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化五种意识

　　续修方志，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才能保证工作正常开展。我们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上而下、从部门到社会强化五种意识。

　　1、使命意识

　　续修方志是一项符合社会需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事业，起着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不仅有近期的社会效益，而且有久远的社会效益。作为续志工作者，一定要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强化使命意识，提高史德修养和业务水平，成为德才兼备的修志人才。历史上不少杰出的史官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圆满完成自己担负的重大任务，不辱使命。

　　2、法制意识

　　大力推进方志工作的法制化，通过法律形式来确定政府和修志机构的职能、职责和参与者的责任、义务，有效地组织各方面力量参与此项工作，制约不能履行责任和义务的机构和个人，让修志尽快步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依靠法律法规的支撑和制约，依法行政，使修志工作获得新局面、修志事业获得新发展。

　　3、服务意识

　　在新的历史时期，方志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服务，为各部门、各行业的工作、生产、管理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之提供全面的、科学的、可靠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方志的这一功能，决定了方志机构的服务地位，这就要求修志工作者增强服务意识。区史志办在对福山考察、论证、定名之后，就建议区规划部门在绘制福山区城区图时，把福山标注清楚。另外，建议福山区政府将“福山”进行开发，建设成为“福山”公园，使这座历史名山永远铭记在全区人民心中。

　　4、精品意识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系。志书是一方经济、社会、历史、人文的总体反映，不仅在当前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可以传诸后世，所以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增强创名志、出佳志的精品意识，要把精品意识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方志的内容和形式，从来都是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方志要出精品，必须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因循守旧是没有出路的。

　　5、现代意识

　　随着信息技术社会的到来，方志信息采集、编辑加工、数据与图形处理、排版及方志应用检索和事务管理等全部走上现代化道路。方志工作者如果不从观念上予以重视，不从素质上加以提高，将很难适应新志续修的客观需要，也必将贻误地方志事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必须增强现代意识，提高办公自动化水平，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二、坚持工作“三下”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基础牢固与否，决定志书的质量高低。因此，要始终把资料收集与运用，当成编纂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在整个组织编纂过程中，其总体分为两段：前期，为征集系统翔实资料阶段；后期，为容纳增补漏缺阶段。各段时间不同，侧重点各异，一言以蔽之：坚持工作“三下”。

　　1、队伍依靠部下

　　续修方志，队伍是关键，其选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业务能力第一。要不避信友亲朋，只求笔杆过硬；不急于求成，宁缺勿滥，非一步到位，乃逐步形成。我办由8人组成，其中有3位同志是上届修志主编和编辑，是此次修志业务骨干。另3位是借调干部，是此次修志中坚力量。还有两位新同志是大学生，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快。

　　福山区志为小编体制，初步打算设37编，其中有22个单位要写行业志，占全志的60％以上。行业志是区志的支脉。所以，在指导组建行业志班子人选上，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其中有11个单位17人参加过上届修志，都是现区志班子的部属。另有5个单位13人，虽未参与上届修志，他们有写作能力，有文字水平。

　　2、草稿成于笔下

　　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编史修志，人是第一要素，资料是第二要素，它决定着志书的质量和生命。所谓“成于”，在此专指“成功”。草稿成功之标准是：横不缺项，竖不断线，资料齐全，行事尽揽。此次修志，死材料多，活材料少。所谓“死材料”，就是1978年后的档案、书刊，年限不长，无社会失散之误。所谓“活材料”，即人们回忆的口碑材料，此次修志活材料极少。不管什么材料，由于认识水平不齐，取舍材料有别，指导人员应严格把关，力求将重要材料一网打尽，多多益善，宁多勿少。功夫要下在集材上，不走“捷径”，不笔下“生花”，运用万字资料，写成千字初稿，把缺材增补完成在草稿编撰之中。水利志的主编是上届水利志的主笔，经验多，动手早，应当说是轻车熟路，笔到稿成。但事业在发展，先进与后进对接。修志者老路好走，新路难行。如，在水利建设上，老是跳不出旧套路：水库工程、拦蓄工程，平塘工程等。就福山来说，过去门楼水库是福山农田灌溉的命脉，占60％以上。1985年后，变农田用水为城市供水，断了血脉。同时，境内中、小型水库因天旱或水库承包后，水价上涨，广大农户使不上，用不起，被迫之下，多数农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在各自承包的土地上打地头井，既方便，又经济。全区农户自打地头井4000余眼，灌溉面积达40％以上。这样的历史资料，政府不统计，水利部门不管，志书若不记，水浇地面积老的数据不能用，真的不统计，上报数据除了胡诌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当草稿出来后，我们发现问题，立即要其增补。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其一是认识上不去，认为地头打井不是政府行为，非现代化，不成体统；其二是工作难作，统计无人管，数据难确定。对这个问题，我们实事求是地补上了这个资料。《福山区水利志》单行本出版后，知情人及百姓阅后说：“焦点访谈，实事细记。”其它分志，专司人员皆与行业执笔者同甘。集材时，专业人员为行业志主笔服务；稿成后，行业志主笔为专业人员服务。毋庸置疑，行业情况不同，人员搭配不齐，不可避免地总有个别专业志草稿报送上来后，不理想、不合格、不满意。其中就体制而言，有总结报告式，有经验介绍式，有辞书课本式，有评议论说式，有新闻报道式，有散文笔记式，夹七杂八，各式纷呈。对此，我们分门别类，避其形式，追其资料，只要材料全，形式可改变。如民政志，局聘退休老民政主笔，专业人员虽跟踪指导，仍为总结模式。区志办专业人员接稿后，对照篇目，认真推敲，列出纲目，深入采访，缺项增之，断线补之，错误改之，体例正之。特别是对80年代后出现的新事物，如福利彩票、民间组织管理、社团登记、扶困解贫、低保救济、弃婴领养等，这些问题，敏感性大，政策性强，既要慎重对待，更需详细记载。全志6万余字，初稿完成，效果尚好。交通志，行业主笔在区志办专业人员协助下，经多次反复，顺利完成草稿，精心修改后，《福山区交通志》单行本业已出版，反响较好。对有些行业，如环保部门、建管部门、卫生部门等，自己完成行业志有困难，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对有人无主笔单位，让单位按篇目提供材料，专业人员协助编写；对无人无力部门，区志办“包办代替”，派员去搜集材料，调查情况，边整边写。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区志办负担是重了些，但掌握了主动权，不会被专业志拖住全志的后腿。

