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志文化自信 * 

　　冀祥德　宋丽亚** 

　　摘　要　通过梳理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方志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自信重大命题提出的过程，系统研究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时代背景，以及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础、内涵与价值，首次提出方志文化自信的概念。方志文化自信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根植于方志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包容性、功能性、资料性、权威性的基本属性。方志文化自信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而丰富的内涵，是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主体层面对方志文化确信和肯定的一种稳定心理特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大背景下，提出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要探寻方志文化在我国几千年的源流，遵循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规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实现，从主观和客观方面规划设计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路径。以方志文化自信为逻辑起点，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过程中，方志文化应当发挥引领作用，率先走向世界舞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之后，方志文化要勇敢担当，站在世界文化舞台中央。

　　关键词　中华文化　文化自信　方志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不仅在璀璨的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占据独特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提升到同等重要位置后，学术界关于文化自信的理论研究成为热点，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首次提出方志文化自信概念，并就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背景、何有方志文化自信、何为方志文化自信、何需方志文化自信，以及如何建立方志文化自信等问题作系统论述。

　　一、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背景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以及文明的影响力、扩张力、号召力都与国家的国力、民族的强弱息息相关。“每一次文化自信的提振，都伴随着国家的强盛。”［2］汉唐盛世，国家统一，民族融和，中华文化自信呈现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领世界文化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西方文明成为主导文明，欧美人普遍认为西方的“光”普照全球，西方标准成为普世标准。而中华民族则国力衰退，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落后挨打的历史动摇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虽然现代新儒家，如梁启超、梁漱溟等无论出于“他觉”还是“自觉”，对中华文化持肯定态度，认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苏”［3］，但是“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潮在部分国人中间滋生蔓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近年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可度不断提升，中华文化自信的提出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更加频繁，文化的作用日益凸现。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对称，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话语权还有待加强。在新的世界形势与国际背景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必然要求。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当是时代的必然。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

　　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党中央从对世情、国情、党情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中，不断深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提出了“文化自信”，这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4］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5］第一次明确要求要“培养高度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刻阐述了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重要意义，形成了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自信”，凸显了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6］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7］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8］12月20日，在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提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9］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0］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1］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号召“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之后，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正式将文化自信提升到与“三个自信”同等重要的位置。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13］这再次明确了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笃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

　　地方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系统地记载一定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在历经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方志编修中，培育形成的方志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独具特色、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方志文化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是中华文化的丰富滋养。随着文化自信重大命题的提出，方志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也是题中之义，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是对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是对方志学理论的又一次提升。

　　一方面，地方志海量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方志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提供基础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仅宋元以来历代保存下来的旧志就有8000余种，10多万卷，约占全国现存古籍的1/10，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4］这些旧志“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15］。新编地方志工作大规模开展以来，全国首轮、二轮修志共出版三级地方志书8200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4万部，地情书1万余部等等，［16］形成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这些文献忠实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新中国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最宝贵的思想源泉和最直接的精神纽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优秀革命文化和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英国学者伟烈亚力曾说：“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17］所以，方志文化自信是在强化中华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以地方志海量文献为物质保障，以地方志文化的独特性为依据，以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而提出的。

　　另一方面，方志文化自信缺失是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首先，作为用方志的大户——学者们对方志文化不自信。梁启超直接指出：“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18］部分学者认为方志“大半成于俗吏之手”，虽然不乏精品，但是难登大雅之堂。他们认为方志文化的价值在于：“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面无复遗，尤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信息。”可见，学者们虽然重视方志的资料价值，但是忽视其实用价值，甚至低估了方志文化的价值。其次，作为编纂地方志的专业人士——方志人对方志文化也没有形成普遍的自信，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还存在方志文化自馁。主要表现在对方志价值缺乏认同感和自豪感，对方志事业缺乏信心与热爱，对方志文化在文化强国的战略地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缺乏清醒认识或者认识不足，没有形成内在的、强大的、支撑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再次，社会公众对方志的认识与了解更是与方志的社会功用、价值不对称。必须承认的是，目前地方志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家喻户晓的公众意识。［20］社会公众对地方志缺乏认识，对方志文化没有概念，更不用提对方志文化自觉的心理认同、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文化心态。所以说，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就是针对“方志文化缺失”“不自信”的存在，有着尤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础 

