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指示我由安阳转到开封。我的一个本家爷爷郭缄蕴（宪文）是伪省财政厅厅长，他在开封契税经理局给我安排了一个事务主任。7月中下旬，总部情报处决定建立开封情报站，我任站长，代号51。

　　开封的工作是滕代远同志直接领导的。除我回去直接向他们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外，他还四次派人来开封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首次派来的是李成（1943年3月），以后是林一（1944年12月）、申伯纯（1945年春）、席一（1945年8月）。

　　早在1942年5月，上级便派章铭到开封收集情报，由我介绍到妓女检治所（当时我在安阳立足搞地下工作），后派到商丘做伪军张岚峰的工作。同年十月，又派孙永德（女，化名李瑞兰，现名为吴敏）来开封，考入静宜女中读书。她由解放区到安阳后，扮成我的表妹。我来开封后不久，将安阳的地下党员、铁路工人（见习司炉）刘洪涛（刘润梓）调来，做交通工作（开封至安阳一线）。以后来开封的有：金克（1943年冬）、曾洁光（化名曹省三，1943年12月）、刘亚平（杨玺东，1944年春）、马怀谟（1944年秋）、赵荣贵（1944年冬或次年春）、唐醒民（化名王贵、王万里、王鹏飞，1945年春）。

　　情报站下设有联络站（设在妓女检治所）由曾洁光负责，接待来往人员并传递信件。此外，在情报站机关内建有党小组，由郭有义、金克、吴敏、赵荣贵组成，金克任组长。

　　我们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依靠下层，分化上层。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任务是收集情报，发展组织。方法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当时开封的形势与我们的工作策略是这样的：

　　处于上层统治者可以分作三派，一派是以中国留日学生为核心组成的亲日派，一派是部分地主、资产阶级人物因财产沦陷，在日寇占领区当奴才，以保存他们的财产；一派就是在“曲线救国论”的口号下，有计划地进入敌区的国民党人。

　　处于下层的工人、农民、学生、店员和一些公教人员，逃走无路费，即使能到后方也无职业，只好在当地受着日伪的压迫与剥削。这些群众是我们的工作基础。

　　对于统治者的工作策略：在敌占区搞情报的国民党人，上级有指示不叫我们同其接近，以防止受破坏。为了搞情报，我们可以接近亲日派，但想争取他们自觉地为我们工作，是困难的。因此他们不是我们的主要争取对象。至于在敌占区当奴才的地主、资产阶级人物，多属两面派。不过，其中的中小地主、资产阶级人物，由于我党的威望和统战政策的正确，大多倾向于我们。我们也主要是争取他们。

　　我在开封直接发展的党员有胡万杰（1944年春）、张以诚（1944年冬）、马良（胡伯虞，1945年3月）。此外还有郭向新、马志新（郭志新）等。

　　1944年春，我派张以诚（汪伪南京大陆通讯社开封分社记者）先后去民权伪军朱广仁（时任伪城关区区长，后为该县伪警备队队长）部和兰封县伪军张绍儒（县警备联队联队长）部活动，以争取朱广仁、张绍儒。年底，张以诚代表党组织与朱、张二人正式建立关系。这为以后的争取工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曾洁光争取了伪孙良诚部副官张士瑞，张又介绍河北省保安队第十二团营长裴晋三（张和裴系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同学）和我们认识，并发展了他们入党。刘洪涛和马良分别发展了孙良诚的随从副官栗福德、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驻汴办事处的译电员董国英（后为电台台长）。秋，胡万杰发展伪警察厅指纹检验所人员万景春，刘洪涛发展了火车司机魏儆、司炉邵耀扬和售票员申鸿庆、吴立权。1945年初，马良打入伪庞炳勋部开封执法队，春，刘洪涛打入伪开封铁路局铁道别动队任联络主任。通过这些活动，很快打开了局面，创造了收集、转送情报和接送、安排来往同志的方便条件。对此，曾洁光、胡万杰、刘洪涛、马良、郭向新、马志新、申鸿庆等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5年春天，情报站通过总部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的介绍，同伪第二方面军驻汴办事处主任李子铎和伪第二方面军第一军驻汴办事处主任黄溥泉建立了关系。李、黄二人给我们通消息、送电池、找房子、打掩护等。

　　在此期间，情报站主要收集了日伪部队兵力和调动，政府机构、特务机关、汉奸组织、政治经济和日、蒋、汪合流勾结等军事、政治情报。

　　作者简介：

　　郭有义，河南省林县人。1943年7月，郭有义负责建立十八集团军前总情报处开封情报站，郭有义任站长。1946年3月，郭有义任中共晋冀鲁豫城工部开封工委书记，负责领导工运、民运、兵运及学运。