　　3、真情就在脚下

　　志书记事取材，向来是以文字资料为主。文字资料范围广，内容丰富，有很强的连续性和针对性，是修志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文字资料虽是志书主体，但不一定都是完整无误资料。地方志横涉百科，纵贯古今，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有很多是没有文字记录的，即使有记录，有时亦不必完全真实与恰当，这就要求我们迈开双脚，深入到广袤的大自然和社会中去，吸取营养，补充血液，吐故纳新。我们的原则是：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存真求实，挥笔正历史，运毫写春秋。就清洋河和大沽夹河发源地而言，历代《福山县志》皆记载在栖霞翠屏山和海阳的牧牛山，1990年新编市、区志改说清洋河发源栖霞老灵山。这两条河发源地到底在哪？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前赴栖霞和海阳实地考察，结论是郭落山和三海山。因郭落山地处栖霞城西南部，白洋河自西向东流入清洋河。大沽夹河发源于海阳市三海山。三海山水分流三海，为三河发源地：北经大沽夹河入黄海；东南经乳山河入乳山口；西南经富水河入金口。三海山的纬度、长度都高于或长于牧牛山。另如，隆山西县志载有明“龙甲石”刻在哪？无人知道。今年春天，在普查中找到，并予以保护。“虎窠洞”位于福山区台上村北、小天山北麓，洞高4米，宽5.5米，深7.5米，面积30平方米。上有龙王庙，下有清洋河，《登州府志》、《福山县志》皆有记载，旧时春秋季节，敬香者络绎不绝，热闹非凡。民国后，庙塌洞堵，无人过问。去年，我们深入实地，与村委会座谈，共议开发之计。今年，该村投资上设施，在洞外水库水面上架起浮桥，供游人览胜、垂钓，盛景火爆。

　　三、主编要“三主”　

　　编志的实践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一部志书的质量高低，不仅取决于端正的思想认识和正确的工作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主编。就我们福山来说，自1131年（金天会九年）建县以来，800多年历史，从明朝万历年间始修第一部《福山县志》，至今成书5部。凡担任县志主编者，皆为官宦仕绅。近一点说，1931年出版的《福山县志稿》是于宗潼主编，于宗潼是清光绪十五年进士，出任四川省劝业道，为饱学之士。我区上部《福山县志》主编柳宗铎，是195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毕业后一直着力于文字工作，先后在省人事厅、福山县委宣传部等重要部门任职，在国家和省以上刊物发表许多的文稿，是全区大名鼎鼎的“柳大学”。就自己而言虽名不见经传，但30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第一届修志的骨干。领导确定由我担任主任、主编。我深信，这是领导对自己的器重，也是本人的荣幸。身负历史重任，一定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现实工作负责，竭尽全力做好主编工作，写出一部经得起后人检验的高质量的志书来。我认为，主编要做好以下几点：

　　1、主编要“主管”

　　主编要充分发挥统帅作用。有句俗语，众手成志，成在一笔。也就是说要突出主编在修志工作中的主要地位，主编把众多编辑写出的书稿，从体例、文风、修辞等诸多方面统一起来，一挥而就。

　　其一是勾勒框架，制订篇目。篇目是志书的大纲，篇目制订得好，志书的质量也高。我们在制订篇目时，我作为主编，先坐下来学习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再找出本区特点，诸如地处沿海，华侨比例高，自古善烹饪，盛产大樱桃，改革开放后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以此勾勒出新志书的框架。我主张志书的篇目制订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也就是先制订出篇目，有个总体设计，再不断修改完善，使其符合事物发展必然规律。决不可以整天围绕篇目问题争论不休，为制订篇目一稿两稿，甚至半年一年过去，还没有像样的篇目。