　　方志文化是指人们在方志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收获的总和，所以，方志文化自信必然有其坚实的生成基础，方志文化自信必然根植于方志文化自身的特殊属性。

　　（一）方志文化的民族性

　　审视世界不同文明的源流演变，只有中国，建立了专门机构，并以官修的方式，志书的形式，把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状况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下来，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力托在《中国方志与西方史学的比较》一文中说：‘自宋以来，方志在形式上和内涵上的一致性是惊人的。至于西方，根本没有长期一致的文体，即使一国中的一致性也没有，……而方志的形式则千年未变。’我们一直认为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优良传统。”［21］所以说，方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具有民族性。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方志文化民族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价值。以美国为例，其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地方志的重要价值，在民国时期就有目的的大量收集中国地方志。国会图书馆1916年派施永格到中国大量收集中国旧方志，1928年设立东方部，继续主动派人深入中国各地收藏中国旧方志。美国对中国旧方志的收藏从最开始的收藏各省大行政区域的方志为主，到慢慢开始收集小的行政区域的方志，遍及各个省、市、县、镇的方志。仅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旧方志达4000多种，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3858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收藏5558种，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收藏5193种，等等。［22］对于新方志，美国也充分肯定其价值。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曾这样介绍：“对于中国现在编修的各种新志，特别是对一些小型志敞开收藏，‘不管什么志书都收’，‘见一本买一本，不管它是什么内容’，不管是定稿还是未定稿，都要注意收藏保存，特别是未定稿，很多是用金钱无法购买得到的。”［23］可以说，方志文化是典型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是能够代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

　　（二）方志文化的地域性

　　方志，所记都有一定的空间位置，明确的地域范围，无论记事、记人、记物，都离不开一方之地。［24］清嘉庆《上海县志修例》规定，修志“皆以地断，以一地为限”。新方志编纂也大都恪守“越境不书”的原则。正如仓修良所说：“地方性可以说是地方志主要的特征。因为方志从他产生之日起，就是以专门记载某一地区史实为职能的一种著作。”［25］所以，方志特定的记事空间范围决定了方志文化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中华民族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各地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传统，每个地区都有其特点，有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开发时间、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社会面貌等诸多不同。方志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分门别类、全面系统地加以记载，从而反映这些不同。［26］葛剑雄在《笕桥镇志·序》中对此有深刻的解读：“就宏观而言，笕桥作为一个千年聚落，又处于中国近千年来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不仅积累了大量地方史料，还由境内的遗址遗物和口耳相传保留了很多未见于其他记载的资料。”“就微观而言，某些在全国、全省、全县未必能有详细记录的事物，在《笕桥镇志》却因其在本地所占的重要地位、所起的关键作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得到最大篇幅的记载，留下最详尽的资料。”［27］所以，方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地域性是方志文化的基本属性。

　　（三）方志文化的包容性

　　方志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常变常新。梁启超指出，方志“内容门类之区分，由繁而日趋于简，其所叙述范围，则由俭而日扩于丰，此方志进化之大凡也。”［28］从体例体裁看，方志由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谱牒、文征七类“分地记载之著作”，到“隋唐以后，则糅合诸类斟酌损益以为体例也”［29］。即到宋朝，方志定型。元明时期，制定一统志凡例，体例逐渐规范化，清朝体例成熟。

　　从内容上看，方志从地理、历史、文学的交融，逐渐到荟萃地理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各类学科知识，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涵盖自然、人文等百科各业，“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30］。方志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方志兼容适应规律”［31］，也凸显了方志文化的兼容并蓄，即包容性。

　　方志文化能容纳、吸收多元文化，与区域内的农业文化、商业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等单一文化相比较，就呈现出多元化、全方位、综合性的特点。有学者指出，方志文化“就展现中国文化的历史长卷和文化风貌，和丰富地方文化及社会史的内涵方面，任何其他文献都是无法与其比拟的”［32］。可以说，正是方志文化的包容性，才使其不仅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独放异彩。

