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09年)1月15日,山西省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党史、地方志分置,恢复地方志办公室。恢复成立省地方志办公室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山西省第二轮修志启而未动的关键时期,根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我省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从根本上理顺了地方志工作的体制,强化了组织指导全省地方志工作的行政功能,提高了作为执法主体的各级志办的政治地位,改善了地方志工作的社会环境,不仅奠定了二轮修志的组织基础,而且对于实现山西省依法修志,建立修志长效机制,保障地方志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地方志是中华文化之瑰宝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在长达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地方志薪火相传,既是客观的文化载体,又是厚重的历史积淀,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虽然学术界对地方志的起源尚有争议,有《禹贡》起源说、《周礼》起源说、《图经》起源说,不一而足,但最迟至东汉时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方志著述。唐宋时期渐趋定型,明清两代日趋繁盛。历代统治者重视、提倡地方志的编修,主要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保证了志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留下了体量硕大、卷帙浩繁的文化遗产,保存了大量珍贵、翔实的历史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方志达8200余种,10多万卷。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制定12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把编修地方志列为20个重点社会科学发展项目之一,并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开始了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初步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社会主义新方志蓬勃而起。在力量投入上、修志广度上、修志成效上,都创造了历史之最,抢救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修出了一大批名志佳作。在推动人类文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地方志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成了从旧方志到新方志的嬗变——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服务社会、更加注重鉴古知今、彰往昭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伟大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方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主脉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由此生成的方志文化,因其历史的悠久性、辐射的广泛性、内容的权威性等基本属性,不仅成为地域文化最丰富的载体、最厚重的有机构成,成为地域文化形成的重要推手、地域文化个性发育的孵化器,更是地域文化的基础、源头和主脉。
蔚为大观的方志宝库是规模最大的地域文化集群。地方志既有对自然地理的描述,更有对人文历史的记载。历史遗存是无声的历史,发掘、保存历史遗存是地方志存史资政、服务现实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本地域人文历史的记述,展示本地人杰地灵的物质面貌和精神风貌,从来就是地方志奉行不悖的宗旨。从这个层面上说,方志文化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地方志资源可以用来拓宽地域文化领域,丰富和发展新的地域文化。当前,在各地建设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强县的过程中,以资料丰富翔实、内容全面系统见长的地方志,既可以为当地的影视剧等文艺创作提供大量健康、有益的题材和素材,又可为编修地方党史、国史提供可靠、权威的一手资料,还能以创办地情信息中心、地情文献中心、地域研究咨询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直接投身地域文化的建设洪流,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
方志文化还是地域文化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和魅力所在。由于地理环境、生存方式、信仰习俗的不同,不同地域的人类活动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差异性。有“一方全史”之称的地方志,通过对地情的深入研究,能够找出文化差异产生和变迁的自然、社会背景及其规律,培育、发展、强化文化个性,为建设充满个性活力的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强县提供理论支撑。如今,各地蓬勃兴起的各种文化活动无一不是地域文化个性的培育与整合。从用历史人物冠名的文化节,到打造以历史传说、商贸文化等为核心的地域文化品牌,地方志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方志为记录大历史提供载体
两千年编修地方志的历史,积累下来的各种志书卷帙浩繁。据不完全统计,仅山西一省现存的历代旧志,就有700余种,完整的458种、约5000余卷,汇集了极其丰富的既往文献和地情资料。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编志?为什么有些朝代要轮番编志?因为志书是资政最直接的工具书。为什么中央修史地方编志,既要修史又要编志?何为史、何为志?这就需要进一步弄清史和志的关系。
史和志的共同点是记载对象的一致性,都是要记述以往和既发的事物、事件、人物,但两者又有很大区别。具体到什么是历史,马克思说:“过程就是历史。”历史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是指客观世界一切事物以往的发展运动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狭义的历史指人类社会以往发生、发展的过程。我们通常讲的历史是指狭义的历史。什么是志?国务院2006年5月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可见,志和史虽互有联系,但又各具特点。
那么新方志又有什么质的规定性呢?毫无疑问,新方志肯定要继承中华传统方志的血脉,但又有其不同之处。新方志有三大本质特征:一是它的纯客观性。历史有客观、主观之说,客观历史就是自然和人类发展的客观进程,主观历史是指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描述和记载。从认识论上讲,世界是可知的,人们可以认识客观历史,但主观历史能否真正反映客观历史,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往往有很大偏差。而新方志要求必须坚持“述而不论”“生不立传”“有则记之、亡者不述”这些志体的基本要求,对所有人、事、现象只作实事求是的记录,可谓真正的“求真存实”。二是志的全覆盖性。就是“虽微必录,无隐不宣”,要坚持把一山一水、一地一情、一行一业、一规一矩、一举一动的客观全貌,全面、系统、翔实、准确地记载下来,“数百里封域之事,群汇而笔之于书”。三是新展现性。这是新方志与旧方志最直观的区别,就是要顺应历史的发展,适应新的人群、新的社会阅读需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用新的手段、新的表现形式来展现历史。
二轮修志的记述内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是当今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有着纯客观性、全覆盖性、新展现性的新方志,为记录改革开放30年提供了体大思精的载体。我们没有理由不着眼于传承责任,为当代和后世编纂出更多更好的文化典藏,并散发出恒久的智慧和魅力;我们没有理由不着眼于中心工作,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更厚重更可靠的地情储备、战略支撑和科学依据,实现资源大省更快更好地向经济强省迈进;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着眼于改革发展全局,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和地域文化软实力中,把地方志锻造成为一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繁荣的基础力量。 (李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