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培棠

　　一、时代的召唤

　　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日趋势高涨。

　　长期被国民党政府无理关押的共产党员杜省吾，这时出狱返回杞县故乡。他为教育青年、积蓄抗日力量，在东门大街甜水井院筹办了一个穷苦青年补习班，校名为免费补习学校（以下简称“补校”）。我和张宏奎等二十余人入校学习。语文教师段佩铭（中共地下党员）向大家解释当时的抗战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说明我们这个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抗战救国人才。所以对内也可以叫“抗日骨干学习班”。在这个学校里，我们懂得了许多抗日道理，学唱抗日歌曲，激发了抗日热情。后来这个学校的同学大多数都参加到了抗战的行列。

　　学校办了三个月左右就合并到杞县私立大同中学去了。我在补校经潘效炳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段时间的经历，使我深明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大众打日本的，是穷苦人的组织，并积极寻找党组织。1938年1月20日，经过杜省吾、段佩铭同志介绍，我被批准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二、杜省吾校长

　　补校校长杜省吾，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封建家庭，在家乡及外地广有田产，在开封、郑州有商店，人称“杜三爷”。他生活却十分简朴，早晨一个烧饼，中午、晚上一个馒头，除一碗汤外很少吃菜，衣服自己洗补，外出多步行。自认家庭有罪，将原名字省物改为省吾，以提醒自己。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向自己罪恶的家庭和人吃人的旧社会宣战，当时人们叫他“傻子”、“神经病”，说他是“不走正路”的人。

　　学校开课以后，他只讲了三堂代数人就不见了，到外面办事的时候比他在校的时间多，甚至一两个月也不到校。除段佩铭一人在校坚持教学外，韩晓亭、王乐超等只挂个教员名并不来校任教。学生不知究竟；心中不满，都说：“校长不务正业”。段老师出来打圆场说：“咱们校是私立，免费的，校长教员是尽义务的，校长去聘请思想进步的教员去了，很快就会有新教员来。”并要求大家安心求学。以后徐宏九、王锐到校教英语、代数课。校长回来后，仍不到校视事，并把他的宿舍让给我这个没有房子住的学生，行动令人难测。后来才知道他经常去开封和农村活动，又去陕北奔波，为恢复杞县党的组织而忙个不休。9月下旬，经河南省委批准，恢复了以杜省吾同志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杞县委员会的组织。

　　三、“准汉奸”

　　补校教授的主要课程是新华社所发的文告，尤以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学习的重点。要求熟记、会背、能讲解，能到校外广为宣传，这些都给学生在思想上打下一个深刻的烙印。我们以十大纲领为指导思想，结合战事发展的形势，编写墙报、抄写传单，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广泛发动群众。

　　一天晚上在向段老师汇报工作，说起我的老房东、东门大街保长王尽忠的事。王因见我向群众宣传极为反感，他恶狠狠地说：“抗日！抗日！你小孩子懂得什么？人家日本人有的是飞机、大炮，那么多中央军都光打败仗，你胡说什么！”没等段老师开口，坐在一旁的校长杜省吾说：“他是‘准汉奸’”。

　　事情果不出杜校长所说，1938年6月1日早晨，日军侵占杞县城的时候，这个大腹便便的“准汉奸”带着几个狗腿子，手持膏药旗，毕恭毕敬地去迎接“皇军”去了。

　　四、到大同中学去

　　县委成立以后，杜省吾到大同中学任教，党的活动中心即转移到大同中学。大同中学是进步民主人士王毅斋先生在党的支持下私人创办的。（王以后与我党合作，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副省长，“文革”中遭迫害逝世），该校原有党的工作基础，师生思想比较进步，因此，党的活动中心放在大同中学是比较理想的。十月末，在韩晓亭等同志协助下，将补校并入大同中学。在补校时的课本《解放周刊》、《风雨》、《抵抗》、《抗战》等杂志，杜校长要我和潘效炳同学打着他写的“卖书童子团”的旗帜到大街上去卖，一份给一个铜板也行，向店员、小市民做宣传，所得款子要我俩自己买粮吃饭。大同中学有了党的领导，政治气氛更加高涨，抗日救亡活动更加活跃，逐步成为杞县政治活动的中心。