　　（四）方志文化的功能性

　　地方志编纂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方志有现实的实用价值，“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33］。方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积淀而成并突显出来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功能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历代方志学者编撰志书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东晋常璩在所撰的《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中指出：“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34］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说地方志书“事关兴替，理切安危”，明确编写《元和郡县图志》正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35］宋代郑兴裔为《广陵志》所写的序中直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36］。之后元、明、清修一统志，也是有其现实的功用，为了达到“上下相维，以持一统”，突出地方志“系于政而达之于政”的特点［37］。自古到今，地方志工作者编纂志书的目的突显了方志文化“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价值。

　　其二，中外知名学者大规模使用方志。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根据方志记载的植物分布及花开花落时间的变化，研究中国历代气候变化的规律，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出“方志时期”（1400—1900年），即利用数量众多的明清方志，探讨明清两代500年间长江、黄河流域气候变化的情况。屠呦呦从东晋葛洪编著的《肘后备急方》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从而获得灵感，提出了抗疟疾单体“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据不完全统计，从我国翻译海外汉学研究著作中，近60年来就有孔飞力等20多位美国学者出版了专著，使用了旧志（不含新志）550余种。［38］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作为方志“大用户”，成果丰硕，影响力巨大。他直接指出，在《纵乐的困惑》《秩序的沦陷》等书关注江南地区，就是因为江南地区留有许多笔记和地方志。［39］日本学者利用方志进行科研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方志文化的研究价值以及世界影响力。

　　其三，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清初，顾炎武就通过《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编写，开辟了一条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方志在规划编制、旅游开发、环境治理、人口控制、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等各方面切实发挥了“参谋”“资治”的作用。例如，上海至新疆伊宁的312国道的线路走向，是修志工作者从旧志古驿道的线路走向的信息中，分析得出并被国家交通部门采纳的。《黄山志》于1985年编纂完成，在黄山申报并获准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主编刘秉生利用该志资料，只用40天时间就完成了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蓝皮书，使得黄山成了世界级知名度的风景名胜区。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在北川县城重建阶段，中国城市规划研究规划设计院通过北川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乾隆《石泉县志》、道光《石泉县志》、民国《北川县志》和新编《北川县志》拟订北川新县城四个备选地址，等等。由此可见，方志文化确实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效益。

　　（五）方志文化的资料性

　　地方志是通过特定的体例体裁，按照存真求实、横排竖写、述而不论、详今略古、详新略旧等编纂原则，记载一定区域内的建置疆域、自然环境、历史沿革、职官典制、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文化艺术、政治军事等，是“一方之百科全书”、“一方之通史”。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言，“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资料”［41］。所以，方志文化的第一属性就是其资料性，它决定和影响方志文化的其它属性。

　　首先，方志文化的资料性体现在记述内容上。“他凡郡之所有，事无巨细，莫不皆然。”［42］“志之为体，当详于史”［43］，司马光视地方志为“博物之书”，在为《河南志》所写序言中说：“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优，无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篇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44］其次，方志文化的资料性体现在体例体裁的运用上。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的综合运用，“实现了综析有度，经纬分明，首尾相顾，多姿多彩的有序排列与合理交织”［45］，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志书内容，即志书的资料，凸显了方志文化资料性特征。再次，方志文化资料性的特征体现在志书的编纂原则上。例如横排竖写原则，即方志横排门类，确保资料的广泛；纵向记述，确保各个历史时期资料的连续，没有断线。述而不论原则，即寓观点于资料之中，没有主观的评论、判断，确保资料的真实、客观。详今略古原则，突出“以当时人、当地人而修当地的历史”［46］，确保最大限度记录当下历史，保存资料。正是有了这种方志体裁及编纂原则，才使各地在各个历史时期各方面的资料得以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

