地方干部所作的报告中，以及在为中原局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中，详细阐释了他的观点。邓小平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主要观点。一是“‘左’由来已久”。苏维埃后期我们的政策有错误，“自己给自己筑一道长城”；抗战八年，工商业政策就有“左”，“结果是打击了我们自己”。二是目前“主要的倾向是‘左’”。全国土地会议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左”。三是“左”的倾向危害严重。土改划阶级中存在“左”的问题，新区工作中犯了急性病，工商业政策中也有“左”，打击面很大，以致障碍重重。四是既要反“左”也要反右。“我们要敢于胜利，一切右的思想情绪都得加以克服”。五是“左”、右偏向“都涉及政策和策略”。纠正偏差要确定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政策，实施有利的策略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6—107页。）

   1948年夏，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突飞猛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九月会议，规定此后的任务和奋斗目标。邓小平参加会议并发言，阐述对“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认识。回到中原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邓小平要求确立打倒蒋介石的信心：“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敢不敢胜利的问题”；曾经出现的急性病，“是伟大胜利的主流之浪花”，已经“有步骤地坚决地纠正”（《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133—134页。）。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提出要警惕“因反‘左’而正生长着右的倾向，即农村阶级调和思想”（《邓小平、陈毅同志一月份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1949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文件辑存》第1卷，第224页。）。1949年新年伊始，邓小平和邓子恢等致电中原野战军各部队，号召学习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原野战军整训的军政大纲要求：“‘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应成为每个指战员最响亮的行动口号”（《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797页。）。按照邓小平的观点，重点纠正右的还是“左”的偏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要依据客观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有“左”纠“左”，有右反右，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立场。

   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他在中原时期的科学论述与观点，与之前之后的思想、实践有着必然的联系。邓小平在大别山上说：“最根本的只有依靠群众”（《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67页。）。这与此前他在太行山所言“人民是一切的母亲”（《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与晚年所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一脉相承地彰显着共产党的全部出发点与落脚点，彰显着共产党人智慧与力量的源泉。主持中原局工作时期，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立场与原则，以及依存于这种原则的思想与理论，都应作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得到继承、运用和发扬光大。

                    （转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