　　五、武装起来

　　1938年3月，我以大同书店店员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心县委的联络工作，后为省委秘密交通员，担任豫东各县的交通，由中心县委书记王静敏同志直接领导。

　　我和潘效炳一同去乡里做民运指导员的路上，曾相约以田程岩为中心，以高继成家为联络点，两个乡要搞起五十至八十条枪，以便迎击日寇到来，组成一个游击中队，坚持在乡下打游击。由于国民党的极力破坏，计划全部落了空。

　　南京、济南沦陷以后，日军企图合攻徐州，打通南北交通。根据局势的发展和省委的指示，5月初中心县委决定在大同中学开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军事训练由县委军事部长谭志政负责，政治教育由王静敏、段佩铭等负责。并由孟海若、刘伯泉、谭志政出面向县长交涉训练用的枪弹。几经催促，八面讨好的谢道安才让人送来了十五支不堪使用的旧步枪，子弹却颗粒不给。反而说，根本用不着枪支，用棍子比划一下就行了。经过几位热心同学的反复检修，只有五支勉强可以打开枪机，其余全部退回。记得是刘影同学从家中拿来五发子弹，成了我们的宝贝。训练休息时，大家好奇地摆弄起来，“砰”的一声，走了火。

　　报名参加训练班的有七十多人，因总是有人外出工作，每天实到六十人左右。过着半军队性的生活，排起队伍、扛起大枪、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大街上，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矮个子的段佩铭边走边打着拍子，雄壮有力，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真像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我走在队伍的最后，心里不知道有多美。这支学生队伍的建立，使全县人民的抗日情绪更为之一振，这个班的男女同学后来大部分成了睢杞太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骨干。

　　六、难忘的一天

　　1938年5月19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这天早饭后，队伍在城西彭庄东的田野里上课，由谭志政老师讲授游击战术。王静敏老师骑车赶来把我叫出说：你现在就去开封送信。说着便把两封信和自行车交给我。我调转了车头正要上路，突然，一架敌机飞临县城上空。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第一次窜到杞县上空。家乡，今天已处在敌人威迫之下了。

　　我顺路回家看了一下，于九点半赶到陈留县民运指导员办公室，把一封信交给县委书记庄志夫。他看过信向我介绍了另一位同志，说今后他本人不在时，我俩可以联系。我谢绝他们的热情挽留，握手告别。从岗哨盘查行人的情况看，军人开始提高了警惕，心情也有些紧张。

　　十二点过后，在河南大学西边同乐街十四号《风雨》杂志社的前院找到小学教员王澜西。这所小学房子很少，设备简单，学生都放学吃饭去了，据说学生都是职工子弟。我把信交给他。王安排我先吃饭，等待省委指示。下午近两点，他领来一位身材魁伟、面貌慈祥、态度和蔼的中年人和我接谈。询问过杞县近况后又同我拉家常，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吴芝圃，过去叫吴殿祥。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吴殿祥！”这是多么熟悉而又响亮的名字呀。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曾率领着农民起义军攻占县城的壮举，顿时更加起敬。我兴奋地唱起流传已久的民谣：“少年英雄吴殿祥，一十八岁坐正堂，为咱百姓拿主张，贪官污吏一扫光。”“吴老殿，真是凶，带领农军百万兵……”他微笑着说：“你也知道。”“是听老人们说的……。”他高兴地向我交待了今后的任务和领导关系，又拿出一封信交给我说：民权、兰封、考城一带的同志都转到黄河以北去了，现在还未取得联系，你们可利用熟人去找，双方都设法……。

　　太阳西斜，我离开同乐街。防空警报接二连三，不时有敌机骚扰，加上陇海公路被破坏，待我赶回杞县时，天早已黑了。穿过几条大街未遇一个行人，走进校园也不见一点动静，我心里很是纳闷，忙调转车子向大同书店走去。这时马庆华同志从侧房里出来喊住我说：今天下午有一队日本骑兵窜到城北铁岗。为避免意外，己动员百姓暂时撤出城去。师生们今晚暂到城南马新庄，要你回来后到马培元家中找他们，我留下来就是给你送信的。我约他一同走，他说到北街还有事。我急忙带上一条被子赶快奔出城门。走到马培元家门前时，天已经黑得对面看不见人，听旁边有人在说话，原来是王静敏和几位老师躺在麦秸堆上讨论明天的行动问题。见到老师和同学们，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我向王静敏同志简要作了汇报，他非常满意我在今天能够赶回来。一天的奔波已使我感到十分疲劳，我向麦秸堆上一躺，就进入了梦乡。