　　（六）方志文化的权威性

　　“志属信史。”［47］方志学者“调集数百家谱牒，经极详慎之去取别择，而得其经纬脉络……常人所不注意者，字字皆呕心血铸成……征引之书，不下四五百种”［48］，“其间一事一物，皆酌考众书，厘正讹谬，然后落笔”［49］，非常重视搜集史料，辩证史料，以确保志书资料的真实可信。同时方志工作者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50］，以确保志书质量，从而保证志书的可用性、可信性。方志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具有了权威性。

　　方志文化的权威性还表现在方志的“官修”传统，志书的“官书”性质。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大，国运昌盛，确立史志官修制度，打开了官修志书的新局面。宋代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设立了中央地方志机构。明清时期编修地方志逐渐形成制度，朝廷多次颁布诏令，对志书编修做出规定，清雍正六年（1728），颁布修志上谕，要求各省编修通志，“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51］，书编好后报送一统志馆，以便增辑成书。民国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政府也多次颁布修志政令，管理修志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台规范性文件，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发布《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建立由党委领导、政府主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提出依法治志，从而确保了地方志的权威性。志书的权威性，决定了其可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依据，可以帮助重现历史，确定位置，划定标识，体现了方志文化证据性的特征。可以说，方志文化的功能性源于其权威性。正因为此，方志文化有了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价值和功能。

　　民族性、地域性、包容性、功能性、资料性、权威性彼此交融，相互作用形成了方志文化自身的特殊属性和独特魅力，成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宝库、知识宝库、智慧宝库，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最灿烂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瑰宝，成为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础。

　　三、方志文化自信的内涵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52］方志文化自信就是方志文化主体对方志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度认同，对方志文化价值、意义的充分肯定，对方志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对方志文化建设的勇敢担当，对方志文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自信提供最基础、最深厚、最广泛的滋养。

　　（一）方志文化自信的宏观内涵

　　从宏观来讲，方志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对方志文化价值层面所拥有力量的坚强信心和充分肯定，对方志文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还专门就加强修史修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53］。李克强总理近两年来对地方志工作作了三次重要批示，其中“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明确了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定位；“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明确了当代地方志工作者的定位。刘延东副总理两次接见全国地方志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两次作出重要批示［54］2016年5月12日，王勇国务委员出席《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中央领导同志如此密集地就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发表重要讲话，足见党和国家对方志文化地位的高度认识，对方志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方志文化发展规律，科学谋划地方志事业发展，明确提出“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充分肯定了方志文化功能。2016年3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修史修志”，将地方志工作全面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工作任务，肯定了方志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作用。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再次肯定了方志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科学把握了方志文化发展道路。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强调“加强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修，加强地方史编写和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之中，肯定方志文化在我国文化建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的出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科学分析当前形势，对于方志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清醒认识，从国家层面凸显了方志文化自信。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中观内涵

　　从中观来讲，方志文化自信是包括全国地方志系统在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方志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认同、信任和坚守。其一，方志系统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职业认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具体表现为，一是方志系统对自身文化所形成的共识。在自身文化发展过程中，了解自身文化的特性，熟悉发展的历史，明确发展方向，把握发展规律，对自身生命力充满信心，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有“放眼世界的自信、担当和追求”［55］。在与其他文化相比较的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不可一世；也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理解并认同方志文化的深刻内涵，把握方志文化的独特性，明确方志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功能，尤其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二是方志系统对方志事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当前地方志正在从“一本书”向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转型，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的转型，从依法修志向依法治志转型。［56］明确地方志事业发展前景以及地方志事业在国家文化强国建设战略中的特殊位置，对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对地方志有高度的职业价值认同，职业价值自信。

　　其二，其他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方志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积极态度、对方志文化功能的认可信赖等。具体表现为：一是对方志文化的正确认识。方志文化延绵数千年，不仅有志书年鉴等海量物质成果，有法规、准则、条例等制度成果，还有在数千年修志过程形成的秉笔直书、经世致用、务实奉献、改革创新、团结协作等精神成果，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有着当代价值和恒久魅力。二是对方志文化“存史、资政、教化”功能的高度认可。因为方志文化与生俱来的资料性、地域性、功能型、权威性，使方志文化的价值、功能不仅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在世界文化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方志文化功能价值的特点主要有：适用范围广，有助于决策、研究、兴利、教育、发展经济等等；适用群体多，各行各业，无所不包；社会经济效益高，影响大。所以，这就是对方志文化功能价值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尊奉、坚守和虔诚”。