　　其二是以主编为中心，全面开展征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篇目确定以后，我根据现有编写人员的实际水平和特长进行了分工。编辑人员根据分工，各自为战，各个击破。这时主编不能掉以轻心，高枕无忧，而要定期召开调度会，经常过问编辑进度，对一些重要单位，或者疑难问题，主编要亲自出马。本区产业区工作比较紧张，修志资料迟迟拿不出来，编辑去了几趟，无济于事。这时，我了解了情况，就要亲自“管”。今年4月我亲自到产业园区跟有关领导交谈，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并且让我推荐人材，我就把完成修水利志任务的得力人员推荐给他。该同志上任后，到我办请示，到烟台开发区取经，广泛收集资料，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经过3个月的努力，写出了3.5万字的稿子来。

　　2、主编要有“主见”

　　作为主编不能马马虎虎，人云亦云；不能只看眼前，要着眼长远，想到未来。这里讲两点。

　　其一是“福山”这座山的问题。本区由福山县改为烟台辖区，由山而得名。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福山”在哪里。在这次修志时，我下决心把它搞清楚。据明万历《福山县志》记载，公元1131年（金天会九年）置县。福山在县西北五里，相传刘豫为敌兵所追，避此山获免，叹曰：“真福地也。”因名山，并以名县。”福山，山体是圆形，直径300米，周长千米，海拔45米，虽为一座标志山，但因多年无人问津，而被遗忘。上次修志时，则误将其写为距城之三里处一小山丘，在20世纪20年代，修烟潍公路时夷为平地。为再现历史本来面目，以明后世，我请上次修志的主编柳宗铎先生一起分析，查找原因。我们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并亲自到实地考察，确认“福山”就是现在民间所称的“炮山”。所谓福山，就是旧时烽火台。“福山”之所以不为众人所知，我们分析，其一是刘豫政权只维持了6～7年，时间很短；其二是，刘豫登山只是官方活动，当时只有部分登州府衙官僚陪同，范围很小；其三是年代久远，以讹传讹。另外，“炮山”是20世纪50年代的军事地图所标记，福山旧志未有记载。根据旧志图录标示，除现在的“炮山”外，城附近的山均有标记，但“炮山”的位置县志标记为“福山”，同之，“炮山”就是“福山”。福山确定之后，柳宗铎先生也作了自我否定。因此，我与柳宗铎先生合写了《福山考释》一文在《烟台日报》上发表，以正视听。

　　其二是另辟蹊径，边搜集资料边编辑志稿。总结上次修志经验，不能坐等部门志编完，编辑再动手编志。从开展工作的实际情况看，有的部门在区政府召开会议之后闻风而动，着手开展提供资料工作，有的部门甚至是主要部门却置若罔闻。这种情况可能带有普遍性，各地均有此类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要编辑边搜集资料，边编辑稿件，绝不能贻误编志良机，即使单位提供的资料比较多，也恐怕不全面，不够用，我们就上来多少编多少，缺者再继续跑材料，加以补充，逐步完善。

　　3、主编要“编”

　　也就是说，作为主编一定要身先士卒，要亲自参与编写，要加强编志知识的学习，不断丰富自己，使自己成为方志学的博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作为志书主编，既要有崇高的思想，过人的组织才能，还要有博大精深的知识，不学无术，定无事功。一要提高素质，多读书。近三年来，我读了《史记》、《资治通鉴》、《方志编纂文论》、《方志学基础》、《方志续修指南》等书，不断充实自己。二要亲自编写志稿，不当甩手掌柜，也不能只顾自己埋头写作，还不能事无巨细必躬亲，而要当好导演，拿出自己的主导意见。我负责编写概述、科技、宗教、附录等。通过编写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提高自己的能力，指导全盘编志工作。

　　四、探讨断限问题

　　本次修志自1978年到2002年，照此规定，自然地理编可以不写，因为大山、大河、地质、地貌根本没有变化，或变化甚微，方言、风俗等编亦可不写，若是如此，志书就不完善。我记得省志办在2002年威海会议上，方志专家王复兴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主张，要把本次修志作为新一轮修志，不是续修，要把上限推到事物的发端。我赞成这个观点，从福山的老志书看，不管是哪个朝代编写的，都是从头开始，不是续修。应该这么看，虽说上次修志才过20年，我们这次若是把1978年以前的事情不写，或是少写都是不可取的。假如说我们成书后，领导看我们编写的志书，有的尚要查找以前的，就说政权编吧，要知道1978年以前的县长，市长等，该书没有，要看第一部志书，我们现在没有第一部，到那时，上哪里给领导去找呢？有些事情，光凭无题小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下限问题。要是定为下限到2002年，大事记延至搁笔。既然大事记可延至搁笔，其他编却为什么就不可延呢？我们说这次政府换届是2003年，现在当任的县长、市长等都入不了志，可是他们调整为编委会的主任，等咱的志书出版时，还要找他们争取拨款，试想一下，行吗，这不是给我们自己设了障碍，套上了枷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