　　七、组建队伍

　　二十日早上，王静敏领着训练班的师生四十余人向南进发，中午到达傅集西门里县立第二高小住下。19日下午谭志政同志已率范中方、侯德忠等几位同学从学校到邢口以北一带村庄组织武装去了，他乘回来开会之机，按军队的组织形式把我们编成三个战斗班，自任队长。一、二两个班的男同学负责站岗放哨、送信、运粮、筹枪扩军。三班由赵抒、王雨琴、刘海芳、钟汉莲、李润芝、谷秀兰等几名女同学组成，除负责宣传工作外，轮流负责做饭。王可顺同学年纪大几岁，忙着跑里跑外负责办伙食。

　　一天晚上，一班长邓锡光带我的岗，给我一发子弹，并帮我放进枪膛里，一再嘱咐不要走火，邓说他也只有一发子弹，下余的两发和一枚手榴弹，队长留着有情况时使用。

　　王静敏、杜省吾、孟海若、韩晓亭、王乐超、段佩铭、徐洪久等几位老师和谭志政一样，分别带着几个同学到周围各村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去了。有的同学把枪支从家中背来正式参军入伍。人员是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谁也弄不清每天有多少人在队里吃饭，常常不是饭多没人吃，就是饭少不够吃，很难掌握。

　　一天下午我和刘海芳正排练河南坠子，段佩铭老师把我叫出来，交待要我立即到商丘北站弄子弹。谭志政老师老远就招呼说：“你不要再和他讲了，不让他去了。”段问：“怎么变了？”“这么要紧的事，让他一个小孩子去，就是找得到，兵荒马乱的也弄不回来，我现在带几个人一同去。”我听他说得有理，要求同去。谭说：“你个子小，走路不行，已经有人了”。不巧，第二天我患了痢疾，一连几天不能行动。

　　谭志政等出发的第二天午后，就骑回一匹大黑骡，带着一支崭新的“中正”式步枪回来了。原来他们在睢县以东，遇见溃退下来的三五成群的军队。百而八十的、三百五百的，人数越来越多，有步行的伤兵，有乘坐太平车的官长，大道上人流逾来逾密。这些溃军沿途抢劫百姓的财物，一群群的老百姓也开始逃难。这匹黑骡子就是他们从散兵手中缴来的。

　　久经旧军队生活的谭队长根据这一混乱情况判断：“有成营成团的部队向后溃退说明，徐州前线失利，再去商丘已经晚了，我们自己快抢时间抓紧干吧”。

　　他们在睢县以东所遇到的混乱情况，第二天就一幕幕的展现到傅集的周围，钟汉莲同学的父母带着一家老小已从县北逃来。训练班的同学们分散在各村更加紧张的工作着。

　　溃军，各自争相逃命，真是溃不成军，谁也难以控制。“我们师规定到周口集合”；“我们军队到漂河集合”；总之，向汉口方向溃退。我向一个江西口音的老班长打听：“前面到底打得怎么样？”“别提了小兄弟，我连一枪也没有放，上边就叫往下撤。你看我这四十五排子弹一发也不少”。“那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吧！”“官长们早在集合地点等着我们哩，我要不去集合点，这七个月的军饷一个也拿不到，我们当兵的不图升官，钱还得给我们养家呀”。

　　豫东黄淮一带是一个肥沃千里的大平原，五月风暖，麦浪金黄，多么美好的故乡。如今，坏官溃军逃走了，鬼子兵杀来了。乡亲们逃向何处，奔向何方啊！我怀着这令人难以感受的激愤心情，抱病沉思，写个无题杂感：