　　（三）方志文化自信的微观内涵

　　从微观来讲，方志文化自信是包括方志人在内的每一个社会个体对方志文化价值的认同，是个人在方志文化上“增进自我、扩展自我”［57］的表现。其一，方志人对自身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方志文化建设的勇敢担当。具体表现为，一是方志人在地方志事业上认同自我、发展自我、繁荣自我。方志人作为方志文化的主要建设者、创造者、传承人和记录者，明确自身定位，坚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将方志事业发展、方志文化建设与个人价值取向有机融合，将文化自信、方志文化自信与自我身份认同有机融合，将方志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文化强国建设与个人自身发展有机融合。二是方志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一种主体性心态的自然呈现。方志人在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过程中，主动担当，积极探索，有所作为；在不被人关注的岗位上，默默坚守，甘于奉献，锲而不舍，笔耕不辍；在遇到挫折时，勇于承担，积极寻求破解难题方案，“把纂修方志作为见用于时，实现自己理想的有为之事，即使身处逆境或面对艰难困苦，坚持修志不倦，甚至奉献毕生精力”［58］。

　　其二，其他社会个体、社会公众对方志文化的积极态度和价值诉求。具体表现为，一是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和家喻户晓的公众意识。志书不能“束之高阁”，方志文化也不能成为“精英文化”。方志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方志文化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有机结合，是能被社会公众所认识、所了解、所使用，从而进一步推进方志文化，成为潜在的方志人。二是主动在方志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方志文化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可谓是中华文化中最有潜在群众基础的文化。方志文化的特性，尤其是方志文化的资料性、地域性、功能性和权威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能在方志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四、建立方志文化自信的价值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大背景下，提出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方志文化确信和肯定的一种稳定心理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方志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

　　博大精深的方志文化以其独特的资源性、功能性、权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正如马光祖所说：“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59］要实现方志文化的价值，就应有足够的方志文化自信，为其提供“思想价值资源和心理依托”，这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方志文化的基本属性是地域性，可以说，方志文化来源于地域文化，又滋养了地域文化，打造属于一方水土的专有记忆。宋代陆游在嘉泰《会稽志》中写到，“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60］，明确指出编修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乡邦人士爱乡的热情。今天绍兴人读《会稽志》，自豪感油然而生。方志文化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爱乡爱国热情，投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所以说，方志文化凝聚了实现中国梦的人才力量，方志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61］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蕴含着方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方志文化自信为方志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养料，赋予其勃勃生机。所以说方志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

　　（二）方志文化自信致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62］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早已吹响。方志文化以其独特性，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方志文化自信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其一，有助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有助于应对世界多元文化冲突与碰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突出道德价值作用。而方志文化作为“伦理政治型文化”，几千年的方志文化发展史强调的就是血缘亲情、人伦关系、忠君爱国、人际和谐；仁政、德政，以礼治国；道德修身，奉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理想。［63］方志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方志文化自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力量。

　　其二，有助于提高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上有天然优势。方志文化自信作为一种心理状态，一方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识，另一方面也是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动力基础。

　　其三，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64］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主要通过走出去展示中国理念、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来形成。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最有民族性的方志文化，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播中华文化基因、展现全新的中国，可以为世界文化注入新的理念、新的血液。这必然要求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增强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底气。