　　国破家亡铁蹄前，溃军毛贼地生烟。

　　风展红旗陕甘宁，八路四军斩故顽。

　　游击健儿揭竿起，生死搏斗风火年。

　　漫语杞人忧天呓，大同一校一重山。

　　八、转移会师

　　前线！在文艺小说中，在战地记者的报导里，过去看到过。站在杞县县城周围及一直延伸到东北各乡早已修筑好的战壕、地堡、瞭望塔的工事旁边，谁能想到过这里会成为前线呢？

　　“下午四点钟，日军先头部队在西陵寺一带吃饭”，傍晚传来了惊人的消息。王静敏让杜省吾等先带留守的同志转移到荆岗待命，他领少数同志通知分散各地的人员在庞屯集中，并派出人员进一步了解情况。我拖着疲倦的病体到荆岗后就睡着了。

　　6月1日天刚蒙蒙亮，王可顺嚷着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别人都吃过饭了，你怎么还睡呢？快吃饭，队伍马上出发了。”我艰难地站起来，枪炮声越来越近，他跑去拿来两个饼子给我说：“快走，边走边吃，队伍已经出发了”。在蒙蒙细雨中，我俩赶上了队伍。

　　枪声响了一阵，日军迂回占领了杞县城，敌机追逐着溃退的士兵扫射、轰炸。而防御敌人的大军，还未来得及进入工事，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我幸运地捡了一支步枪扛在肩上，精神头更大了。杜兴国同志在泥泞中推着自行车很是吃力，我俩距队伍不到半里路，时近时远地走在后边。

　　下午到扶沟县吕谭中学住下，与豫东特委联系，5日接到省委指示：“迅速返回杞县找吴芝圃同志联系，一切问题均由吴决定。”6日除留下段佩铭同志等候省委对女同志的安排指示外，其余二十余人由王静敏同志带领直抵吴的家乡赵村。方知吴芝圃同志于杞县沦陷当天上午，受命返杞组织豫东工委领导人民抗日。他迅速办了移交，当天黄昏离开省城，绕道尉氏回到赵村，现已开始工作三天了，组织了几股小的武装，正在找我们。大家听说既感到不安，又感到兴奋。以后每当唱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时，总是联想到吴芝圃同志的这次行动，不久，段佩铭同志也带着几位女同志到赵村来汇合。

　　九、打起旗帜

　　大家相聚，信心倍增。7日汇集了各方情况，8日成立了豫东工委（暂归豫东特委领导）。工委决定把能够集中起来的人、枪，迅速集中起来，打起旗帜，保卫自己，派出人员恢复党的组织，与各方有关人员广泛联系，扩大队伍，与敌人抢时间，尽快地组织起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扩大政治影响。

　　9、10、11日三天，谭志政、孟海若、范中方、李芝荣、赵绍武、杨宏献、谢青料、任风瑞等同志各带所有人、枪，先后到达赵村。11日上午全部人、枪在赵村北一里处丁庄集合，由谭志政负责将大小十一个单位的120余人，统一编为一个中队、三个分队、九个班。领导人在赵村开会公推吴芝圃为司令，孟海若为副司令，韩晓亭为秘书。谭志政为中队长，王静敏为指导员，具体负责部队的管理、训练工作。下午开赴宋庄驻训。

　　当时开展扩大武装、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主要有：杜省吾、王乐超、郭景尧、江程九、王旭廷、孔寅初、靳玉久、王亦言、白辛夫、王宏君、王宏儒、杜力生、王秩然、胡相三、任秀铎、马培元、王介夫、王林贞、刘继禹、任晓天、杨国才、孔泽友等人。

　　十、君子会议

　　在豫东工委领导下，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队伍人、枪不断增多，工作很快就绪。因为很多溃兵的武器落入土匪手中，他们如被敌人利用，局面将对我们很不利。工委决定由吴、孟出面召开一次君子会议，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吴芝圃是领导农民起义赫赫有名的造反头领，孟海若是杞县大地主、资本家的少爷，当地一些出身绿林的好汉对他俩无不刮目相看，通过亲友关系，对我们的善意邀请不便推辞。同时在新形势下今后怎么办，他们心中无数，也想探个口气。李子安、杨风银、曹德林、李继书、刘锐亭等头目均如约赴会。