　　（三）方志文化自信引领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然要求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全面升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的自觉引领行动的主动，方志文化自信是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巨大精神动力，事业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只有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方志文化，才能在行动上有所作为。例如，各级党委政府只有建立方志文化自信，才能主动落实“一纳入、八到位”，即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才能抓住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牛鼻子”，解决发展的后顾之忧。地方志系统只有建立方志文化自信，才能把握住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文化命脉，进一步深入挖掘方志文化价值内涵，阐发方志文化精髓，激发方志文化的升级与活力，主动推进地方志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才能主动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发展合力，把国家文化战略中对地方志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变为现实，在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实现地方志事业的价值。方志人只有建立方志文化自信，才能激发对方志事业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推进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增强自我价值主动性；也才能在实践中克服得了困难，耐得住寂寞，能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干劲投入地方志工作。

　　五、方志文化自信建立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方志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探究方志文化自信建立的路径就成为迫切的时代课题。总体来说，要探寻方志文化在我国几千年的源流，遵循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规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实现，从主观和客观方面以规划设计。

　　（一）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源于对方志文化的深刻认知

　　“文化自信的发生，源于对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当代文化、未来文化的认知和把握，缺乏对于自身文化的历史洞察、现实认同与未来憧憬，文化自信无从发生，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发生的前提。”［65］方志文化自信建立的前提，就是方志文化自信主体立足历史与现实，厘清方志文化的根源，明晰方志文化的发展脉络，掌握方志文化时代内涵，尤其是要充分认识方志文化特性，把握方志文化发展规律，明确方志文化发展目标，以及坚定方志文化自信目标实现等。通过这一认知过程，方志文化自信主体才能形成对方志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形成方志文化自信。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需要对方志文化发展的科学把握

　　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也是方志文化大繁荣的根本，是方志文化自信主体培养高度方志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主心骨与指南针。［66］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才能戒除方志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方志文化，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方志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建立文化自信的政治理论保证。另一方面，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对传统方志文化不忘本，要取其精华，结合时代特点推陈出新；对外来文化要兼容并蓄，既要广泛吸纳有益滋养，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也要包容文化差异，更要辩证取舍外来文化，坚决抵制糟粕。

　　（三）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根植方志事业的转型升级

　　方志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来自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方志文化自信来源于方志文化，又推进方志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所以，方志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就是方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是方志文化的载体——方志事业的科学全面发展。当前，地方志事业虽然处在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但是不得不承认其硬实力还是不够，其所承载的方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实力及影响相比，还未达到所应有的高度，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任重道远。要通过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提升方志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提高方志文化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增强方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进而建立方志文化自信。

　　（四）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依赖方志文化的传播影响

　　方志文化自信的构建不仅仅是建立在对方志文化的认知，还有经过比较、反思、批判、认同等一系列过程才逐步形成的。换句话说，没有宣传难以形成方志文化认知，没有交流难以形成科学的方志文化认知。一方面，要加强中华民族几千多年来方志文化历史与优秀方志文化成果的宣传教育。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地方志成果，推动方志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推动城乡方志文化建设，培育地方历史记忆，引导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方志、了解方志，从而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要加强方志文化对外交流，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畅通交流渠道，拓展交流范围，在交流过程中，充分展示方志文化的当代价值及永恒魅力，增强方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构建方志话语体系，扩大方志文化话语权，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建立理性、健康的方志文化自信。

　　六、结语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方志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不仅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还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国情、地情的切入点”［67］；不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地位和作用，而且在世界文化之林也占有独特位置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影响力。方志文化自信也因其独特魅力和价值，有了建立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带来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全球化后，方志文化走出去已经势在必行。正如鲁迅所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68］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过程中，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独特、最有价值的代表，应该也必须有所作为。方志文化要发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引领作用，当好领头羊，率先走向世界舞台。要凝聚方志力量，讲好方志故事，让更多体现方志文化特色、具有竞争力的方志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方志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之后，方志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最有根基、最有借鉴意义的代表，应该也必须勇敢担当。方志文化要通过扎根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各种资源，构建有方志魅力、中国魅力的文化话语体系；要通过树立方志文化自信，推广传播中国方志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当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之后，中国方志文化应当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

　　* 刘玉宏副主任、邱新立研究员、于伟平编审、和卫国研究员、杨军仕副研究员、刘永强副研究员、程方勇副研究员、周勇进副研究员、陈旭处长对本文部分内容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 冀祥德，男，山东省青州市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司法制度学、法律教育学，近年从事方志学研究；宋丽亚，女，山西省晋城市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 

　　［2］王静：《试论文化自信的四维根基》，《天府新论》2012年第3期。 

　　［3］张杰客：《文化自信生成于中国近代哲学视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25日第2版。 

　　［4］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2版。 

　　［5］《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第1版。 

　　［6］曲青山：《关于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 

　　［7］《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4版。 

　　［9］杜小杜：《（我在现场）习近平给澳门学生讲文化课》（2），人民网2014年12月21日。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1］《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人民日报》2016年6月30日第1版。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1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1版。 

　　［14］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下），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946页。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6］相关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2016年11月份对全国地方志系统工作进展情况的统计。 

　　［17］［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44～45页。 

　　［1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十五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581页。 

　　［1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十五卷），第4581页。 

　　［20］冀祥德：《论依法治志》，《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5期。 

　　［21］仓修良：《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84页。 

　　［22］王晶晶：《60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旧方志整理、研究与利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23］《中国地方志专业考察团赴美国、加拿大考察报告》，《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6期。 

　　［24］丁剑：《再论志书的地方性》，《黑龙江史志》1987年第1期。 

　　［25］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78页。 

　　［26］丁剑：《再论志书的地方性》，《黑龙江史志》1987年第1期。 

　　［27］笕桥镇志编纂委员会：《笕桥镇志》，中华书局，2016年。 

　　［28］梁启超：《说方志》，《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79页。 

　　［29］梁启超：《说方志》，《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278页。 

　　［30］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宝树园文存》卷2，中华书局，2011年，第184页。 

　　［31］梁耀武：《方志学研究中的规律认识》，《黑龙江史志》1998年第6期。 

　　［32］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3］梁启超：《龙游县志序》，《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336页。 

　　［34］（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1999年，第200页。 

　　［3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36］（宋）郑兴裔：《广陵志序》，《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7～218页。 

　　［37］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38］王晶晶：《60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旧方志整理、研究与利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39］郑诗亮、尹敏志：《上海书评：卜正民谈〈哈佛中国史〉》，澎湃新闻网，2017年1月15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forward＿1599785。 

　　［40］梅森：《方志学简论》，黄山书社，1997年，第67页。 

　　［41］陈桥驿：《陈桥驿方志论文集序》，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42］（明）黄仲昭：《邵武府志序》，《未轩文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清）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2页。 

　　［44］（宋）司马光：《河南志序》，《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65卷，《四部丛刊初编》0841，商务印书馆影印，1926年。 

　　［45］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下），第960页。 

　　［46］林天蔚：《地方文献论集》下册，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943页。 

　　［47］（清）章学诚：《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58页。 

　　［48］梁启超：《龙游县志序》，《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336页。 

　　［49］（北宋）赵抃：《成都古今集记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48页。 

　　［50］（清）章学诚：《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56页。 

　　［51］《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中华书局，1985年。 

　　［5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2010年第16期。 

　　［53］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5日视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将史志编修工作提升至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2015年7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协调各地党史、军史、档案、政协文史资料、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的力量，扶持民间研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要求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在抗战研究上发挥应有作用。 

　　［54］刘延东副总理2014年4月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参见《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11月，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上报的《当前全国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情况报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抓住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好形势，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地方志事业迈上新台阶；2015年1月又就编制《规划纲要》作出重要批示；2015年12月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地方志工作和地方志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参见《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期）。 

　　［55］刘林涛：《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56］冀祥德：《论依法治志》，《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5期。 

　　［57］刘林涛：《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58］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59］（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315页。 

　　［60］（宋）陆游：《嘉泰会稽志序》，《宋元方志丛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712页。 

　　［6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186页。 

　　［6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186页。 

　　［63］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6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65］黄晓波：《论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 

　　［66］刘芳：《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战略考量》，《理论学刊》2012年第1期。 

　　［67］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68］鲁迅：《致陈烟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本文原载《中国年鉴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