　　会议达成约法三章：

　　（一）各自经营，共同抗日，团结互助，互不相扰。互相保障过境人员及家属的安全。

　　（二）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不害百姓，不扰地方，维持地方安宁。

　　（三）君子协议，忠义为本。对叛国附敌当汉奸者，大家共讨之。

　　事实证明，参加君子会议的各部，基本上作到了上述诺言，欺压人民的行为均有所收敛。他们中的大多数队伍，于1939年春节后自愿参加了我新四军，开赴豫、皖、苏前线作战。

　　李卫国、李振国、孟兆华等原来被国民党拉得较紧的少数同伙，后来公开投降日寇，当了汉奸，遗臭万年。

　　十一、睢杞武装整编

　　睢县党委在县委书记张缉五及白辛夫、王广文、任秀铎等同志领导下，此时也组织起百余人的武装，活动在睢县西南地区。在与豫东工委取得联系后，和杞县武装形成椅角，互相支持。当时在吴芝圃收编的30多个散兵游勇中，有两个排长进行煽动破坏，说什么跟着这些穷游击队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妄图叛逃为匪作乱，继续危害百姓。睢、杞两县武装汇集于两县交界处的杨楼村，收缴了他们的武器，遣散了不愿继续抗日的人员。

　　两县武装开往大郑庄统一整编为两个中队。睢县武装为第二中队，中队长王广文，指导员张缉五。两个中队轮流派出小分队，不断到杞县城郊侦察敌情，袭拉日军，取得一些小胜利，缴获了部分战利品，部队士气更加高涨，队伍日益扩大。

　　不久王海山同志由省委来，部队又整编为豫东人民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王海山、政委吴芝圃、副司令孟海若、政治处主任王静敏。下辖两个大队：一大队长谭志政、教导员杜力生；二大队长张缉五、教导员白辛夫。

　　以后，苗久润、由久瑞、秦卓然在睢县平岗以南组织起的一百余人武装和江郎山等在睢县近郊组织起的四十余人武装，也相继编入三支队。从而三支队的声势更大、影响更广了，三支队已成了一支抗日救国的有生力量。

　　十二、光辉的名字

　　部队住在傅集东边七、八里一个小村子时，在刘继禹同志的家里召开了专门为部队命名的小型会议。到会的人员有王海山、孟海若、王静敏、张缉五、韩晓亭、吴芝圃等人，杜省吾急着外出，会议没开始就走了。刚刚调来的警卫员李玉桐负责门口警卫，技术书记冯金声和我负责会场勤务。大家坐在院内一个小方桌周围，由吴芝圃主持会议。

　　“睢、杞、太人民游击总队”；“八路军睢、杞、太游击队”；“豫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一战区豫东人民游击支队”等等，大家提出了不少方案。会议均认为不够尽善尽美，特别是冠以“第一战区”更不恰当。最后吴芝圃作总结性发言说：“不经人家同意，我们不能用八路军或第一战区的名义，如用战区的名义，到哪里去找他们批准？不批准就是冒充，怪罪下来就要治罪。批准了也不会供你军械、军饷，一切还得靠自己。不服从改编、调动；不接受检查、指挥；不请示报告，就犯军法、军纪，我们也无法保密。所以谁的名义也不能用，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名义好。今后随着部队的扩大，睢、杞、太这个名字也要改一下。今天早上与省吾、晓亭一块商量了一个名称，叫‘豫东人民游击第三支队’，我们地处豫东，可在全豫东地区活动。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权力，不要什么人批准。敌人从徐州方向来，商丘、永城一带的党和人民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民权、考城地区的党和人民也有一支抗日武装。我们是第三支抗日武装，所以就叫第三支队，大家看是否可以。”他的话一停，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含有省委战略部署的命名。会后大家分成两个小组向部队进行传达教育。就这样“豫东人民游击第三支队”正式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光辉名称。

　　韩晓亭忙叫本村的老党员刘继禹帮忙找来一块长方型的梨木和刀具。冯金声学过木刻，他立即动手刻成个大“官防”。从此，白纸黑字加盖上大红印记，显得威严多了。

　　作者简介：

　　任培棠，河南杞县人，1921年生，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沈阳军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